中国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制度模式探析

生态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制度层面分析了中国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基本状况、模式特点与成因,并对中国未来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取向进行探讨。中国在生态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中央政府主导型的制度模式,这主要表现在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安排特点、治理权力分配与规制政策工具等四个层面。这种制度模式的形成与中国所处的现代化发展阶段、市场发育程度、公民社会发展程度及政府激励结构等因素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应更加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社会公众及市场机制在推动生态现代化中的作用,形成国家与社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市场与行政共同协调治理生态环境的动力机制。     

社区参与中的政府赋权逻辑——四种治理模式考察

近年来,地方治理创新不断出现,社会参与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主要方向,地方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中赋权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执行以及监督评估等。文章从赋权给谁、赋权方式、赋权工具以及赋权后的治理效果等几个维度考察了四种新型治理模式的运作,阐述了政府赋权的经济逻辑由政府全权埋单到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行政逻辑由行政服务到整合社会力量促进行政变革、责任逻辑由单一负责主体到多方承担公共责任以及政治逻辑由实现民主的输出到塑造社区的新社会资本,揭示了在中国政治社会背景下赋权参与是实施参与式民主的首要环节和社会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     

群团组织改革的基础是厘清政府权责范围并合理调配行政资源——以人口新形势下计划生育多元共治为例

群团组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动力,可以发挥两方面重要作用:一是促进政府、市场、社会的边界厘清,架起群众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二是充分反映各方面诉求,形成信息共享、协调各方的公共服务平台并高效精准地提供公共服务.但目前多数群团组织行政化色彩较浓且自身能力较弱,必须将自身改革和政府放权结合起来才可能发挥这样的作用.以计划生育工作为例,其在人口新形势下需要转变行政强制并主导的模式,在计划生育协会改革的基础上形成多元共治模式,形成对控制超生和按政策生“足”的双向激励并加强家庭计划服务.这个转变的基础是厘清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政府权责范围并将其行政资源合理转移至计生协,这需要首先明确可以移交的相关权利和行政资源,再通过改革增强计生协能力的同时形成计生协与政府的合作模式.     

论基层运动型治理——兼与周雪光等商榷

如果说国家运动型治理的研究呈现了国家治理的形态和运动型机制的政治逻辑(背后往往暗含着国家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取向和关怀),那么基层运动型治理的研究则鲜活地展现了基层治理的特征和运动型机制的行政逻辑。与国家运动型治理不同,基层运动型治理是一种常规性的行政机制,而非临时的、任意发动的、非常规化的政治机制。在实际运作中,基层运动型治理与官僚体制互相依存、交织运作,应对基层政府的"中心工作",实践基层社会治理。基于其行政逻辑,基层运动型治理往往更多地考虑基层政府本身的有效性,而非社会有效性。     

网络舆情发展视阈下的社会管理创新能力建设

网络舆情的兴起和发展深刻地改变着我国的政治生态环境和公民的政治参与模式,在为现代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完善提供新的条件的同时,也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信息公开化、行政透明化逐步推进的今天,重视网络舆情对社会的影响,发挥网络舆情的功能,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搭建快速广泛的沟通平台,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是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能力建设的重要体现。     

行政调适性：理解乡镇“组线治理”机制创新的一个分析视角——基于湖南省C镇的案例研究

从行政调适性的分析视角来看,转型期乡镇的治理逻辑与运行机制表现为国家权力深度介入与一线治理有效的双向调适过程。近年来,国家逐步调整纵向的权力分配结构,试图自上而下地规制基层治理体系,依托条线持续输入工作任务,形塑了基层“多中心工作”的治理格局。然而,压力密集传导并未提升乡镇治理效能,反而强化了行政体系对政治动员的依赖,造成基层治理体系刚性化的转型困境。为了应对中心工作扩大化压力、提升行政合理化程度,乡镇政府推动“组线治理”改革实践,通过划分组线设置、配备组线干部、包干组线责任和激励组线动员,再造乡镇科层体制的权力运行模式,对行政资源进行常态化激活。“组线治理”调适了压力体制与常态动员、资源限制与治理有效、一线治理与乡镇调度间的张力,映射了乡镇治理机制创新的行政调适性维度,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     

县级政府行政成本规模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剖析

县级政府行政成本规模适度与否、其职能实施的绩效如何,已经成为影响基层政权运行状况、县域经济发展态势,并最终影响社会安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问题。将县级政府行政成本规模与县域经济发展问题整合思考,描述分析县级政府行政成本规模的现状及其原因,结论是:我国县级政府行政成本规模与县域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逆相关关系,促进县域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措施就是,必须及时有效地控制县级政府行政成本规模。     

税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演进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要求必需加快财税制度改革.为此,要从国家治理高度重新定位税收属性,以税收公共性为逻辑起点,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坚持税收法制化、科学性、互动性原则,实现由单向主导向合作互动税收治理模式转变,推行税收治理结构分化、税收治理体系重构和税收治理功能再造的演进路径,充分发挥税收的政治、经济、社会作用以实现税收现代化目标.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及思考

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关键部分,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研究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文章从探析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改革的角度,通过总结历来的行政体制改革以阐述地方政府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路径。在探析大部制的政府架构、权力下放、设想雄安新区政府模式的基础上,拓展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将新型政府管理改革模式全面客观地展现出来,并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未来发展进行设想,从而为加快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思考与建议。     

中国农村开发式扶贫机制解析——以沪滇合作为例

中国经济的普遍增长与政府的积极作为被学界认为是中国政府战胜贫困的两大因素。中国扶贫机制的特征有三:1.政府、市场、社会方式同时发挥作用;2.各种方式之间的整合广泛存在;3.在整合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以上两个因素并不能很好展示中国扶贫模式背后的逻辑。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制度化、经常化的"跨界"整合以增进公共价值。我国农村扶贫也具有这种多元整合的特征,其与整体性治理理论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本文从整体性治理理论出发,以我国扶贫格局中的东西协作为案例以展现我国农村扶贫中政府主导下多元整合的扶贫模式。     

“枫桥经验”何以长青?

通过典型治理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治理传统。本文以"枫桥经验"为例,从政治机会结构、经验禀赋与政府运作三个维度考察其五十多年发展演变的深层逻辑。研究发现,"枫桥经验"之所以长青,既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和自下而上的地方政府实践上下配合的产物,也是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的经验禀赋和政治机会结构内外互构的结果,加之,中间桥梁机制为经验的复活和翻新提供有效支撑,"枫桥经验"实现了从阶级斗争经验向人民内部矛盾经验的转变,也实现了从社会治安经验、维稳经验向社会治理经验的继替发展,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     

新时代智慧社区建设的逻辑自洽与路径研究

我国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和数字社会的蓬勃发展,为社区迈入智慧发展阶段创造了结构性调整机遇。技术赋能和社会建构的调适互动使智慧社区得以逻辑自洽,并实现对原有管理及服务系统的重塑和优化。当前,各级政府将智慧社区建设作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从做好顶层设计、聚焦社区核心需求、积淀扩大社区建设成果等方面进行有益探索。新形势下,需明确主体角色、提升整合水平,并健全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避免行政化和碎片化倾向,以系统性思维推进新时代智慧社区高质量建设。     

两岸农村社会治理比较:台湾经验借鉴

基于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考察了台湾和中国大陆农村社会组织结构,其差异本质上反映了两岸农村社会治理的不同,特别是台湾农村社会以农会为主要载体,与政府形成合作伙伴关系,有效增强了政府农村发展的政策效能的治理模式,对中国大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前,中国大陆农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领域呈现多中心治理困境,其根源是公共权力资源配置的单极化以及"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统"一经营功能缺失。借鉴台湾农村社会治理经验,以农民的再组织化为主导——构建综合性农民合作社,实现农村社会的自主和民主治理从而有助于构建现代化的国家农村治理体系。     

精准扶贫嵌入与全面脱贫的基层治理逻辑

全面脱贫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应有之义.在经历了体制改革扶贫和开发式扶贫阶段后,精准扶贫战略成为完成全面脱贫任务的制度保障.精准扶贫战略的制度设计、政策运行契合了当前中国贫困人口结构现状,成为政府主导推动的制度化、组织化反贫困行动.通过驻村工作队的组织嵌入、扶贫资源对贫困户内生需求的嵌入,以及行政动员与社会动员的互嵌,实现了精准扶贫目标的靶向准确和国家扶贫意志的贯彻.在运动式贫困治理背景下,精准扶贫形塑出基层组织积极治理和精细化治理的逻辑,并重构了县乡村责任共同体,实现了外部扶贫组织体系与基层治理体系的有效结合.在政府组织、资源输入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基层组织贫困治理能力,建立群众广泛参与的反贫困机制,成为保障全面脱贫稳定实现和贫困群体长远脱贫的基础.     

从政府主导走向院所治理:公益类科研机构“去行政化”改革研究

公立科研机构行政化,不仅有违科研活动的基本规律,而且与公立科研机构正在探索建立的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相悖。解决公立科研机构"去行政化"改革所遭遇的政府与科研机构关系错位、科研机构自主治理权缺失、科层制下官僚文化的制度困境等深层次问题,必须在科技体制改革目标的指导下,设计科技行政资源审批和配置制衡模式,合理界定行政权和学术权,让科研机构管理模式从政府主导向院所治理转变,从而破解科研机构体制行政化难题。     

新时代海洋渔业资源治理的理论探讨与实践

通过对海洋渔业资源治理理论发展的梳理,结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需求,界定了新时代海洋渔业资源治理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在法律框架下,尊重文化传统,遵循海洋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通过行政管理、经济政策和社会治理等多种手段和方式,最终实现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协同保护的过程。系统回顾了70年来我国海洋渔业资源治理的实践历程,对照新时代海洋渔业资源治理的新内涵、新特征,指出差距：治理主体上,社会参与制度不完善,多元协同治理理念流于形式;治理手段上,片面强调行政手段,经济激励手段远远不足;治理结构上,传统模式下管理部门职能交叉,权责不清难以形成合力;治理机制上,“政府直控型”治理模式不能满足海洋渔业资源永续发展要求;治理功能上,“发展优先”根深蒂固,对海洋渔业资源服务功能多样性的保护不足。     

国家治理语境下的财税理念更新与模式转化

传统行政主导下的国家治理模式在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逐渐向以"共治、善治与法治"为标志的现代治理模式转化。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考量国家性质与社会基础,需要寻求市场与政府二者间税理意义的衡平。财税体制须快速进入现代财税治理的轨道,推进民主决策、法治国家、公共参与等现代财税方式的转化;而国家在治理层面将继续淡化其宏观调控的功能,要求财税治理彻底告别宏观调控的传统观念,最终使一切财政活动均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中心展开,达致"用之于民"的终极目标。     

论高校危机管理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是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在高校危机管理中具有预防危机、规范导向、整合资源、稳定局势、修复秩序等功能。创新高校危机管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既是新时期高校有效治理危机和维护校园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高校危机管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应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组织动员、迅速反应的原则,并从强化师生主体地位、增强思想政治教育预防功能、推行思想政治教育网格化、改革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路径等四个维度来展开。     

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

本文旨在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形式的政治运动和"运动武治理"作为一个整体,印"国家运动"来研究,并力图以政体为中心为国家运动的形成和变异提供一个整体性解释.本文认为,继承革命遗产,并适应推进赶超型现代化的需要,新中国诞生的是革命教化政体.基于该政体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所面临的强大绩效合法性压力,以及该政体所提供的组织和合法性基础,国家能够不时打破制度、常规和专业分际,强力动员国家所需要的社会资源,于是形成国家运动.尽管国家能够根据社会改造需要而不时变换国家运动的基本取向、变革目标或动员范围,但由于目标置换、政治凌驾专业和异化等因素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运动都不可能永续发展,而只能与常规社会治理方式交替发生.随着国家卡理斯玛权威的常规化,国家运动在总体趋势上会越来越温和,发生频率越来越低,直至消亡.     

曼哈顿工程与美国科技制度变迁:一个“社会运动”的诠释

基于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的整合分析框架,将二战期间的美国"曼哈顿工程"视作由政府、军队、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业企业家等自上而下联合发动的一场社会运动。这场运动得以实现的原因在于领袖、参与者与支持者的转换,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导致了强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和强内生组织的形成。这场运动的后果是解放了社会对科学家与科学技术应用的认知,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使得美国的科技制度从"小科学"进入到"大科学"。在新的社会结构下,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资源依赖"转变为"以知识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