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数据的实证分析

<正>自“一带一路”建设开展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的经济面貌都有了改变。文章选取2006年至2019年的数据,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26个国家的经济贸易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效应的因素。同时,文章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中国向该国出口额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研究——基于DID方法的实证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模型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省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从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来说“一带”地区更为明显,“一带”地区西部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显著高于东部;在影响机制方面,GDP增长速度越快、政府财政预算支出收入比越高对当地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抑制作用越强烈,而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会显著提升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应当基于本地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对外投资建设,整合对外直接投资源、落实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国家应加大相应的对外直接投资支持,以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水平的提高。     

“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外直接投资：“五通”作用机制分析

与以往西方发达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不同,“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增长的特有机制应该是“五通”。文章以理论模型构建和分析为先导,在科学构建“五通”指标体系并进行有效测度的基础上,利用9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1-2017年的样本数据,采取中介效应模型对“五通”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一带一路”倡议确实可以通过“五通”作用机制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从“五通”分指标层面的作用机制看,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可以起到及时的促进作用,但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的促进作用还未显著呈现。第三,从基于分类样本的异质性检验结果看,相比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五通”政策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中的实践效果更强;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的低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低收入国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高收入国家和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更强;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洲,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洲地区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更强;相比于非亚投行成员,中国对亚投行成员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更强...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与“一带一路”建设*——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直接投资视角的研究

本文首先详细梳理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计准则的适用情况，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会计语言的相似性与中国对其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本文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作为会计语言相似性的衡量方法，研究发现，相似的会计语言能够促进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之后更加明显。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会计语言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直接投资的机制主要是缓解了东道国企业与我国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上述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对“一带一路”建设有重要促进作用；会计作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对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意义。本文结论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与证据。     

要素跨国流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为样本的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贸易的结构和规模随着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36个国家为样本,将资本和技术流动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引力模型,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要素流动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贸易伙伴国的经济规模、双边距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均对两国对外贸易量具有显著影响。伙伴国国际专利申请数对中国的贸易总量和出口贸易影响显著,但对中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明显。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巨大。促进资本和技术的跨国有序流动对双边贸易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中国在促进要素跨国有序流动的同时要着力培育核心优质要素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     

“一带一路”倡议、“五通”质量与沿线国家贸易包容性增长——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检验

本文基于2003—2017年间包括中国在内的6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贸易数据，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进口额、进出口总额的包容性增长状况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并从“五通”视角构建动态面板GMM模型对贸易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贸易差距逐渐缩小，其增长具有包容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进口额和进出口总额均存在绝对收敛、条件收敛和俱乐部收敛效应，呈现包容性增长态势；“五通”质量对贸易包容性增长存在重要影响，倡议发展成果惠及沿线各国，强力推动了各国贸易的包容性增长。研究成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普惠性提供了经验支持，也为中国优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贸易关系、提升贸易效率提供了决策依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沿线国家绿色技术创新吗——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检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转型给中国承担新使命、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和绿色发展创造了新机遇。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特征,研究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OFDI主要通过绿色技术溢出机制、增长机制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创新;该绿色技术创新效应随着互联互通合作水平提升而显著增强,且对沿线国家绿色技术创新的改善效果主要体现在高收入组国家。     

制度距离、相邻效应与双边贸易--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制度在双边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首次将相邻效应引入传统的制度与贸易关系的分析框架,运用空间面板模型深入考察了制度距离、相邻效应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在文化、法律、宏观经济制度以及微观经济制度方面的差异显著抑制了双边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在长期更为显著。进一步引入相邻效应的分析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受到中国与沿线国家邻国之间贸易的制约,即相邻效应表现为竞争关系,并且无论是针对进口贸易还是出口贸易而言,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制度距离均强化了相邻效应的“竞争”作用,但上述作用在不同地区具有显著差异。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时,中国需要考虑制定相关的配套政策来平衡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与这些两两相邻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利益,以促进中国与各国双边贸易关系的良性发展。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析

本文基于引力模型分析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在区分沿线国家类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从出口方面看,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会产生出口替代效应,在南亚地区、独联体地区的直接投资会产生出口互补效应,但在西亚地区、中东欧地区的直接投资并没有表现出出口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从进口方面看,我国在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会产生进口替代效应,在西亚地区和中东欧地区的直接投资会产生进口互补效应,但在东南亚地区和独联体地区的直接投资并没有表现出进口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基于此,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中,应注重与不同国家优势互补,实现双方共赢。     

共生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关系研究——基于“一带一路”五通视角的经验证据

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的五通共生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效率作用机理，并提出理论假说。基于2011—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中国与沿线国家共生环境水平评价体系，通过时变随机前沿模型实证研究中国与沿线国家共生环境与中国OFDI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所形成的国际互惠共生环境会显著提升中国OFDI效率。从五通视角看，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的共生环境水平不同程度地显著促进中国OFDI效率；设施联通共生环境水平与中国OFDI效率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研究结论为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优化国际互惠共生关系和提升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提供了政策思路。     

互联网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北大核心SSCI

本文基于2007—2016年6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从整体、区域和时间维度上分析互联网的发展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互联网总体上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但在互联网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影响上存在着区域差异,而且互联网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动态性,2007—2011年期间影响不显著甚至有抑制效应,而2012--2016年期间则大多呈现出促进效应甚至趋强的态势。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互联网＋”行动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提供有益的思路。     

知识产权贸易对经济“双循环”发展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选取涵盖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2007—2021年面板数据,将“贸易—经济”关系研究视角拓展于知识产权贸易,探讨知识产权贸易对经济“双循环”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知识产权贸易对经济“双循环”发展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影响,且经由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旧成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知识产权贸易通过结构效应、规模效应与技术效应,深入作用于经济“双循环”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越深,知识产权贸易对经济“双循环”发展的影响越明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影响效应研究

跨境电商出口作为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新型贸易出口方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注入新动能。本文运用2012—2021年世界银行数据库、UNCTAD数据库等构建多维面板数据,从直接和间接两个影响渠道分析和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直接影响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中国跨境电商出口,且其影响具有异质性。在间接影响方面,降低贸易成本是促进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中介渠道,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是促进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调节因素。进一步空间效应分析表明,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和促进我国跨境电商出口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价值链升级——基于沿线国家的实证数据

基于2007—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样本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价值链升级作用。研究结果证实：“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存在“虹吸效应”,有利于沿线国家的发展。此外,政策沟通对于倡议的推行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不仅证实了倡议对于沿线国家价值链升级的正向影响,也论证了其中存在的影响机制,为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有益探索。     

东道国科技创新、制度质量与中国OFDI门槛效应分析——基于“一带一路”视角

“一带一路”应当成为科技合作之路和创新之路。以200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50个东道国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门槛回归模型,以东道国制度质量为门槛变量考察东道国科技创新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东道国政治稳定程度、施政有效性、规制质量、法治程度、贪腐控制和公民参政与问责6个制度质量指标均存在单一门槛,说明东道国制度质量对其科技创新及中国直接投资具有影响。但是,6个制度质量指标的回归系数各不相同,说明东道国制度质量各指标的相关影响也不尽相同,中国企业在投资决策时应具体分析。最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水平普遍不高,而其较低的制度质量更是制约了各国科技创新,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时应注意防范“技术陷阱”。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研究*

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了2008—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结构特征,测算沿线国家贸易网络中心位置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对不同收入国家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贸易结构比较松散,意大利、土耳其、韩国、俄罗斯、中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地区）位于网络核心,共有23个国家（地区）发挥“中介”或“桥梁”作用,影响着其余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超过四成的沿线国家（地区）与非贸易伙伴国具有较强的间接贸易关系。贸易网络中心位置的提升能显著促进母国技术进步,间接贸易影响母国技术进步的边际效应大于直接贸易;中高等收入水平国家直接和间接贸易地位和贸易强度的提升均显著促进了技术进步,低等收入国家贸易强度的提升也能促进母国的技术进步。     

“一带一路”倡议赋能共同富裕——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承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是否能促进参与国之间和国内的共同富裕？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法(DID)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区域国家间和国家内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区域国家间收入差距和国内收入差距有明显的缩小作用，稳健性检验验证了该结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以及与中国有自贸协定的国家的作用较大，对陆上丝绸之路和非自贸协定的国家影响较小。影响机制的实证结果表明，贸易渠道的影响效果大于直接投资渠道。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应持续推动建设高质量“一带一路”，积极签订贸易投资协定，深化对外直接投资广度和深度。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越来越紧密,经贸合作也在不断加深。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我国应如何在更好地"走出去"的同时,使自身经济保持平稳健康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此种情况下,文章以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贸易效应为切入点,研究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由此为"一带一路"发展实施提供具体的政策性建议。为了探究所选课题,文章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14个主要国家2010年至2014年五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由此可知,我国应当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加大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为我国贸易增长、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新的驱动力。     

“一带一路”绿色贸易的结构、潜力及影响因素

绿色贸易合作是中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重点领域。通过分析中国与沿线国家绿色贸易的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特征,构建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绿色贸易效率及扩展潜力,并采用一步法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绿色贸易集中在环保科技产品上和东南亚地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沿线各地区绿色贸易效率整体提升、潜力持续扩张。双边环境贸易规则、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环境规制水平、科技创新活力和经济自由度是制约“一带一路”绿色贸易效率提升和潜力释放的重要因素。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关键区位选择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已经越过快速增长的初期阶段,如何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亟待解决的命题.本文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滞后模型检验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在的不平衡、循环因果和毗邻效应等特征,筛选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关键区位;并结合"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现状和大数据研究中心公布的投资环境指数,对最具投资效率的区位进行修正.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当前分布与关键区位存在差异,应当调整投资向关键区位集聚,提高中国跨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空间效率并克服"外来者劣势",从而论证了关键区位研究的创新意义和应用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关键区位的建设重点,如发展共生机制、调整投资计划和重视投资环境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