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中小银行的经营效率研究 ——基于DEA-BCC模型和DEA-Malmquist指数模型的分析

商业可持续性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原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金融机构需对其拥有的金融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提升经营和管理能力.发展普惠金融的重点在农村,而农村中小银行的高效经营是农村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本文运用三阶段DEA-BCC模型和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我国主要的农村中小银行效率水平进行了测度和评价,并对其未来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以促进农村中小银行提升"三农"金融服务的质效.研究发现,农村中小银行的综合经营效率尚未达到最优水平,内外部治理水平较低并制约了自身发展.此外,本文将作为"边际增量"的村镇银行经营效率水平与长期深耕农村金融市场的农村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水平进行了比较,并通过效率分解来分析二者效率水平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农村中小银行的经营效率水平存在一定分化.     

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

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对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展开静态和动态分析,并进一步探究影响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较高,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财政支出水平、互联网普及率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对外贸易开放程度、传统金融发展水平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合理配置数字普惠金融资源、政府适当加大扶持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互联网普及率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促进了区域产业链韧性提升？——基于中国267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复杂网络理论,构建产业链网络节点模拟攻击模型,根据2012、2015和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测度中国地级市产业链韧性指数,并利用中国26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产业链韧性有明显的驱动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城市和市场化发展水平较低城市的产业链韧性促进作用更明显,且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对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城市创新能力来驱动产业链韧性提升。因此,本文认为,应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化和差异化发展,强化产业链与创新链双链融合,助力实现产业链韧性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2011—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地区技术创新效率.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会显著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在中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结构特征.随着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的作用研究

在利用Bootstrap-DEA方法测度我国2014—2018年30个省份创新效率的基础上,通过构建面板平滑转换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呈现鲜明的门限特征。在跨越门限值之前,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跨过门限值之后,创新激励效应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渐减弱,表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整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体现了东强西弱的区域非均衡性。     

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传统普惠金融的持续深化,是减缓相对贫困的重要支撑力量。本文采用DEA-Tobit模型,利用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市数字普惠金融和相对贫困等数据,测算了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偏低且区域差异大,其中规模效率是西部地区综合效率较低的最主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生产率指数变动主要受技术进步变动影响。在影响因素方面,金融中介效率、产业结构与财政自给率的提高与优化有利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而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阻碍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的提高。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天水市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下发的中国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为基础,依据天水市普惠金 融发展现状,分别从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和服务质量三个维度选取了 15 个指标测度天水市 5 个县 2014-2019 年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通过计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对比分析了各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差异;其次运用面板 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交通水平以及信 息化水平对普惠金融发展正向影响显著;最后提出以金融统计为抓手、加强普惠金融指标数据分析,以金融 素养为前提、加大普惠金融应用环境建设,以金融科技为契机、加速普惠金融产品服务供给,以金融风险为 底线、加深普惠金融战略目标规划的对策建议。     

普惠金融的发展实践及其启示

普惠金融发展的目标是消解金融排斥,向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通过回顾分析普惠金融的发展实践,我们认识到发展普惠金融应坚持商业化可持续发展原则,激励金融机构创新发展符合弱势群体金融需求、成本适度的金融产品,以营造普惠金融发展的持续动力,实现互利共赢,才能推动普惠金融大发展。普惠金融不是无条件向所有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而是有服务边界的。     

实现农村金融全覆盖的普惠金融体制创新

为实现农村金融全覆盖,必须树立普惠金融理念、优先拟定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目前我国普惠金融缺乏总体制度设计、金融机构对农村渗透性不足、片面追求覆盖率而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低下、风险防控及成本因素制约了微型金融设立进程,从而使得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处于国际较低水平.为此必须做好农村普惠金融制度创新的顶层设计,实施普惠金融发展的层级推进战略、落实多重覆盖,同时注意风险的防范.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差异分析——以中部六省为例

在对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量方法改良的基础上,对中部六省2005~2013年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发现,2005~2013年的近十年间,中部六省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都有所提高,且各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都没有出现0值的情况。从总体上来看,2005~2013年,湖南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中部六省当中的最高水平,其次是山西、湖北、安徽、江西、河南,但河南在中部六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增长速度最快。从分析中部六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看：农村人均收入、农村金融机构服务数量、农村金融基础设施、普惠金融政策、当地信用环境等是造成六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研究——以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为例

研究农村普惠金融现状及其发展水平是构建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本文依据辽源市东丰县2006-2013年普惠金融相关数据,分析辽源市东丰县普惠金融发展现状,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基础上构建普惠金融指数,测量东丰县近几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东丰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研究发现:从2006年-2013年东丰县普惠金融发展整体比较良好,但是在2008年期间出现大的调整与波动。普惠金融的发展主要以金融机构网点的地理渗透性和从业人员的人口服务性的扩张为主导力量。同时借鉴国外普惠金融发展实践经验,提出适当扩大普惠金融服务覆盖范围、加大农村地区金融知识传播、加强金融机构员工队伍建设等利于提高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为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提供现实的指导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绿色创新效率

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并将高技术产业集聚划分为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分别考察相应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创新效率,但二者呈“倒U型”门槛特征。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推动高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来提高绿色创新效率,而专业化集聚并非有效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东部地区、金融基础较弱区域、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强。据此,本文提出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模式、打造“数智化”高技术产业园区、实施绿色创新差异化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提高绿色创新效率提供有益借鉴。     

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的实证研究

<正>疏通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不断提高我国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有利于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在概述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相关概念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普惠金融现状和实体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利用DEA—BBc模型对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效率进行测算,得到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总体上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的结论,表明我国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效率在逐年提高。最后,从建立健全制度框架、优化完善现有金融结构、大力发展金融科技等3方面提出提高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的有关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来自中国1869个县域的证据

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总体较低,如何依靠内生动力补齐农业机械化短板尤为重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正好为破解农业机械化难题开辟了新路径。本文基于1869个县域数据,运用SARAR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影响的均衡效应和非均衡效应,同时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机械化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促进农业机械化的重要路径;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会受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与其他县域相比,农业落后县、平原县和农业县更容易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受益;数字普惠金融还会以农民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为中介变量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为此,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应抓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不同区域应依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普惠金融指数的编制研究

近年来,在世界银行、普惠金融联盟等国际组织的大力推动下,世界各国普惠金融实践日益丰富,如何有效度量普惠金融状况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普惠金融指数相关研究,结合普惠金融指数的编制原则和目标,采用改进型指数功效函数模型,尝试编制一套适用于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的普惠金融指数,并利用国际组织相关数据对全球和中国普惠金融指数进行了测算和初步分析。     

金融科技创新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三重中介效应研究

文章以2018年上线的金融科技指数作为研究基础,基于文本挖掘法构建金融科技创新指数,并从金融服务的效率、质量、数量3条路径探究金融科技创新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文章结合我国共31个省级行政区的数字普惠金融相关指标数据,参考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3个基本维度构建出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通过影响机制研究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金融科技创新有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具体路径与效用。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创新能够通过影响金融服务效率、质量和数量3条路径的指标来共同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新发展理念引领普惠金融发展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为了定量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2016年底,人民银行建立了《中国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及填报制度。《中国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参照了《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较为充分地体现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要求。人民银行已连续三年开展了普惠金融问卷调查及指标体系填报和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农户增收的有效性研究

自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以来,数字普惠金融就在我国快速发展。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全国层面上,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显著为正,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使农民群体拥有平等的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并改善其收入状况。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表现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促进农户增收的效果并不明显。此外,金融认知水平和互联网使用深度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新发展理念引领普惠金融发展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为了定量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2016年底,人民银行建立了《中国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及填报制度。《中国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参照了《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较为充分地体现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要求。人民银行已连续三年开展了普惠金融问卷调查及指标体系填报和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不同创新层次的维度

基于全国278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有显著的增益效果。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对区域创新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其次是使用深度,再次是数字化程度。分地区看,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区域创新的效果存在一定差距,对中部地区的区域创新活动增益效果显著大于东部、西部地区。分创新层次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各个层次的区域创新水平有突出的正向驱动效果。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提升金融效率和市场化水平进而促进区域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