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刑法中确定的犯罪数额与立法建议

犯罪数额在刑法定罪量刑等方面意义重大但并非万能;我国现行《刑法》或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犯罪数额存在确立数额标准的越权性、数额标准内容的不确定性、数额标准的明显滞后性等问题。应遵循数额犯的立法原则,完善立法解释程序,废除授权解释;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数额标准应提高;提高情节的地位,避免单纯以数额论罪。     

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分析

知识产权犯罪是近年出现的新犯罪现象，由于立法不完备，导致犯罪分子利用法律的漏洞，大肆进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严重危害正在逐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本文主要从知识产权犯罪的特征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在立法和司法方面提出了建议。     

试论我国刑法立法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影响因素

我国当前的犯罪现象不仅在数量上逐年上升,而且案件种类不断增多,细化趋势也很明显。自1997年刑法典颁布至今的刑法立法实践证明,目前我国刑法立法的犯罪化特点突出,非犯罪化占得比例极少,犯罪圈扩大化特点明显,影响刑法立法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影响因素诸多。本文主要对犯罪学的应然与实然之罪理论、刑法立法的谦抑性原则、犯罪圈扩大化的价值追求等三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欧美打击网络犯罪立法的最新进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网络在我国的发展不过十年时间,目前我国的刑事立法亦不完善,对欧美等各国网络犯罪的相关立法进行比较研究,对健全我国的刑事立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罪名设置和保护范围上的比较研究 就计算机犯罪的罪名(或行为方式)而言,欧美各国对计算机犯罪设置的罪     

高利贷行为入罪的路径评析与选择

对高利贷行为应当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内。在立法入罪和司法入罪分歧上,因高利贷行为不符合非法经营罪构成要件,且适用该罪易造成罪行失衡,故不应对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做扩大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司法犯罪化"。司法入罪与立法入罪二者不该是对立关系,第一、从当前出发,对高利贷及其衍生行为还应依据现有罪名及司法解释认定相应刑事责任;第二、条件成熟时,可将高利放贷罪增设于175条之二中,对罪与罚做具体设定,肯定与其他犯罪间数罪并罚关系,单位也可成为该罪主体。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探析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作为一种新型的受贿犯罪,在我国《刑法修正案（七）》的新增法条中已经对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一立法同时也是预防和惩治国内腐败的现实需要,这一受贿犯罪设立了我国刑法对权钱交易行为的惩治盲区。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还需要在立法上进一步明确该罪的犯罪对象和犯罪数额等问题。     

聚众犯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聚众犯罪是我国刑法中较大的类罪,刑法总则与分则均有关于聚众犯罪的规定。但立法上没有对聚众犯罪的概念进行界定,导致聚众犯罪与集团犯罪、一般共同犯罪,首要分子与主犯的关系不够明确。刑法分则关于聚众犯罪的条文,大部分明确了聚众犯罪的责任主体,但也有些条文未指明责任主体,既违背了聚众犯罪责任主体法定原则,也使得条文之间不相协调。文章探讨了聚众犯罪的立法缺陷,并提出了立法完善的建议。     

略论抗税行为罪与非罪的若干界限

近几年经过我国立法机关的多次修改、补充,对于抗税罪的刑事立法虽然已日渐完善,但在理论上、司法实践中关于抗税行为的罪与非罪的认定标准仍然存在不少分歧,诸如抗税罪的主体问题、抗税行为的对象和抗税数额等等.     

浅析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区别

洗钱作为一种严重的犯罪,不仅妨害正常的司法秩序,而且损害金融管理秩序,甚至会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我国《刑法》第191条洗钱罪和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都是关于洗钱犯罪的规定,两罪在法条内容上存在相似之处,但是两罪在侵犯法益、犯罪对象、行为方式、主观目的等方面有实质性的区别。明确两罪之间的界限,有助于司法适用。     

我国腐败犯罪刑罚体系完善建议——以废除死刑为基点

近期,在"两会"上有代表提倡国家应当坚定对腐败犯罪"零容忍"的态度,试图通过死刑实现腐败犯罪的预防目的。然而死刑的保留不仅不符合腐败犯罪的罪质,并且还违背时代的发展潮流。因此,应当废除腐败犯罪中的"死刑"。要达到预防与惩罚的最佳效果必须在废除腐败犯罪中死刑的基础上,降低入罪门槛,增加资格刑与罚金刑,完善整个刑罚体系的协调性与统一性。     

职务犯罪侦查中受贿嫌疑人翻供问题浅析

受贿犯罪由于其犯罪形态的隐蔽性,证实受贿嫌疑人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证据的单薄性,和言词证据本身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受贿嫌疑人的口供很容易发生反复,因此研究和探讨受贿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过程中翻供的原因及对策,正确处理好翻供问题,对有效打击腐败犯罪,维护司法公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职务犯罪侦查中,受贿罪犯罪嫌疑人翻供的主要形式 (一)受贿次数和数额上的翻供.受贿犯罪是数额犯,定罪和量刑均建立在一定犯罪数额的基础之上,因此受贿犯罪嫌疑人的翻供一般均从次数和数额上做文章.仅供述部分受贿行为和受贿数额否认其它事实,由次数多变为次数少,数额大变为数额小,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     

关于醉酒驾驶入罪的几点思考

在醉酒驾驶犯罪呈现出多发、高发态势,严重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及财产安全的今天,由于现行的刑事立法及行政立法对醉酒驾驶的处罚明显偏轻且很不合理,所以刑法有必要对醉酒驾驶做出合理规定,从而提高其违法成本,减少此类犯罪行为的发生。本文从理论角度、现行刑事立法及行政立法的规定角度分析了醉酒驾车入罪的必要性,并针对醉酒驾驶入罪提出了三条合理建议。     

论刑法中的单位犯罪主体问题

现行刑法把单位纳入犯罪主体的范畴。私有性质的公司、企业纳入单位犯罪主体的问题，无论从刑法原理、犯罪构成要件，还是从立法起源及单位犯罪规定的内容上看，都应将私有性质的公司、企业纳入其中。对于机关主体犯罪范围，国家机关应被包括在其中，同时，有关条款对国家机关犯罪的罪种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避免社会和司法实践上的混乱。单位犯罪主体的犯罪处罚，新刑法采取的是以两罚制为原则，以单罚制为补充；同时应认为单罚制与单位犯罪主体存在矛盾。     

税收犯罪比较研究

在对中外税收犯罪比较评析的基础上,我国的税收犯罪在立法模式应当采取附属刑法的模式;在罪名体系上,应当调整关于自然人与单位实施逃税罪的刑罚配置,扩大抗税罪的犯罪主体,增设税务代理人逃税罪;对于发票犯罪,按照行为方式的不同来构建罪名;在刑事责任上,应当取消死刑、限制无期徒刑、少用自由刑、增设资格刑、普及财产刑。     

论多次挪用公款犯罪数额问题的认定

挪用公款犯罪中，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可分为三种不同的情况，这使得多次挪用公款犯罪的数额认定问题变得较为复杂。文章从公平、公正和罪刑均衡等刑法基本原则出发，对多次挪用公款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进行了探讨，为在司法实践中处理这一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论我国金融犯罪的刑法分类是否合理

金融犯罪并非一个法定概念，我国刑法中设计金融的犯罪集中表现为刑法分则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规定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金融犯罪概念本身没有统一的界定，就是以“金融犯罪”概括我国刑法中有关金融的犯罪是否科学也受到质疑。有的论者称它为“危害金融罪”，也有的称为“扰乱金融秩序罪”等说法。本文采用通说，以“金融犯罪”作为有关金融的犯罪的类罪名。     

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知识产权是法律赋于人们对脑力劳动创造的精神成果所享有的权利。我国自1997年刑法修订设立专节的侵犯知识产权罪以来,人民检察院已经依法起诉了一批涉及知识产权犯罪的案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从司法实践看,尚存在一些困扰司法的突出问题,本文拟就办理侵犯知识产权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证据体系构建研究

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猖獗,不仅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隐私权,也诱发了电信网络诈骗、 盗刷银行卡、 敲诈勒索等下游犯罪的高发.本文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罪名分析的基础上,从犯罪构成要件的角度来构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证据体系方面进行了探讨.构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证据体系包括:主体要件、 主观要件、 客体要件和客观要件四方面内容.     

论非法经营罪之主体

非法经营罪是1997年刑法新增设的罪名,是在市场经济下带有浓厚的计划和管制色彩的一个罪名,其法律规定和司法认定都存在许多有待探讨和完善的地方.本文通过对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的主体的分析,从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等方面,对我国非法经营罪的主体认定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途径进行探讨.     

知识产权犯罪法律适用问题及立法完善

我国由于知识产权立法起步较晚,虽然目前已初步建立起与TRIPS相适应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但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仍不客乐观。为促进提高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力度,本文就刑法第三章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在理解和适用中存在的法律问题与大家进行探讨,同时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提出立法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