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双重红利"假说视角的环境税效应分析

随着资源和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OECD国家基于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纷纷进行了税制改革。基于＂双重红利＂假说视角,着重对环境税的分配效应和就业效应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结果分析,最后得出相关结论。     

环境税“双重红利”与我国环保税制改革取向

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围绕环境税"双重红利"存在与否展开争论。在我国当前提倡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对于政策制定者具有吸引力。虽然理论界对"双重红利"并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但其思想内核对我国环保税制改革取向有重要启示意义。如何整合现有税制,减少"税收相互作用效应"的负面影响,使环境税设计既能体现环境保护、又能提高税制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是当前关注的焦点。本文立足于国情,探索适合我国环境税制改革的路径。     

“双重红利”视阈下中国环境税体系构建研究——基于国际比较分析

本文在比较研究西方国家环境税改革模式、税制构成、征管模式、配套制度的基础上,分析了其环境税制度存在的问题,由此得出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并提出中国环境税改革的具体政策建议。文章认为,中国环境税改革应当做好顶层设计,以环境保护为首要目标,按照财政中性的原则,科学设计制度,合理设定税制要素,为获取双重红利效应创造条件,同时要注意防范政府俘获和政治绑架问题,建立科学合理的环境税税式支出制度,推进相关的配套改革,在长期内建立覆盖能源税、污染税、车船税、资源税的环境税制度体系,确保达成环境政策目标。     

“双重红利”目标下我国环境保护税改革的路径

我国现行环境税对环境改善存在较大的实现空间,建立成熟的环境税税制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分阶段实施、分步骤推进。近期应以"绿色红利"作为政策导向,尽快开征环境保护税;中期应使环境保护税税制改革在实现"绿色红利"的同时,对环境保护税税制进行结构性调整;长期看,环境保护税改革最终应实现"绿色红利"与"就业红利"的双重目标。     

碳税的就业“双重红利”效应研究

碳税是减少碳排放的一种重要经济手段.文章通过分析碳税对就业的影响机制,构建了一个体现中国经济和就业结构特征的资源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研究碳税政策对劳动就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效应,验证中国是否存在产生就业“双重红利”的条件.结果表明,总体上而言中国就业需求趋于下降,但对不同就业群体的影响有所差异.假如在开征碳税的同时选择合适的碳税循环方式,就有可能实现就业的“双重红利”.     

通过税收结构优化获取“双重红利”

正税收如同经济发展的尾舵,设计良好的税收结构将有助于促进就业的增加和环境质量的提升,让经济运行自动地产生环境效益,从而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追赶式增长向内生式增长的转变。就业与环保双重挑战背后的制度缺陷现阶段中国面临每年要吸收超过2000万的新进劳动力和由于政策变化、摩擦性失业以及外部经济冲击影响释放的劳动力的重压,严峻的就业形势已成为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2008-2011年,我国GDP增速依次为     

中国的绿色政策与就业:存在双重红利吗?

减排与就业的"双重红利假说"认为: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减少所得税,能够实现减少碳排放与增加就业的双重红利。现实中,很多欧洲国家通过改变税收扭曲,成功地获得了"双重红利效应"。同样,中国也面临着开征碳税以及减少个人所得税的现实问题。那么,通过税收结构调整,中国能否创造出类似于欧洲国家的就业"双重红利"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在VAR模型的基础上,模拟了中国的就业双重红利问题。最终发现:征收10元/吨的碳税对两部门的产出和就业影响并不显著;如果采取征收碳税并减少所得税的"中性"绿色税收政策将会促进中国低碳部门的产出增长;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与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不同,中国还难以在短期内获得就业的"双重红利"。然而,在节能减排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下,改革税收体系以促进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也不失为一种次优的选择。     

股息红利双重征税的税收处理问题

围绕股息红利双重征税的税收处理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股息红利双重征税税收处理的理论模式,并对各种模式的优缺点进行了比较。随后,以OECD成员国为样本系统考察了各国所采取的股息红利双重征税税收处理办法,分析了它们的演变过程、目前状态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现行股息红利双重征税的税收处理办法,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了它的利弊得失,明确了它的发展方向。     

论环境税"双盈"效应与中国环境税制建设的政策取向

本文探讨了环境税“双盈”效应理论及其适应性，分析了环境税“双盈”效应在我国的有限性，提出了在市场机制尚不十分健全的中国加强环境税制建设的基本思路。     

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适用于中国现阶段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中国能否创造出类似发达国家的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污染投入规制弹性比较环境规制对就业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大小进行理论分析,并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呈U型关系,即跨过了U型曲线的拐点就可以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现阶段,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仍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东、中、西地区则分别处于拐点的右侧、附近、左侧。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会使U型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即可以在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下越过拐点并在同等环境规制强度下达到更高的就业水平。因此,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水平,并且分地区实施差异性环境政策对于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我国开征环境税的效应研究

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而要想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问题不可忽视。近年来,在治理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中,环境税尤其受到重视。如何利用税收手段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政府与环保部门以及理论界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对我国开征环境税的经济效应、税收效应和‘奴重红利”效应做了分析。     

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真的可能吗

尽管人们通常将双重红利理论作为环境税政策的理论基础,但是,双重红利受到学者越来越多的质疑。从社会福利改进的角度来看,环境税无法保证同时增进环境品质和个人福利。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环境补贴与环境税具有同等的环保功效。为了防范环境税仅仅成为政府获得财税收入的手段,我们在环境税的制定过程中应该谨慎对待双重红利理论,进而确保环境税切实提高全民环保意识和推动环保产业发展。     

试析环境税“双盈”效应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

环境税“双盈”效应理论对一国环境税制建设的影响十分深远。本文在阐述环境税“双盈”效应理论内涵的基础上，从市场竞争状况、税制差异、信息对称程度、环境伦理差异四个方面探讨了环境税“双盈”效应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并据此提出了我国环境税制建设的几点启示。     

我国征收生态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实证研究

自“庇古税”提出以来,税收手段已成为通过调控宏观经济来约束企业的排污行为,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目的的一种重要手段。本文利用2006—2018年的面板数据,基于EBM模型与GML指数测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在此基础上研究生态税收能否实现“绿色红利”和“蓝色红利”。研究发现：征收生态税具有一定的污染减排效应,但生态税收处于0.4666～0.7228区间内才能带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产生预期的“蓝色红利”。为了更好地实现“双重红利”,应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增加有效人力资本供给、加快生态领域技术创新、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构建完整的生态税收体系。     

基于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的我国碳税政策“双重红利”研究

建立了分析我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征收碳税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碳税政策的双重红利。结果显示: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征收碳税,对社会经济变量将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保持财政中性,在征收碳税的时候,减少居民或者企业间接税,都可以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同时提高社会福利或者保持社会福利变化不大,实现碳税的双重红利。但是在保持财政中性,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减少企业所得税,虽然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居民的社会福利却有了更大程度的下降。     

“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效应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单独二孩"政策广受社会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普遍认为其可以延长人口红利的持续期。本文基于人口红利的三维分析框架,结合湖北省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情况,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红利的影响机理,然后基于湖北省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未来30年人口发展的预测结果,评估了"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影响。基本结论是:"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数量红利效应较小,但是对人口结构红利会产生积极作用,同时可持续深化人口素质红利。要继续有效实现和收获人口结构红利和人口素质红利,应尽快实现全民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对现有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     

关于环境财政政策的文献研究

环境污染日益成为制约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此,许多国家选择多种对策应对,其中的财政政策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影响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多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述,以期对我国制定有效的环境财政政策有所借鉴.     

环境税“双赢”效应及其对我国税制改革的启示——一个基于OECD国家视角的研究

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过,而目前在我国则集中出现,我国已进入污染事故多发期和矛盾凸显期.国外环境税的征收情况、环境税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双赢”效应,对我国环境税的设计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