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证明制度

我国关于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不少,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也对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作出了规定,但是鲜有关于衔接理论与现实之间桥梁的研究。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计一个具体的操作程序,践行正当的行政诉讼非法证据证明程序,填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空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才能切实地发挥作用。     

论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性

证明标准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要求，证明标准的高低体现和反映了公正与效益两大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这就决定了对不同性质的诉讼、在不同的诉讼阶段、诉讼案件性质的不同以及证明对象的不同，应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以体现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和科学性，追求公正与效益两大价值目标的最大化。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解读

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标准和基本模式是可诉性行政行为与混合式。现阶段,应适当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行政诉讼法》和《若干解释》否定列举规定的国家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法律规定行政最终裁决具体行政行为作重大修改。应严格定义国家行为;将行政法规、规章以外的"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抽象行政行为和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取消法律规定行政最终裁决具体行政行为的否定列举规定。     

行政诉讼的参加人与证据种类

在行政诉讼中,确定行政诉讼的参加人,收集行政诉讼证据,是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关键。行政诉讼的参加人包括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和第三人;行政诉讼的种类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勘验笔录等七种。     

我国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几点思考

新刑诉法使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从"证据确实充分"具体化为"排除合理怀疑"。考虑到死刑案件的特殊性,对其证明标准应有更高要求,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在量刑程序中适用"排除一切怀疑"的证明标准,同时确认合议庭一致同意才能判处死刑。     

保险行政处罚案件直接责任人员问题研究——兼论《保险法》第173条的理解与适用

对保险违法案件实施行政处罚的责任人员包括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两类,直接责任是其共同基础。直接责任的内涵应从性质、要件、程度等三方面进行理解。本文就直接责任人员从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角度进行比较,并进行法理分析,重点提出直接负责的行为责任包括直接行为责任和管理监督责任两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对保险违法案件直接责任人员的范围进行界定。在行政处罚价值目标指引下,应当确立以"明显优势证明标准"为主体的证明标准,并在具体案件中加以运用。     

试论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及其特点

行政诉讼过程，就是人民法院通过对行政诉讼证据的审查，判断当事人请求是否正确的过程。行政诉讼证据是指用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客观事实。行政诉讼证据是影响行政诉讼胜败与否的重要因素，因而认清证据的性质，认识证据的特点和分类，时于我们正确审查和判断证据以及掌握行政诉讼中的主动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析涉税滨职犯罪案件中税务工作人员证人证言

司法机关在处理涉税渎职犯罪案件时，常常采信税务工作人员的言词来证明某一税务工作人员存在渎职行为。这样的证人有的其证人资格存在缺陷，有的证明内容经常不准确，同时还会导致对案件结论的证明方式不当，从而影响案件的正确处理。为有助于此类案件得到正确、公正地处理，涉案当事人受到怎样的对待，有必要认真研究这一问题。     

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我见

文章针对《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当将某些抽象行政行为列入受案范围，具体从以下几方面论证：宪法为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提供了依据、现有监督体制的不完善需要将抽象行政行为列为受案范围、抽象行政行为本身性质决定应将其列为受案范围、适应WTO具体协议的要求，应将抽象行政行为列为受案范围。     

论诉讼的程序正义优先原则——从广东四会“莫兆军玩忽职守案”谈诉讼价值的取向

我国的诉讼法虽然对审判程序正义优先的原则有所涉及,但对此并未进行详细阐述和加以具体规定,因而在进行案件的实际审理时缺乏可借操作的权威法律依据,由于概念的模糊和具体规定的缺乏,难免不使判断标准与真实事实出现偏离,有时甚至影响审判结论的正确得出。如果对程序正义优先原则不加以量化与规定,既不符合社会主义立法的基本要求,又背离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     

诈骗罪既遂与未遂认定标准刍议

区分诈骗罪的既遂与未遂应以被害人是否因交付而丧失对财物的控制为标准,而不在于行为人是否已经控制了财物;仅仅确立诈骗罪既遂的一般标准,尚不能解决具体诈骗案件的既遂与未遂问题。因此需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形,具体认定"失控"之涵义,以便准确地认定诈骗罪的既遂与未遂。     

论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自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颁布施行以来,行政诉讼制度才在我国得以真正建立并逐步健全和完善,二十年来它在我国公民权利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扩大,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表现出了滞后性,从而面临改革的需要.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否进一步扩大以及扩大到何种程度,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将从在分析我国诉讼范围的现行规定及存在的问题上,努力总结出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应有状态.     

税务行政诉讼的问题与对策

税务行政诉讼,是指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认为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裁判的一种司法活动.税务行政行为与税务行政诉讼有着十分重要的因果关系,不管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是否符合行政法律、法规,只要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认为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都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作出裁判.这是一种由行政行为引起的司法行为.税务机关是否依法办事,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侵犯,是由实行二审终审制的人民法院说了算.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制不断健全,公民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虽说各级税务机关的执法活动也日益规范,但税务行政诉讼案件也越来越多.从广西各地税务机关反馈的情况来看,在税务行政诉讼案件中,往往是税务机关败诉的多,胜诉的少.透视当前税务行政诉讼的现状,对税务行政诉讼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作深入的探讨,将有利于改进和规范税务行政执法行为,提高税务行政执法水平.     

国有企业案件查处工作现状及分析

加大国有企业案件查处工作力度,关键就是要在"实"字上下功夫。而能否做好一个"实"字,人的因素异常关键。因此,只有在夯实纪检监察队伍建设的基础上,严格遵循案件检查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切实加强交叉办案和案件督办力度,严惩违法乱纪人员,才能尽可能地消除案件查处过程中的人为因素,更加客观公正地查处案件,才能真正体现案件查处工作的强大力度和震慑作用,也才能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纪检监察部门应有的职能作用。     

行政诉讼和解入法的风险控制——以域外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设计的比较分析为基点

在行政诉讼法中确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是行政诉讼审判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但是在我国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原则下,修法构建和解制度,要特别注意改变现行体制所带来的风险问题。通过对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及其我国台湾地区行政和解制度的设置和运行的比较分析,冀为我国确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提供一定的借鉴经验。     

浅谈行政诉讼中的管辖问题

《行政诉讼法》自1990年颁布以来,对限制行政机关权力滥用,推进法制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部法律也凸显出一些问题。本文结合英美和大陆两大法系,对行政诉讼管辖中的概念、特征和具体情况做初步阐述,对我国行政诉讼管辖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管辖制度进行了探讨。     

论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

从不同的角度,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有不同分类。不同类型的案件,法律适用原则不同。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应认真梳理案件的法律关系,采用正确的侵权归责原则,公正、合法地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有罪判决证明标准问题综述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有罪判决证明标准,这一标准存在表述模糊、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刑事诉讼法学者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提出了重构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若干不同意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形成内心确信"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选择。     

完善民事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立法分析

程序的简化程度与程序的适用范围是互动性的,修改后的民事简易程序对案件的适用范围基本上决定于简易程序的简化程度,同时也决定于立法对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平衡和价值取向。基于普遍实现提高诉讼效率需要和不同案件对程序需求不同的规律,民事诉讼法有必要适度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就立法技术而言,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应当采用的立法模式是：法定数额式 法定概括式 法定反向排除式。     

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缺陷及立法建议

我国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作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规定。但是,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深入,我国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的不足和缺陷日益凸显。因此,应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其进行研究,为立法提供理论基础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