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基本界定

当前,很多学者都在关注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缺陷及其完善或重构问题,而对于行政诉讼被告的基本界定缺乏清晰的认识。笔者认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含义,行政诉讼被告的具体确认情形以及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确认规则等基本问题是很重要的,对于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基本界定的研究不容忽视。     

对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思考

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是一个政策性问题.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或解释有差异,在法律规定上也存在不完善之处,因此,通过法律确立一个合理,适当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相当必要..     

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明情形下的行政诉讼适格被告———评“程宝田诉历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案再审裁定”

最高法院对程宝田诉历城区人民政府案的再审裁定,涉及在被诉行为实施主体不明情形 下如何认定适格被告的问题。法院应当首先依据推定规则对被诉行为实施主体进行推定,进而,应当 结合“能力要素”“实施要素”和“独立责任要素”认定适格被告。其中,“独立责任要素”取决于法律、法 规、规章或相应制定主体的决定是否合乎职权法定原则地直接或间接授予被诉行政机关或组织独立 行使职权。据此,程宝田案中的适格被告应是历城区政府而不是最高法院裁定认定的华山街道办。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予拓宽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界定司法权对行政权及其活动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是在防止司法权对行政的过度干预和法律对行政的必要控制之间寻求的一种制度设计;同时也反映了国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在司法制度中的保护范围。现行《行政诉讼法》已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修订目标是解决行政诉讼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实现人权公约的承诺、满足加入WTO的要求及扩充行政诉讼的功能。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的再探讨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纠纷的两种途径，两者基于各自的性质与特点均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制度均不健全，就两种救济途径来看，不仅自身有不完善之处，在衔接方面也有脱节的现象。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两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应符合限制权力、保护民权的社会发展趋势。     

论行政间接相对人之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法律关系只存在行政主体和行政直接相对人两方主体。而现实中存在行政间接相对人,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是否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对行政机关提起诉讼。本文通过阐述间接相对人的概念,分析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构成要件,为确立行政间接相对人的原告资格制度寻求依据。     

我国行政诉讼种类的反思与重构浅析

现行《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几类判决种类存在着适用条件的规定过于原则化、适用案件范围的设置不合理等缺陷,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反思,进而对其进行一系列的重构,以期更加有效的实现行政诉讼制度的根本功能。     

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致原告无法举证”——以第91号指导性案例为中心

《行政诉讼法》第38条第2款第2句规定确立了特定情形下损失情况的证明责任由原告转移给被告的规则,但本条规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证明妨碍规则。第91号指导性案例以及相关判例所确立的审查模式和审查要素,尽管对实定法规范有所突破,但均应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以证明协力义务为启示,可将行政侵权行为划分为形成性行政侵权和事实性行政侵权。本款规定适用于形成性行政侵权,而在事实性行政侵权情形下将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没有意义。适用本款规定的基本逻辑为： 第一,行政机关违反法定义务而导致原告对相关损失情况无法举证,即构成“被告致原告无法举证”,证明责任仍由被告承担;第二,若原告无法举证的结果有原告自身的原因,则不构成“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证明责任仍由原告承担;第三,原告承担损失情况的主张责任,且法官可依职权降低原告的证明难度。此外,法官酌定的适用须以保护受害人权益为前提,且遵循有利于原告的酌定原则。     

试析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涵义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证明案件事实所应达到的程度,是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特别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符合事实真相的标准。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的转变

《行政强制法》（草案）于2009年8月进行了第三次审议,该草案继续维持了”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中的主体模式是关系到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能否真正实现的关键。因此,对于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中主体模式的变与不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于税务行政主体界定的分析——兼论《征管法》对税务行政主体的规定

修改后的《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对税务行政主体的规定,虽然比过去有所进步,但同时对税务行政执法实践和相关司法实践也造成许多争议,尤其对税务分局和税务稽查局的理解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有必要在理论上对税务行政主体进行全面而深刻地研究。     

也谈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法》实施二十多年来,对保障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促进行政管理的法治化、高效化,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快宪政和法治社会建设的步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行政管理的内涵、外延不断地发展,行政行为这一概念也在发展,行政诉讼法在实施过程中就不断地暴露出其局限性。尤其是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个论题上存在着诸多问题和争议,并不断引发学术争论。文章也探讨了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理解。     

浅析我国行政诉讼判决类型的完善

在行政审判中,行政判决具有独特地位。作为行政审判权的集中体现,行政判决既影响对相对人的救济,也影响对公法秩序的维护。在我国,由于立法上存在一定的缺漏,使得实践中的一些行政争议很难依据现行法律作出适当的判决。由于行政诉讼判决直接影响到一国的公法秩序,同时也直接关系到对行政相对人的救济,因此,必须对我国的行政诉讼判决类型加以完善。     

试论我国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是目前我国行政诉讼的一个原则,然而,在行政诉讼实践中,由法官主持当事人就行政纠纷进行协商的情况普遍存在,大量的案件被法官、原告、被告三方”协调处理”,这种做法实质上就是”调解”。这种现象造成了理论、立法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值得我们深思。     

主体监管探析

当前,外汇监管模式与主体监管要求之间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矛盾：一是监管对象单一性与主体形式多层次性的矛盾;二是监管行为区域性与主体行为跨空间性的矛盾;三是监管职能分割性与主体业务全面性的矛盾;四是监管信息分散性与主体内在完整性的矛盾。     

行政诉讼模式的改革研究

我国实行多年的行政诉讼模式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当前世界存在的行政诉讼模式的类型及其特点,同时分析了我国行政诉讼模式存在的问题和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最后尝试着构建我国新的行政诉讼模式,即构建独立的行政法院体系。     

对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内涵以及分配问题的几点看法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问题,是直接关系到诉讼双方当事人能否胜诉的关键问题.现行行政诉讼立法相对这一制度的规定显得不完善,可操作性差.本文试图从理论的层面,界定和归纳笔者所认同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内涵,以及就如何分配举证责任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我国行政成本理论的历史沿革与发展探析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产生了新自由主义、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思潮和流派。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行政成本居高不下且日益攀升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降低行政成本”问题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基于此,本文对我国政府行政成本理论的历史沿革与发展情况作出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