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规模、城市规模与集聚经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2004年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检验了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得益于何种类型的集聚经济。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和城市人口规模效应后,小型企业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行业内集聚经济),在超大和特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跨行业集聚经济);中型企业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但只在特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大型企业即使在特大和超大城市中也很少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     

地区规模、集聚外部性与区域创新能力

采用2005-2013年中国内地30个地区（除西藏外）27个工业行业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不同地区规模下,区域内多样化集聚（Jacobs外部性）、专业化集聚（MAR外部性）和企业竞争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地区规模较小时,多样化集聚、专业化集聚与企业竞争都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随着地区规模的日益增大,多样化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明显减小;专业化集聚、企业竞争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城市群集聚空间外部性如何影响城市规模工资溢价?

本文利用2013年CHIP数据,发现城市群集聚能够促进城市规模工资溢价上升,这缘于城市群集聚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工资存在异质性作用,即城市群集聚能够提高大城市工资,但会对小城市工资产生负面影响。在克服劳动力空间自选择、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所得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城市群集聚通过强化大城市对高技能劳动力的虹吸效应提升大城市工资,并通过加速小城市高技能劳动力流失对小城市工资产生负向作用。     

城市规模、空间集聚与电力强度

中国仍处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人口、工业及其他因素共同决定着不同的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进而影响着一个城市的电力强度水平。本文选取了2003—2013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267个地级市相关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模与电力强度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即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电力强度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为了进一步探索城市规模对电力强度的影响机制,本文引入空间集聚的概念,同时构建了一个用来反映省级行政区内部空间集聚水平的重要指标——空间基尼系数。本文利用相关数据对空间基尼系数进行计算,并将其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空间集聚对电力强度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从优化电力强度的视角,探讨了城市电力强度最优条件下的合理城市规模,并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建设现代化的大型城市提供了实践参考与决策支持。     

经济集聚中马歇尔外部性的识别-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的研究

本文提出了识别经济集聚中马歇尔外部性的方法,并将其应用于中国制造业数据。通过考察制造业集聚水平和产业间专业化分工的协同演进过程,本文一方面发现两者具有替代关系,验证了马歇尔外部性是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后果的理论假说;另一方面证实了马歇尔外部性是推动中国制造业空间不断集聚的基本因素。本文还发现市场化改革是实现马歇尔外部性的积极力量。本文的结论为我国企业选址、产业布局和城市发展政策提供了依据。     

产业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规模扩张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从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综合视角探讨了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均有助于提高本市人口规模,但对周边城市却产生了负向空间外溢效应,且专业化集聚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多样化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不仅提高了本市和周边城市人口规模,而且能够在城市人口增长中与产业集聚形成协同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民生类公共服务对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且产业集聚模式越符合当地优势条件,其集聚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发挥得就越充分。其中,专业化集聚主要基于第一自然集聚优势、劳动力蓄水池效应和制造业中间投入的空间共享机制而发挥作用,而多样化集聚则主要基于中间服务的空间共享机制和空间技术外溢效应而产生影响。在适宜性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双重作用下,多数Ⅰ型及以上大城市拥挤效应得到明显缓解,依然具有很强的人口吸纳能力;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产业集聚模式与城市规模特征更为匹配,有助于扭转结构错配、持续推进人口城市化。     

集聚密度、集聚规模与城市生产率——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最优集聚密度的实证研究

城市的集聚密度与集聚规模在概念和测度上是两个相互关联却有差别的变量,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城市规模和城市密度的集聚模型,证明城市人口和空间规模与城市集聚密度对生产率的作用并非同步变化。城市具有倒U型的规模—效率曲线和先正U型变化再倒U型变化的密度—效率曲线,同时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正向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估计显示,当前中国所有地级城市的实际密度均远高于预期的密度—效率曲线的正U型阶段门槛密度,因此集聚密度对生产率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关系,倒U型的顶点密度随城市规模增加而上升。由于集聚密度和集聚规模的最优值不同步,因此在推动人口和产业集聚过程中,需分类调整其在城市内部的布局。     

城市集聚与外部性——基于长三角城市圈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三类外部性的视角阐述了城市集聚与外部性的相互作用机制,采用长三角城市圈2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三类外部性对城市集聚作用机制显著存在.此外,固定资产投资与非公经济发展对城市集聚影响作用显著.最后,结合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地方政府应制定出有利于城市集聚与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有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