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分析

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通过研究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分析如何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结论表明：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的影响;工资性收入虽然对农民消费需求的弹性不是很大,但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快,对农民收入贡献较为突出;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虽然占农民纯收入比重不高,但对农民消费影响显著。从不同收入来源角度分析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对促进农民消费有现实意义,也更能就促进农村居民消费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持久性收入对山东省农民消费的影响

最近几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消费增长缓慢，农村消费不足的问题尤其严重。山东是农业大省，对山东农民消费的分析有利于山东省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为其他省市提供借鉴。本文选择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分析山东省农民消费问题，并运用山东省农民的消费数据进行了计量经济学分析，最后从增加持久性收入和提高持久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方面提出政策性意见，以增加山东省农民消费。     

收入来源结构、边际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消费

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结构变化发生较大变化,然而收入来源结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未引起足够关注。本文按照"收入来源结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分配政策调整"这一新的研究思路,通过建立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各种性质收入的个体固定效应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及采用GMM估计方法实证估计了农村居民各种性质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并进而计算出各种性质收入在1998-2010年期间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结果发现:一方面,作为农村居民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相对较大,但其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却较小。另一方面,作为农村居民补充收入来源的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正好相反。即这两类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较小,而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却相对较大。基于实证估计结果,本文认为在短期内可以通过收入结构调整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支出,从而较快提升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但在长期中,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最为根本的途径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特别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受教育程度对我国农民收入来源和结构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农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农业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而非农收入占比不断上升。采用我国2000--2011年30个省区有关数据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家庭经营收入反方向变动,与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同方向变动,但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家庭经营收入具有依赖性,且文化程度越低,依赖性越强,而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家庭经营收入具有显著的排斥倾向;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而高中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资性收入将取代家庭经营收入成为我国农民收入的主体,而要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就必须提升农民的受教育程度。     

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外部输血性引导与扩大农村消费

以财政金融支农政策表示外部输血性引导,基于1997-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变迁与农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的各项收入对其消费支出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但近年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其消费支出的正向影响在逐渐增强,相反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其消费的贡献却在逐渐降低;财政支农支出和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也对农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明显小于各项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在近年来表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应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投入的配置方向,积极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扩张,加大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投入性支出和农村信贷中的生产性信贷投入。     

扩大内需视角下农民工资性收入与消费支出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0~2013年中国农民的消费支出与工资性收入数据,利用回归分析发现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相关性较高。因此,通过农民消费支出与其工资性收入的实证关系说明,适度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能够有效启动农村消费需求,进一步促进消费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     

我国城镇居民低消费的实证分析

考虑到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本文研究了我国29个省市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首先对全国城镇居民收入消费进行建模,了解我国的整体消费情况;其次对我国29个省市城镇居民的收入消费建立平行数据模型,分析出各省市居民的消费行为存在较大差异,从居民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两个方面分析得出近十年来我国居民消费一直低迷,消费需求不足.而低收入者过多和居民"重收入、轻消费"的行为是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针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低迷的现状,政府应充分发挥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更好地完善分配制度,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进一步拓宽消费领域,改善消费环境,倡导文明合理消费,从而提高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和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把居民消费水平提升上去,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我国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具体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劳资之间。通过对社会总消费函数和人均消费函数进行非线性回归分析可以发现,社会总消费函数的边际消费倾向大大低于人均消费函数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分配差距造成了社会总消费函数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人均消费函数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幅偏离。因此,要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必须努力缩小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改善地区之间收入分配状况,加强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     

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对其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

以1995-2011年的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和人均旅游消费支出数据为样本,探讨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首先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和农村居民旅消费的关系,然后进行主成分回归分析,建立对数回归模型。研究发现：财产与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支出存在正向影响;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最大;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双向影响关系,和工资性收入、财产与转移性收入之间是单向影响关系。     

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的关联性分析

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在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农民收入波动的变化趋势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借鉴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波动贡献的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之间,以及农民收入中各部分收入波动与农民收入波动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且仍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其次依次为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目前我国的经济制度等因素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农民收入中各部分收入的波动对农民收入的波动均没有明显作用,农民收入波动是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农民财产性、转移性收入的格兰杰原因而不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格兰杰原因。     

工资集体协商的约束条件分析

2000年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引起了企业极大的关注,工资集体协商是企业与市场日益成熟的表现,但在我国卓有成效地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实行上仍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认真的探讨,本通过对“协商办法”可行性的理论分析,力图论证工资集体协商在中国将在走一段并非一帆风顺的路程。     

论保险资金运营立法的目标价值协调

基于保险业的特殊性和本国国情，我国保险资金运营立法应当继续坚持“安全第一、稳健投资”的原则。根据入世后的新形势和保险业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应当逐步放宽和完甚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同时，要借鉴国外成熟的相关立法，加强对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安全和效益两大目标的协调。     

企业家的企业理论：再论企业本质与边界

企业家理论和企业理论长期处于隔离状态,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只有融入企业家因素才能更好解释企业的产生和企业内部权威的来源,企业能力理论只有融入企业家因素才能更好解释企业边界的动态变化。基于企业家的视角,企业的本质是企业家实现自身人力资本价值的工具,企业边界是企业家基于价值最大化主动选择的结果。     

论西部大开发中的政府职能与政府改革

西部大开发中的政府职能定位对西部大开发的速度，效率甚至成败将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在论述西部大开发中政府职能定位的理论和实践依据的基础上，探讨了中政府的主要职能，分析了中政府改革的必要性，提出了政府改革的对策建议。     

推进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与业务创新的应对策略

二十年来,中国对金融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造,先后采取了许多金融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由于传统的惯性和银行业的特殊性,银行业改革中的一些深层的矛盾仍未得到解决.从产权制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看,中资银行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银行还相差甚远.加入世贸以后,占据产品优势的外资银行进入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构成较大的威胁,对商业银行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此商业银行必须积极采取措施,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这对推进商业银行业务创新,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地方院校的学科建设

地方高等教育要获得可持续发展,要做的工作很多。于千头万绪的思路和对策中,最重要的工作还是高校内部的学科建设。从地方院校的主要特点出发,应从学术方向、学术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和加强学科建设管理四个方面抓好学科建设。     

关于运用税式支出促进经济发展之浅见

税式支出是政府为了一定的目的，有意识地放弃一部分税收收入而让给纳税人的一种主观行为。本文就如何运用税式支出中减免税与优惠税率推进经济发展，提出了提高认识，转变观念；运用政策，造福企业的建议。     

从恩格斯的道德论看普世价值的虚幻性——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为例

有没有抽象的一般的道德、有没有抽象的一般人性、有没有抽象的一般的爱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都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答案。然而,一个半世纪过后,有没有普世价值之争进入人们的视野,因此,重温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仍有必要。     

试论北宋京师粮仓管理

宋朝总管全国财政的机关,在宋神宗元丰改制以前是三司,元丰改制之后为户部,京师粮仓作为宋朝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机构亦随之发生变化.为保证仓粮的收支与存贮,宋延还实行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形成较为严密的管理制度.但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仓官吏的营私舞弊是仓务管理中的痼疾,伴随宋朝始终.     

论检察委员会制度的改革

检察委员会主要具有决策职能、监督职能、调查职能和管理职能。但目前基层检察委员会制度在运行中存在许多问题,直接影响到检察委员会职能的正常发挥。结合基层检察委员会工作实际,需要在转变观念,完善议案决策方式、严格选任程序、实现检察委员会委员任职资格制度和任职期限制度,加强业务考核和建立监督机制等几方面加强检察委员会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