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生育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何影响——数量效应与政策效应评估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追踪数据,以"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造半连续型DID作为识别策略,研究了家庭二孩生育决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会对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正向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数量效应"和"政策效应"均存在.从数量效应来看,生育二孩的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比未生育二孩的家庭高5.25、,风险资产持有比例高10.3N;从政策效应来看,"两孩"政策的实施使得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提高了6.98'/,并使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提高了13.1％.其次,二孩生育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的机制主要是因为孩子数量增多使家庭由于即期和预期支出增加而面临流动性需求,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积累家庭更倾向于投资回报较高的资产,从而增加了当期对金融资产的配置.     

多孩生育政策抑制了女性就业吗——基于单独二孩政策的研究

生育政策调整与女性就业的关系是当前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文基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利用单独二孩政策的外生冲击,评估单独二孩政策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实证检验生育多孩与女性就业的关系。本文研究发现：(1)单独二孩政策使单独夫妇生育二孩的概率显著增加2.3%,但政策效应主要集中于34～39岁和高学历女性群体。(2)单独二孩政策并未显著降低政策目标女性的劳动参与,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也不存在年龄和学历上的异质性。(3)相比于非独生子女夫妇,单独夫妇与父母公婆同住的比例明显更高,这可能是政策未显著降低单独女性劳动参与的原因。此外,幼儿园等公共照护资源供给与祖辈同住存在互补效应,因而也能抵消生育对女性就业的负向冲击。本文的研究表明,生育二孩并不必然抑制女性劳动参与。但要实现女性生育与就业的协调,需要有可替代的家庭和公共儿童照护资源做支撑。     

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城镇居民的生育意愿调查

本文基于湖北省4 661个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目标人群生育意愿的调查数据,对已有一孩的城镇居民家庭二孩的生育意愿进行了研究。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在二孩生育政策放开的情况下,湖北省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不愿生育二孩的比重达到61.4%,究其原因,主要集中于经济压力、少生优生观念和时间压力等方面;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以上城镇居民家庭不愿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妻子的年龄、学历、职业、一孩的年龄及夫妻二人的迁移经历等都是影响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不愿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     

生育二孩对育龄妇女职业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基于育龄妇女和管理者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

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生育二孩客观上加重了育龄妇女的就业压力,对其职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联合国妇女署CGF甘肃项目组通过较大样本量的问卷调查和专业的统计分析,找到了生育二孩与女性就业之间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并通过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与调查变量之间的交叉分析,获得了一些在官方统计中少有的甚至令人意外的"发现",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要进一步释放现有政策效应,并实行系列化家庭友好、生育友好型配套政策的对策建议。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下我国城市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和影响因素 ——以甘肃省兰州市为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基于对甘肃省兰州市城市居民生育意愿的调查数据显示:(1)居民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2)二孩政策得到人们的关注和了解;(3)经济是影响生育二孩的最主要因素,生育意愿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出现进一步降低的趋势;(4)居民的生育意愿和受教育程度成反比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更不愿意生育二孩;(5)男性生育二孩的意愿比女性高;(6)单独家庭的年轻夫妇更愿意生育二孩.     

“单独二孩”政策将释放多少生育潜能?

2014年"单独"政策放开时,湖北省累积的"单独"家庭测算总数为62.94万个。依据政策执行后的情况以及专题调研的数据推算,政策调整之后,从中释放的新增人口总计可达19.6万人,即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家庭将占累积"单独"家庭总量的31.15%,并在2015²017年形成生育小高峰。由于政策不变时的人口和生育基数不同,"单独"政策效果在城市中将更为明显。"单独"家庭的生育意愿,无论是在生育数量上还是在生育时间方面,都将有一定的变动空间,但是城乡居民生育水平不会出现大幅度上升。     

“全面二孩”政策下兰州市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解全面二孩政策下兰州市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并探究其影响因素,文章以兰州市已育一孩的育龄妇女(18～49岁)为研究对象,采用卡方检验分析方法,结果表明:兰州市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7个,不同年龄、户籍、婚姻状况、已婚年限、家庭类型、一孩年龄、子女主要照料者的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对现有子女数满意度相对较高。夫妇共同意愿、一孩孤独感、国家政策支持成为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育龄妇女不愿生育二孩的原因主要有孩子没人照顾、家庭经济压力太大、优生优育的思想、工作压力大。     

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通过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多元回归模型考察了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及其影响因素。近年来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不断增加,人口流动之后推迟了初婚年龄。实证结果显示,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特征表现为男高女低、农业户口低于非农业户口、少数民族高于汉族的特点,且随着自身和配偶教育程度提高而推迟;新生代流动人口跨省通婚的,其初婚年龄高于省内通婚的。在就业特征方面表现为经济能力较强者可能会比经济能力差者初婚年龄来得低。此外,乡城流动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更多受通婚圈、配偶教育等社会融合因素的影响,而城城流动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多受自身教育水平、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社会变迁视角下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实证研究——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是其融入城市的关键所在。基于社会变迁的视角对我国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进行研究。由于资源具有稀缺性,且在地域和空间上的分布不均,导致了流动人口出现身份认同的困境。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并结合访谈资料对相关理论作了实证研究。是否就业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不大,相对收入和社会地位则是其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技术变迁和文化嬗变则将流动人口推进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和对立之中,并常常造成自我身份的迷失,而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一起共同塑造了流动人口的认知和体验,决定其身份认同的轨迹和进程。     

关于调整生育政策可行性的思考——以经济发展对生育影响的角度为基础

随着我国生育率的持续下降,生育政策是否有立刻调整的必要性。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方面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率的持续降低贡献了多少力量,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的差异、以及人口惯性的存在是否对生育政策调整有所启示?本文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和出生率的数据,探索经济发展与出生率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关系,以及存在怎样的关系,怎样对其进行解释;并从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水平出发,结合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差异,并运用人口惯性理论,对生育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     

“三孩”生育政策落地的综合施策研究——以苏州市为例

国家“三孩”生育政策能否顺利落地、达到目标的关键,要看地方政府的执行与广大居民的生育意愿状况。人口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最基础、最活跃的因素。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情况来看,苏州人口状况喜中有忧。对于苏州来讲,人口是城市发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市情。本文在走访调查分析“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对苏州育龄妇女及其家庭有何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对之策。     

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性别偏好及其决定因素——来自全国四个主要城市化地区12城市大样本调查的证据

基于课题组2009年进行的全国四个主要城市化地区12个大中小城市流动人口调查的微观数据,考察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和性别偏好,特别是研究了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决定因素。流动人口同城市人口在生育数量偏好上已经不存在明显差距,但性别偏好观念上仍有显著差异;较农村人口,流动人口生育数量偏好明显要小,男孩偏好也要弱。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工作类型和居住类型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     

“单独二孩”政策下新增人口测算方法及监测系统构建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出台后,各地需要测算符合这一政策的潜在夫妇数、可能导致的新增出生人数、由此带来的生育水平变化,以及对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测算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做好新政策正式实施前的准备,确保政策实施风险可控。结合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13年8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的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提出了关于新增出生人口和新增生育水平的估计方法,以及相应的未来生育水平估计和人口预测方法。对如何构建政策实施监测系统提出了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流动人口创业——来自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证据

实现流动人口高质量就业和收入增长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利用2011—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根据双向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阻碍流动人口创业,这种抑制作用是因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增加了流动人口的“非创业”就业收入,缩小了流动人口“创业”与“非创业”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进一步检验发现,城市文化多样性可能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从而强化其对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阻碍作用。这表明,以普惠发展做大经济蛋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创业的支持作用、扩大流动人口“非创业”增收渠道,还要促进城市内部融合以降低文化排斥的消极影响。     

鄂西北农村近年二胎超生热现象的调查和思考——基于湖北省枣阳市几个村庄的实地研究

近年来,在鄂西北农村一些地方,出现了一股生育二胎的热潮。对鄂西北农村二胎热现象进行了调查,随机选择了湖北省枣阳市的几个自然村庄进行实地调研,以其中一个村庄琚湾镇上朱庄做实地个案研究。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为田野调查和个案访谈。目前在鄂西北农村某些地方,在年轻的育龄夫妇中,已形成一股新的二胎生育热潮。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的背后有着政治、经济、文化及现实等多种因素。     

计划生育政策放松对我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基于“单独二孩政策”的研究

中国家庭的高储蓄行为广受学界关注,其中,低生育率导致的家庭代际结构变化是高储蓄的重要原因。近年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逐渐放松,这是否有助于降低家庭储蓄率?本文使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CFPS数据,借助“单独二孩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城镇家庭生育决策短期内对储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政策放开对降低储蓄率的短期效果十分明显,政策适用家庭相对于非适用家庭储蓄率显著下降3.4%。政策效果的异质性研究显示,第一胎为女孩、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储蓄率下降更明显,符合中国家庭对于子女性别偏好,以及收入对于生育意愿影响的预期。     

放松生育限制将如何影响性别失衡?——基于“一孩半”政策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以“一孩半”政策为例,研究放松生育限制会如何影响男女性别比。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中国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下,“一孩半”政策能降低男女性别比;并且“重男轻女”观念越重,由于对首胎性别失衡的缓解幅度大于二胎性别失衡的恶化幅度,“一孩半”政策缓解男女性别失衡的作用越明显。最后,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城乡、区域、政策时间三个维度差异进行的三重差分估计结果支持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