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态势研究——基于广西的数据

文章选取生态禀赋、环境污染、环境治理与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效益作为评估指标分别衡量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构建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系统评估指标体系,基于广西及14个地级市2012—2022年的数据,测算广西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实证研究表明,在时间态势上广西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2018年达到优质协调阶段,2019—2022年在优质协调阶段稳步前进,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在空间格局上尽管广西14个地级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明显差异,但从2021年开始均达到优质协调阶段,相对发展指数也显示14个地级市属于生态环境优先发展型。下一步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握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在做大经济规模、做优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牢牢守护好生态禀赋,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生活垃圾、生活废水等环境治理,更好实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江西省11市“四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测度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是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以江西省2003-2012年11个地级市为例,对其"四化"耦合协调发展进行了定量测算,并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检验了"四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江西省11个地级市的"四化"耦合协调度在波动中缓慢上升,2012年大部分地区属于初级协调及以下水平;"四化"各子系统的低水平发展导致"四化"耦合协调水平偏低;11个地级市"四化"的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差异,但其差异在逐年缩小;固定资产投入、产业结构的优化、科技投入和教育水平对"四化"耦合协调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而金融支持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并不显著。     

数字物流、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通过选取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10-2020年的数据,在对数字物流、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再以耦合协调度为被解释变量,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对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处于中度耦合阶段,协调度总体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处于勉强协调水平;人均GDP、物流业增加值和互联网普及率对协调发展水平有较大的正向促进作用。     

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时空耦合协调研究

基于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指数,分析中国各省区市2011—2019年绿色金融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状况。研究表明：(1)整体来看,2011—2019年我国乡村振兴和绿色金融均实现跨越式发展。绿色金融区域间发展差异较大,乡村振兴发展整体空间格局未变。(2)我国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在2011—2019年的平均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由勉强协调升至初级协调。东中西部地区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显著空间正相关关系,且东部沿海地区呈现较强空间联动格局,而中西部空间联动效应较弱,无法形成很好的空间联动格局。(3)由固定效应模型可知,加入控制变量前后,绿色金融均对乡村振兴起显著促进作用。     

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协调发展——基于华东地区的实证研究

制造业与物流业之间存在协同发展关系,探究它们的协调发展水平对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及推动物流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为探究华东地区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协调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在构建两种产业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先利用耦合系统协调度模型测算2010-2019年华东地区六省一市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协调发展水平,再利用地理探测器模...     

中部地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可持续耦合研究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障碍度模型考察2006—2019年我国中部地区78个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可持续耦合协调关系及障碍因子,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及核密度估计方法刻画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进特征。研究发现：考察期内,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可持发展呈从基本协调阶段向高级协调阶段持续上升态势,区域内省会城市基本属于高级协调—生态落后类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子系统是制约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生态治理、产业结构是所有城市共有的主要障碍因子。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呈下降趋势,超变密度是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湖北省城市极化趋势减弱,安徽省和河南省城市呈两极分化状态,湖南省、江西省和山西省城市呈多极化特征。     

河南省物流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性研究

构建了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河南省2005~2011年物流与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2005~2011年,河南省物流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稳步提高,耦合协调等级从严重失调逐步向初步协调转变。但耦合协调度只达到了较低的初级协调水平,有待于向良性协调或优质协调方向转变,以促进区域物流与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发展。     

河南省物流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性研究

构建了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河南省2005~2011年物流与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2005~2011年,河南省物流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稳步提高,耦合协调等级从严重失调逐步向初步协调转变。但耦合协调度只达到了较低的初级协调水平,有待于向良性协调或优质协调方向转变,以促进区域物流与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发展。     

物流行业绿色发展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分析

物流行业绿色转型是在“双碳”目标提出后物流行业进行改革的重要方向。通过分析2011—2020年31个各省市物流行业绿色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关数据,计算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度。研究发现,2011—2020年,我国整体物流行业绿色发展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在0.245～0.755之间波动,现阶段整体耦合协调度不高,处于中等协调水平。     

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的动态耦合协调发展机制研究

城市营运体系涵盖经济系统、人口系统、金融系统、能源系统、环境系统与公共服务系统,新型城镇化应当是这六个子系统全面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六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然后以全国30个省份与直辖市为研究对象,综合评价了六个子系统;利用耦合协调度指标度量各省市六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利用σ收敛检验准则各省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收敛情况;并进一步利用PVAR模型实证度量了六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解析了欠协调的成因。研究表明,中国省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上较高,具有集聚性差异;经济越发达,综合实力越强的省份的耦合协调程度越高;2004-2012年间耦合协调状况并不具有收敛性。     

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协同耦合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样本,选取评价指标综合评量城镇化及生态环境水平,构建生态环境和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分析模型,实证检验该区域内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自2007年被确立为国家"两型社会"建设改革试验区以来,生态环境和城镇化的耦合度在0.96-1.00的区间波动,协调度呈S型上升趋势,由中度协调发展到了极度协调,实现了生态环境和城镇化的良性耦合及高度协调发展。     

西部12省份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时空耦合特征及动态演进

西部（部分）地区兼具“一带一路”国内循环和“长江经济带”上游的双重媒介作用，其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于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的推进更是重中之重。选取西部12省份2010—2020年面板数据，通过“熵权TOPSIS-耦合”模型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及其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指数，并对两者进行综合评价，进一步通过空间地图探索分析法、莫兰指数及高斯核密度估计法，探究西部12省份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及其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演变、动态演进及极化趋势。研究表明：2010—2020年西部12省份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内部层级分位变化较小，仅重庆实现了较大层次的提升，四川、重庆、广西、云南的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四川、重庆、云南、广西耦合协调度排名依旧靠前,但层级分位变化较大，其中“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方面都较为凸出；总体上西部12省份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但省际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差异存在扩大态势,“一带一路”沿线西部省份耦合协调度都至少提升了两个等级;西部12省份在综合考虑省际地理距离和耦合协调度差距后空间集聚性依旧存在。     

生态经济视阈下长江经济带绿色物流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分析及战略构想

随着生态经济时代的来临,绿色物流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的维护修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因此,在生态经济视阈下分析长江经济带绿色物流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据此提出两者协同并进的战略构想,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和应用前景。文章从生态经济、绿色物流、经济高质量发展等理论探讨入手,首先构建区域绿色物流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然后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2016—2020年长江经济带绿色物流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和耦合协调度,据此对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进行准确评价与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从五个方面提出生态经济下长江经济带绿色物流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协同构想。     

港口物流与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构建了港口城市区域物流与旅游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8~2019年间10个港口城市区域物流系统与旅游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最后运用灰色关联度理论衡量各个系统之间因素的关联程度。结果表明:港口城市区域物流与旅游经济的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但总体协调等级仍然较低,且部分港口仍然处于失调状态,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主要受到港口货物吞吐量、运营公交车辆数、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星级宾馆及饭店数目等因素影响;最后,针对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港口城市物流业与旅游业协调发展的建议。     

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时空耦合协调性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9~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入手,构建协调发展模型,实证检验全国及三大区域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规律及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我国东、中、西部的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出现了积极的改进,但在各区域之间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σ收敛性检验则表明:我国整体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之间耦合协调度的变异系数并不大,且有收敛趋势。应以内涵发展为主、消除人口城乡迁移阻碍,控制农地过度非农化,巩固和提升我国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协调健康发展。     

甘肃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量化分析

通过构建城市化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的指标体系,利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对甘肃省1990-2006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演化的趋势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甘肃省城市化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都呈线性增长,协调发展度指数也呈现一种线形的上升趋势。从城市化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曲线看出,2003年以前城市化发展滞后于生态环境建设,导致甘肃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一直以中低度协调为主。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生态环境也会有所改善,两者的耦合关系才会逐渐增强。     

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

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是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选取2000—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算低碳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低碳经济发展整体表现为稳定上升的趋势,且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分布格局;省域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主要呈现高耦合协调度,且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递减;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对低碳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同时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对低碳经济发展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上述结果,为进一步优化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和助力低碳经济发展,应注重“绿色”和“蓝色”资源优势,实施差异化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以“空间治理”为抓手,促进区域绿色金融和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完善协同政策,有效提升新质生产力;加强区域空间重塑,充分发挥耦合协调的空间溢出效应。     

山西省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山西省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制约到自身经济的发展,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本文实证分析山西省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水平,利用制定的协调度评判标准及其计算公式,得出山西省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情况。     

沿海城市"港口—产业—城市"协调发展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基于"港口—产业—城市"协调发展机理的分析,构建了"港口—产业—城市"三元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发展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河北省沿海城市秦皇岛、唐山和沧州在2013-2018年复合系统的综合发展度和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分析.结果 显示,产业子系统发展水平均较低,成为制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三个子系统的耦合度较高,呈现出较为显著的互动作用关系;复合系统整体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港、产、城协调发展均处在由失调衰退向协调发展的过渡阶段,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河北省沿海城市需要在提高三大子系统的发展水平,优化系统内部协调机制,加强与其他城市联系等方面发力.     

武汉城市圈城市系统协同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差异演进

从经济、社会、生态及文化四个方面构建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和评价了武汉城市圈2010—2019年的各城市系统协同发展水平,并利用GIS工具制图,绘制武汉城市圈各城市系统协同发展水平的时空演进过程,研究发现：（1）武汉城市圈各城市系统协同发展水平在2010—2019年间保持着稳定的增长趋势,城市系统协同发展向良性转变,城市协同发展水平总体呈现出“中心高、四周低”的空间格局;（2）从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来看,2010—2019年武汉城市圈各城市两两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水平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社会—生态、生态—文化、经济—生态等子系统之间协同水平较其他系统之间更高,经济—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文化等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水平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