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市场地位与商业信用资金营运质量

以2012—2014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越有效,商业信用负债与资产的质量越高,商业信用资金规模越大,但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净商业信用规模无显著关系。同时,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市场地位的作用存在着部分替代及一定的互补关系。在低市场地位的企业中,内部控制对商业信用负债质量与信用资产规模的作用更明显。研究发现补充并深化了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商业信用资金关系的研究成果,表明内部控制的实施有利于提高企业之间商业信用资金的周转效率。     

创始人控制、商业信用与企业金融投资

基于创始控制人对非金融企业普遍存在的金融投资研究的欠缺,以2007—2019年295家上市民营高科技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创始控制人与企业金融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相对于非创始人控制来说,创始人控制明显抑制了企业金融投资行为,而随着商业信用的提高,创始人控制却促进了企业金融投资水平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激烈、两权分离度低和宏观经济稳定时,创始控制人对金融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此外,创始控制人通过提高实业投资水平和降低代理问题抑制了金融投资水平。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创始控制人对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拓展了现有金融化研究的领域。     

企业信息披露、外部市场环境与商业信用

现有企业信息披露研究侧重于其对股东决策的影响,然而供应商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也会依赖于企业信息披露而调整商业信用策略。利用深交所的信息披露考核来表征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实证考察了企业不同信息披露质量对商业信用的影响,以及外部市场环境对两者关系的进一步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获取的商业信用越多,说明公司信息披露可以降低违约风险和信用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竞争更为激烈的行业、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信息披露质量对商业信用的影响更为显著,说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对商业信用正面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市场因素。     

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双元创新投资——来自中小板的经验数据

基于"掠夺效应"和市场势力理论,从行业竞争程度和企业竞争地位的双重视角分析了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双元创新投资的作用机制。选取2013～2015年我国中小板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行业竞争程度对企业双元创新投资会产生激励作用,与开发式创新投资相比,对探索式创新投资的激励作用更显著。企业竞争地位对企业双元创新投资产生抑制效应,其中对探索式创新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企业竞争地位强化了行业竞争程度对创新投资的激励作用。这些结论细化了对企业创新投资行为的研究,对深入分析中国上市公司市场结构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信贷歧视、商业信用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以2008—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商业信用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采用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度来衡量企业投资效率,结果发现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强,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越高,商业信用能够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与投资和托宾Q值的敏感度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商业信用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因企业终极产权性质和地区金融发展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商业信用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在民营企业和金融市场相对不发达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商业信用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途径,结果发现商业信用可以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     

货币政策、商业信用与企业价值

本文以2003年至2010年度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货币政策、商业信用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商业信用提升了企业价值，并且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商业信用作为银行信贷的替代性融资对企业价值提升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超额商业信用与公司价值正相关，并且货币政策宽松时期，超额商业信用对公司价值正面影响更大。     

产品市场竞争、政府补助与双元创新投资 ——基于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视角

以2014—2018年深市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并且相对于开发式创新投资,产品市场竞争对探索式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在市场竞争与双元创新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政府补助的增加会强化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激励效果,并增强市场竞争对探索式创新的正向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企业合理配置创新资源,减少投资短视行为,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从而提高企业创新投资能力.     

分工、专业化与商业信用的使用

商业信用的产生早于银行信用。为什么在银行信用作为专业的信贷供给形式存在的条件下,商业信用仍继续存在?现有的理论解释是融资比较优势理论和信贷配给理论。然而,作者质疑了这两种理论,并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证明了商业信用的使用与相继生产和交易次序有关。     

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基于未解释审计费用度量的实证研究

商业信用的获取和供给受到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的制约,而会计信息披露则有助于监督企业运营和缓解信息不对称。本文利用未解释审计费用衡量会计信息质量,探讨了中国上市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对商业信用获取和供给的影响效应,并分析此影响效应在不同企业性质、市场地位及政府干预下的差异性。实证研究表明,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直接促进企业获取商业信用,并通过外源融资间接增加商业信用的供给,此现象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市场优势地位能够增强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国有企业对商业信用的边际获取能力。此外,地方政府的干预也能改善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国有企业对商业信用和外源融资的边际获取能力,但减弱了其对商业信用的边际供给能力。     

客户关系、商业信用与财务困境

将2008—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客户关系与公司财务困境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商业信用在客户关系及财务困境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客户关系与公司财务困境显著负相关;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发现,体恤效应的存在使得客户关系提升了公司商业信用获取能力,进而利于缓解公司财务困境,因此商业信用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将纵向的客户集中度扩大为横向客户稳定度后,发现客户关系稳定程度越高,越利于减少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风险。     

产业政策异质性、集团化经营与企业研发投资

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不同类型产业政策的扶持方式与作用方向都会导致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以2010～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制度路径与组织路径相融合的统一分析框架下,考察了异质性产业政策对集团化经营与成员企业研发投资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集团化经营及其内部资本市场运作抑制了成员企业研发投资,代理冲突导致的挤占效应是其主要影响路径。供给型产业政策强化了集团化经营对成员企业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两者形成叠加效应;需求型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则受到集团内部知识溢出效应的消极影响;环境型产业政策加剧了集团化经营对成员企业研发投资的负向影响,代理冲突与产业迎合是其主要影响路径。因此,异质性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受整个宏观治理环境及企业内部治理环境的双重影响。该研究结论有助于集团企业根据异质性产业政策优化调整其研发行为,促进技术创新;也有助于政府部门深入观察异质性产业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微观传导机制及落实效果,为其合理运用政策工具提供经验支持。     

产品市场竞争、公司违规与商业信用

通过研究公司违规被监管机构处罚这一事件对商业信用获取及其使用成本的影响,考察了企业在资本市场的声誉受损是否会传染并影响到"供应商-客户"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公司在发生违法违规行为被监管机构处罚后,获得的商业信用额度变少,"商业信用-现金持有"敏感性提高,也即商业信用的使用成本上升。进一步地,违规被罚事件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对"供应商-客户"关系破坏更严重,即在产品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行业,公司违规被罚后商业信用减少与使用成本的提高更显著。结论表明,除了股东和债权人,供应商也会看重公司的违法违规事件,监管机构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并非"纸老虎",处罚的传染效应使得企业会承担因与其他合约方关系的破坏而造成的间接成本。     

货币政策、供应链集中与商业信用匹配

供应链是现代市场竞争的主体,已有研究表明,在"上游供应商-核心企业-下游客户"三元关系下,商业信用存在匹配现象.文章以我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2009—2018年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供应链集中与核心企业商业信用在上下游间匹配的关系,并以货币政策为调节变量研究了不同货币政策对商业信用匹配的影响.结果表明:供应链集中下的核心企业会利用商业信用匹配来缓解融资约束,在货币紧缩时商业信用匹配现象更为显著,说明核心企业在同时面临供应链集中与货币紧缩带来的双重融资压力时,融资性动机明显强于经营性动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商业信用融资——基于商业信用网络位置视角的分析

以200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商业信用网络位置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企业会选择提升商业信用融资,企业的商业信用网络中心位置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性商业信用融资。进一步研究表明,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商业信用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是通过提升企业的议价能力与系统性风险地位进而提升商业信用融资的。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商业信用网络中心位置会缓解企业对银行信用的依赖,但当企业自身能够获得银行信用青睐时,商业信用网络中心位置会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商业信用。因此建议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高时充分融入商业信用网络,以商业信用资源弥补企业的银行信用不足,同时监管当局需要合理引导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避免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资源的过度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