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土地要素对贫困影响分异识别研究

研究目的：精准识别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不同时期土地要素对贫困的可能影响,评估土地要素对绝对贫困的帮扶效果,为推进土地要素更为精准地实现相对贫困治理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多层线性模型。研究结果：（1）土地要素对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均具有较为突出的影响;（2）土地要素扶贫政策全面展开后,土地要素的资源和资本禀赋得到了有效改善,土地资本禀赋具有更为突出的未来改善潜力;（3）土地要素的资源和资本禀赋在各个时期都体现出了对贫困的异质性影响,资本禀赋相较于资源禀赋对于贫困均具有更强影响。研究结论：无论是在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治理中,均需高度重视土地要素的突出作用;在过去的扶贫攻坚战役中,一系列土地要素扶贫政策已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未来的相对贫困治理中亟待进一步促进土地要素禀赋改善,特别要着力重点提升土地要素资本化水平,从而有的放矢地推进更为精准的相对贫困治理。     

互联网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

中国已全面摆脱绝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下一阶段的重要目标。统筹考虑相对贫困与多维贫困，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能够为巩固脱贫成果、缩小城乡差距提供更具多样化的思路。作为能够有效兼顾二者的途径，网络扶贫在贫困治理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本文基于CFPS(2018年)数据，用Probit模型证实了互联网使用对改善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及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有显著作用，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促进电商参与，降低金融排斥”以及“促进非农就业，丰富收入来源”是互联网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有效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作用与网络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等因素有关。本文建议国家应进一步加强、细分、专业化脱贫地区的互联网基础建设，拓宽互联网知识普及与应用的广度并挖掘其深度，使互联网在农村地区发挥更大效用。     

相对贫困的循证治理框架设计与农村相对贫困群体的主体性研究

相对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随着反贫困实践的深入越发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反贫困和乡村振兴的历史总结和时代要求共同地指向,在我国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激发农村相对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将是实践的重要支点之一。由于中国的贫困治理与循证实践在此前已展现出相当的契合,故我们将农村相对贫困群体主体性放入循证实践框架中进行分析。循证相对贫困治理的实践框架在横向上展开为四位一体的主体互动关系,纵向上要求实践对象的全流程在场。这一治理框架的提出,是对乡村治理机制的创新。在此框架中,农村相对贫困群体的主体性一方面是积极配合其他主体进行循证实践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向其他主体进行身份转化的潜能。引入发展的眼光研究该群体的主体性,是对精准扶贫时期循证实践研究的突破。最后,在激发路径上,可以加强乡村数字化建设、进行实践项目吸纳和社区建设,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合理转型。     

政府贫困治理的多元逻辑与精准扶贫的逻辑弥合

政府主导是中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和基本特征,理解精准扶贫实践中的偏离现象需要从政府贫困治理的逻辑入手。本文研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级政府在贫困治理当中遵循的主导行动逻辑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主要表现。研究发现,不同层级间政府拥有差异化的贫困治理逻辑,其中中央与省级政府在贫困治理当中主要遵循政治逻辑,地市级地方政府主要遵循行政逻辑,而县乡(镇)地方政府主要遵循治理逻辑,不同的贫困治理逻辑在实践中形成紧张关系甚至是带来目标冲突,进而导致精准扶贫实践的偏离。因此,解决精准扶贫的实践偏离问题,本文认为需要系统地弥合多层级政府贫困治理的逻辑张力,形成责权利深度融合的贫困治理机制,强化对基层政府贫困治理逻辑的支持,避免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逻辑的不当干预,以此形成政府贫困治理的强大合力,推动脱贫攻坚任务的早日完成。     

从身份管理到情感治理：建党百年来农村贫困治理的嬗变逻辑与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发展历程，是一部探索中国特色贫困治理范式的实践。梳理建党百年来贫困治理的历史脉络，经历了战争时期的贫困治理、新中国成立后单位制时期的扶贫救济、改革开放后的扶贫开发以及新时期的精准扶贫四个历史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总结了建党百年来我国贫困治理的发展成就，建党一百年来我国社会治理实现了从身份管理到需求治理再到情感治理，从救济扶贫到技术扶贫再到精神扶贫，从中找寻现实张力，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高质量发展建立获得感，坚持建立获得感长效机制。     

消除贫困的理论创新、主要途径与政策转变

本文从现代国家治理和中国特色的角度探讨贫困问题,指出贫困是一种世界现象,但解决贫困问题的道路各有不同,新中国实行的是消除贫困,它在理论上有独特性和创新性。它不同于减贫扶贫,但又与之内在相关,主要内容为“一颗红心”“两大抓手”“三个层次”“四种视角”“五类问题”和“走向秩序”。它不同于联合国提出的消除极端贫困,不仅包括消除极端贫困,也包括消除中度贫困,还包括消除相对贫困。从现代国家的性质看,消除贫困的工作要有所聚焦,重视把握六个主要途径,建立常态推进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和团结全国人民,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随着2020年后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要坚定走消除贫困之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从打脱贫攻坚战向强化扶弱济困共富转变,把建构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发展阶梯和良好秩序的工作谋划好推进好,实行“有调整、有不变、有取消、有完善、有创新”相结合,调整解决贫困问题的目标任务,实行有所变化与有所不变相结合,不断深化政策的条件和内容,不断推进政策实施操作的技术进步。     

相对贫困治理中的金融扶贫创新研究

2020年之后,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将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新阶段.金融扶贫在绝对贫困治理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门槛效应制约、基础设施不完善、供给主体内生动力不足、制度保障有缺口等挑战.我国贫困基本态势的转变对金融扶贫创新提出新的需求,相对贫困治理阶段金融扶贫应进一步聚焦于改善农村脱贫生...     

后小康时代相对贫困的治理

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后，我国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相对贫困的内涵不仅指的人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还包括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以及人能力受限。有诸多原因导致贫困的产生，例如脱贫攻坚政策性因素、社会结构转型与人口流动带来的贫困、社会保障不健全性的贫困、自然地理因素带来的贫困、身心限制及能力不足等因素。目前需要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解决贫困的长效机制，在总结脱贫攻坚战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进行相对贫困的分析，在城乡融合角度研究相对贫困，还要重视贫困的社会治理转向，构建中国特色减贫话语体系，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四川秦巴山区贫困特征及扶贫模式研究

四川秦巴山区位于川北和川东北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但是,秦巴山区多年来一直属于国家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经济相对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作为"十三五"期间四川省推进精准扶贫攻坚的重要地区之一,研究其贫困特征及扶贫模式对四川省、秦巴山区乃至全国都具有重要意义。秦巴山区的贫困痼疾存在已久,盲目的开发在导致资源浪费的同时,进一步加重了贫困。通过对主要致贫原因的分析和对创新科技扶贫、旅游扶贫开发扶贫以及新型城乡一体化扶贫等3种模式的SWOT分析,提出了四川秦巴山区实施精准扶贫的3点建议。     

精准扶贫政策与边缘贫困群体政治信任--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维持农户基层政治信任稳态,是促进精准扶贫政策有效实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治理有效目标的重要基础。本文利用2017年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140户农户样本数据,通过断点回归模型重点考察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边缘贫困群体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的悬崖效应对边缘贫困群体与基层组织间的政治信任稳态造成了一定冲击。具体来看,边缘贫困群体受到精准扶贫政策排斥,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2.32;同时,基于边缘贫困群体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高收入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0.76。因此,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完善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严格执行现行贫困标准,调整精准扶贫政策的保障结构,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及外部机会提供等方式,为大量发展能力薄弱的边缘贫困群体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和福利保障。     

陕西省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研究

贫困问题是各个国家都无法避免的难题,2020年我国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减贫工作的结束,而是代表着围绕贫困问题的治理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陕西省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不仅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还要将其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因此,本文以陕西省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为研究对象,探讨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中面临的人口、经济、教育和社会等困境。对此,要从社会保障、经济持续增收、教育文化、扶贫政策长效性等方面,建立陕西省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     

2020年后国家贫困瞄准能力建设研究

贫困瞄准能力是国家认证能力的重要表现,虽然在精准扶贫时期国家认证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贫困瞄准能力与贫困治理目标以及治理体系不匹配等问题仍然存在,问题突出表现为精细化设计的贫困量表难以准确评估贫困户、贫困瞄准能力也难以应对乡村的弱分化社会结构,贫困瞄准除了存在错评型偏差、漏评型偏差,此外还存在着模糊型偏差等问题.研...     

浅析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对策

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来,我国的扶贫战略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在扶贫工作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对相对贫困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同理解确定了2020年后扶贫工作的历史位置。论述了相对贫困的基本内涵,对相对贫困进行多元思考,分析了政府解决相对贫困的职责,提出了相关建议。     

流动人口相对贫困脆弱性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新时代扶贫事业的发展，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扶贫对象逐渐从农村向城市拓展，特别是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文章在期望贫困脆弱性（VEP）理论框架下，利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3FGLS）法对家庭人均收入进行估计。流动人口相对贫困脆弱性测算结果显示，在常用脆弱线0.5下，若以城镇相对贫困线作为标准，约有25%的家庭存在相对贫困脆弱性；若以全国相对贫困线作为标准，约有12%的家庭存在相对贫困脆弱性。在城镇相对贫困线下获得的结果远高于在全国相对贫困线下的结果，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表明城镇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的收入状况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同时，该结果也表明缩小城镇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能够有效降低相对贫困脆弱性。     

乡村振兴下宁夏相对贫困治理的挑战与路径选择

精准扶贫方略实施以来,民族地区脱贫进程明显加快、脱贫质量显著提升,宁夏贫困人口逐年减少、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的基本态势亟待改变,宁夏相对贫困治理尚面临扶贫产业培育不足、区域发展水平差距大等问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面临挑战。建议构建扶贫产业和人力资本培育新格局以稳定农民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以满足农民多维发展需求,统筹区域治理以缩小区内南北和城乡差距,完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以实现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好融入”,为全面开展乡村振兴提供路径参考。     

精准扶贫帮扶项目的减贫成效及其对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启示——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北大核心

在后扶贫时代，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关键。本文基于2014—2020年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3个贫困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数据，构建“反事实对照”测量并比较精准扶贫时期有无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动态变化，解析了不同类别帮扶项目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发现，2014—2020年样本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快速下降。与无帮扶项目情境相比，有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更快，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并未使当年样本农户贫困脆弱性出现较大波动。实证结果表明，直接增收类、提升生产性基础设施水平类、提升人力资本类和易地扶贫搬迁四类发展型项目，以及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均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同时，各类项目的影响也因致贫原因不同存在异质性。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可能增加因病或因残致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对降低该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更好作用。提升人力资本类项目对缺技术致贫家庭有更好的效果。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后扶贫时代建立贫困“事前”预警机制并采取针对性措施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政策建议。     

后小康时代农村相对贫困的问题诊断与机制建构

农村相对贫困是后小康时代贫困治理的主战场。新时期的农村相对贫困主要面临脱贫攻坚成效不稳定、脱贫人口识别难度大、脱贫内生动力不足三大现实挑战。据此,通过构建农村相对贫困的精准识别机制、社会保障机制、长效稳定增收机制三大举措予以破解。加快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长效机制,这不仅有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最终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对于顺利推进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     

精准扶贫中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问题研究

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就,绝大多数贫困群众已经脱离贫困。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精准扶贫过程中的返贫现象不容忽视,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是返贫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为增强精准扶贫工作的长效性,需从多个角度,通过优化内外部条件激发贫困群众的自主发展意识,采用适宜的方法去引导贫困群众提升技能。     

教育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及对策

在我国精准扶贫事业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教育在精准扶贫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基础性、长期性的重要作用,分析了贫困代际传递的内涵和原因,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讨论了教育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并提出了有效的对策。     

2020年后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国际经验与政策取向

2020年后,中国扶贫工作将由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对贫困转变。本文首先回顾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标准的相关文献,基于可行能力理论从"贫"和"困"的视角构建了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概念框架,然后在对基本需要法和能力方法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典型国家的国别经验研究,提出了中国2020年后多维相对贫困标准的政策取向。本文认为,2020年后中国应采用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没有必要与OECD国家相对贫困标准接轨。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既要包括反映"贫"的经济维度,也要包括反映"困"的社会发展维度,还要包括生态环境维度:在经济维度,需要考虑收入和就业两个方面;在社会发展维度,需要考虑教育、健康、社会保障、信息获得等方面;而新发展理念以及生态补偿脱贫实践经验要求把生态环境纳入多维贫困框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