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印投资战略调整研究——政治经济因素探析

近年来,印度经济的异军突起不仅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广泛的关注,而且也促动了美日等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战略的转变和调整。尤其是中日之间异常的"政冷经热"导致日本把投资目标转向印度,从而已经呈现出"经热转凉"的新态势,值得我们深思。比较进入新世纪后日本企业对中印两国投资战略的调整,可以探究日本企业投资由中国转向印度的政治经济原因及其经济效应,有助于掌握日本企业对外投资战略新趋势,为中国今后引进外资提供理论依据。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减少

【日本《经济新闻》11月7日】日本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开始减少。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今年前三个季度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为32．7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0％。预计，今年金年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很可能出现4年来的首次下滑。另外，美国和韩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也开始下降。目前。上述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已出现向印度等国扩散的趋势，这很可能导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发生变化。     

海外华人投资中国大陆趋势之浅析

本文在全面分析了东南亚华人企业在华投资特点的基础上，对我国吸引海外华人继续投资的有利因素和在我国加入WTO后出现的变化进行了较详尽的分析，并就非典后海外华人投资中国大陆的发展趋势作出了比较客观的判断。     

中国的优势逐渐削弱

跨国公司打算让新投资多样化，不局限于“世界工厂”中国，以此来回应迅速增长的劳动力成本、不可靠的法律保护以及对反日情绪的担心。尽管中国到目前为止仍然是特别受青睐的直接投资目的地，印度、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正取得进展。     

1980年以来中日经济关系的演变--从贸易新伙伴、中国因素到中国特需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中日两国间贸易往来的迅速增加和日本企业大量对华投资，中日经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成了日本对外经济关系中的新伙伴。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后的10多年发展与日本经济结成了密切联系，成为日本经济运行中的“中国因素”。21世纪初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大国，在日本2002年脱出经济衰退过程中起到了“中国特需”的作用。     

中国利用外资五大新趋势

“非典”疫情对中国经济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势头也暂时受阻。但这种突发事件的影响只是短期的，并不能改变长期趋势。有关分析人士认为，今年有望跃过600亿美元。     

消费之重

“启动内需”已说了很多年，在出口和投资迅猛增长的经济发展阶段，彼时的这一提法更多只是停留在较为务虚的战略前瞻的探讨层面。时至今日，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世界经济“滞涨”、中国出口锐减、投资拉动不再足两位数字增长的情形下，2012年中国经济已开始真正步入“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元年”。     

中国的铁路还是美国的国债：如何看待中国的“过度投资”（上）

“过度投资”还是“过度储蓄”？在迅猛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经济正在呈现强劲的反弹。随着严重衰退风险的减退，越来越多的市场观察家开始对中国的“过度投资”表示担忧。他们认为，这只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失衡。有关中国的“过度投资”的一个广为接受的证据是其居高不下的投资率（投资／GDP比率）。2008年，该比率一度超过50％，不仅高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经济体，而且高于本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峰值。尽管目前尚无有关最佳投资率的理论基准，     

日本金融体制改革及其经济发展前景

９０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进入了“衰长”年代，明显地脱离世界性经济周期波动的轨道，迄今仍在萧条中苦苦地挣扎。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经济的“后院起火”，银行倒闭的骨牌效应更是在日本金融界迅速展开。一、日本金融体制发生危机首先，金融机构破产例闭。据日...     

论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战略及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日本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扩展,截止1992年3月底,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累计额高达3,524亿美元。与此同时,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地区流向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已形成了以北美为重点,欧共体、拉美和东南亚齐头并进的投资格局。分析探讨这一格局及其对日本经济的     

日本对东南亚投资和贸易的战略变化

70年代开始日本逐步实施了由贸易型向投资型的战略转变，近年来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置身于全球经营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海外贸易和直接投资是实现结构调整的重要渠道。东南亚是日本海外投资的主要地区，日本执行了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和国际分工的发展战略，与早期的投资替代贸易的战略有很大的不同。在海外投资战略的影响下，日本对东南亚的贸易结构也发生了新变化。日本向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战略因产业不同而有较大差异，形成了很多具体的投资方式。     

日本对华投资战略演变

日本对中国投资始于上世纪70年代,其投资战略随着中日经济的发展而发生了转变,由最初的资源利用型过渡到生产导向型,最后转为生产与市场导向并重的战略。这一战略的转变具体表现为日本企业在华投资配套程度的加深、科研投入的增加、比较优势产业投资的侧重以及与与中国企业合作的加强。日本对中国投资战略的演变对中国经济也产生了诸多影响,主要体现在促进中日贸易、促进中国产业升级以及提高社会就业。     

日资自为媒：中国引力——“世界最大的投资地”

外资纷涌中国，中国正成为全球重要的生产基地，原因何在?在外商眼里，中国的投资环境如何?面对提问，跨国公司日本碍子株式会社社长松下雋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中国是世界最好的投资地，中国的开发区对外商服务非常好。”他笑称，“我每次与日本的县长见面时都建议，你应当到中国学习，学习中国的方式，学习中国的开发区成功经验。”     

我国收录音机畅销东南亚南亚

我国收录音机畅销东南亚南亚据“缅电台”日前报道，中国生产的收音机、录音机以其廉宜的价格、可靠的质量，受到东南亚消费者青睐，并远销到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其中以无锡产的“格林”牌、中山产的“星爵”、“三星”、“星宝”牌最受欢迎。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电子...     

外部冲击背景下日本东亚区域供应链的调整

东亚地区作为国际分工最为深入的国际区域之一，形成了基于产品内部的价值链分工体系。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大国，其企业在东亚广泛进行生产配置，所形成的供应链在东亚区域分工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两大外部冲击下，日本在东亚的供应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某一角度反映了东亚区域价值链的调整内容和发展方向。中美贸易摩擦对日本东亚供应链的影响在宏观层面表现得非常清晰，它加速了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向东南亚及南亚国家的转移，从而导致了生产配置向上述国家的转移和扩展；新冠疫情对日本东亚价值链的影响更多地反映在微观企业行为上面，为应对经营困难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分布在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日资企业从采购、生产和销售以及技术等各个环节进行调整，以摆脱当前面临的经营困境和增强供应链的韧性。后疫情时代东亚供应链会开始进一步调整，其影响因素包括投资东道国的人力成本、宏观经济环境等基本经济因素、国际关系格局和新兴技术革命导致的产业结构的大变革等。     

国际资本流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中国和印度为研究对象，从资本总量和结构上考查了国际资本流入对两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计量模型检验得出结论；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同向变动，外国证券投资与经济增长反向变动；在印度，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稳定，外国证券投资以及外债等其他投资与经济增长有稳定的同向变动关系，外资在两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途径有明显区别，中国主要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企业竞争力，刺激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印度主要是通过借外债和吸引外国证券投资，补充本国资金不足，增加本国的消费和投资，刺激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     

日本家电厂商看好东南亚市场

亚洲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东南亚家电市场也大幅缩小。但随着今年东南亚经济的逐渐复苏，日本各大家电公司又重返东南亚市场，在该领域进行投资和技术转移。日本松下公司将通过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松下ＡＶＣ子公司生产平面显像管电视，并打算将该公司所生产的２１、２５、２９英寸的平面电视回销日本；马来西亚松下公司则决定于今年底前生产２１及２５英寸电视，向周边国家出口；日本东芝公司已于今年７月在泰国生产２５英寸以下的平面显像管，并在中国大连的工厂进行装配。日本夏普公司将其生产的液晶电视相继出口到新加坡及中国台湾地区，预…     

八十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特点及其发展战略

进入80年代后，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和日本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以实现“全球经营”为战略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新格局。     

论日元大幅升值下的日本对亚洲投资

论日元大幅升值下的日本对亚洲投资周明伟日元连续大幅度升值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使日本企业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明显削弱，从而引发了日本对外投资高潮的到来，形成了三次对外“投资扩张期”。第一次发生在１９７０年以后，１９７４年达到顶点；...     

结构性权力视角下日本海外基础设施投资战略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日本海外基础设施投资战略经历了从分散推进到系统推进的发展过程,呈现出官民协同、全政府参与、重点布局东南亚和南亚、力争长期控制项目等特点。日本力推海外基础设施投资旨在维护和提升对生产、安全和金融等地区结构的影响力,包括从“链”与“网”两个维度主导地区产业链重构,在海上航道安全和经济安全两个领域打造新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从制度体系和市场运作两个层面强化对地区发展融资事务的主导权。在实际运作中,日本过于强调自身利益而忽视了东道国的诉求和发展水平,过于强调政府的战略规划而忽视了市场主体的诉求和现有地区结构的稳定性,由此导致海外基础设施投资战略对地区结构的塑造效果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我国应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从生产、安全和金融等方面拓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合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