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培炎：深化改革重点在六方面

本刊讯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目前对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提出新见解。他说：“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不科学的命题，改革的对象不应该是企业，而应该是政府，改革的内容不是企业的治理结构，而是国资运营体制，改革的取向不是国企的抓大放小，而是国资从所有盈利型企业分离出来，使国企这个概念在我们经济生活中消亡。他说：国企不能简单地用大小来分类，应该把它们分为政府和非政府企业两类。目前资源垄断企业都应该是政府企业。     

政府审计能提升国企产能利用率吗？——基于2010-2016年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2010—2016年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对经过倾向值得分匹配方法（PSM）配对的样本进行回归，考察政府审计与国企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审计与国企产能利用率显著正相关，且非“十大”组较“十大”组显著，二次审计较一次审计对产能利用率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政府审计的监督力度越强，其对国企产能利用率的治理效果越好。     

推动企业破产的对策

据国家体改委对１７个省市的调查显示，目前，亏损企业中达到破产条件的占国企总数的１５％，但实际破产企业仅占国企总数的万分之一。政府有关部门、银行、国企职工对待破产往往“谈虎色变”，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两个关键的难题：一是破产企业的职工安置问题；二是债务偿...     

捅破国企玻璃天花板

当下的国企也面临着类似的窘境：政府主管部门（或组织部）管着“帽子”，国资委管着“票子”（负责国企负责人绩效考核、薪酬福利和资产经营状况的评价与管理），发改委（或行业主管部门）管着“案子”（即负责确定企业的发展、战略和投资方向）。其间“帽子”即国企领导人的任命权和使用权最重要。它决定着“票子”和“案子”     

西方的国企改革思路

同中国的情况相似，西方国企的难题也是与产权公有相连的“权责不明”和由政府投资导致的“目标冲突”两大国企病。西方至今并未完全解决好这些问题，但解决的步子要快一些。 比如解决“目标冲突”，由国企性质决定的既要“承担政策义务”又要“追求市场利润”这个二元目标，常使国企处在要么执行政策但增加成本甚至亏损，要么追求利润但违背出资人意志的两难选择中，把国企完全推向市场，让政企完全分开，既做不到，也有违政府建立国企的初衷；让国企在承担社会重负、公益成本的情况下与非国企不平等竞争，又难逃不亏损的下场。是不是只有…     

微语录

老婆多了不一定幸福，土地多了不一定赚钱。过去十年中，没有一个企业靠土地的储备竞争排在前面成了大爷．反倒有很多最后被套死了．这跟结婚一样，老婆多了不见得是个幸福的事。——5月23日万通地产篷事长冯仑微博如是说。只要庞大国企存在。对政府来说，国企就是“亲儿子”，而民企只能是“干儿子”，政府就会认为，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战略思维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国有经济改革的重点将放在优化国有经济结构，提高国有企业的质量及综合竞争力上面。当前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达成政府、企业与职工的共识，是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推进者面对的“绝对挑战”。只有运筹好“战略”思维，才能使这场无声的战争，取得有形的胜利。     

资源型国企主辅分离改制模式及对策研究

资源型国企是一类特殊的国有企业，是指从事自然资源开发和初加工的国有企业，一般而言包括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初加工企业。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加上我国资源型国企绝大多数地处远离城市的山区和荒原，地理位置偏僻，特别是一些地区是先有企业后有政府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形成一整套“小而全，大而全”的自我服务体系，     

基于政府干预视角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国企并购又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国企改革的重心,因此此,国企并购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地方国企并购中在地方国企并购中,政府干预和并购类型对企业并购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地方国有上市公司2008-2010年发生的201次并购事件次并购事件,按照并购类型,分析在不同程度政府干预下企业并购绩效的差异政府干预下企业并购绩效的差异,得出结论:相对较高的政府干预可提高横向并购和混合并购企业的绩效相对较高的政府干预可提高横向并购和混合并购企业的绩效;相对较低的政府干预有利于提高纵向并购企业的绩效。     

什么是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英文为“Electronic wrce”，简写为“EC”，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并逐渐盛兴、且被普遍接受的名词。对于“电子商务”概念，由于各国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公司企业、研究人员等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故目前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国资改革争分夺秒往前走

细读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从“国企”到“国资”，从“国有”到“公有”，从“现代企业制度”到“现代产权制度”，虽只一字之差，却意味着一次国企改革思维与进程上的重大突破!     

咱们家“大儿子”赚钱有点狠

有人说，国企是“共和国长子”。长子就是大儿子。其实，不只国企是长子，中国企业500强都应当视为咱们家的“大儿子”。     

探讨“双碳”目标下混改国企的绿色治理转型

“双碳”目标对企业提出了绿色低碳转型的高质量发展要求,践行企业绿色治理,有助于加速“双碳”目标的实现。目前,我国混改国企绿色转型迫在眉睫,而绿色治理作为转型的重要手段之一,却仍处于初级阶段,存在各种问题亟待探寻和解决。基于此,以“双碳”目标为研究背景,以混改国企为研究对象,对混改国企绿色治理转型的现实需求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探寻梳理,并提出“政府—利益相关者—混改国企”三位一体的绿色治理实现路径,解决“双碳”目标下混改国企存在绿色治理意愿不强、保障条件匮乏、互动协作能力不足以及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确保混改国企在价值共创中实现政府引导与监督、利益相关者多方推动、混改国企治理机制动态调整的多元共生的低碳绿色治理转型。     

从建党百年历史视角谈新时代党建引领国企高质量发展

<正>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企的光荣传统,是国企的“根”和“魂”,是国企的独特优势。新时代国企党建工作需紧扣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回归《党章》六个建设主线,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聚焦企业自身思考其应有之义。     

何时让中小企业老板有安全感

我曾经接触过一位小企业主，30岁左右，原先在内地城市一个国营企业工作，两年后他辞职来到深圳创业。一是，他觉得国企虽然比较稳定，但他是一个喜欢做点事情的人，不太想按部就班在国企里“熬”升职；二是，他深深感到，在他那个城市几乎没有创业机会，因为当地的大小企业基本上都是靠政府在吃饭，     

宝冶公司裁员调查

在深化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国家为解决国企经济运转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的现象，曾提出了减员增效的主张。规定：“经营出现亏损。并在采取停止招工，清退各类外聘人员，停止加班加点，降低工资等措施满半年后，仍然亏损且经营状况没有明显好转的，企业可以裁减富余人员。”减员的目的是为了增效。那么，对于效益本来就比较好的盈利国企来说。如果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为了增效。似乎也有减员的必要。政府规制盈利国企的裁员。多半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但若从经济角度来看。国企是否需要减员(即是否有富余人员)?如果盈利国企有富余人员大量存在。是企业自己产生的还是外部因素产生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如果政府允许盈利国企裁员。裁员成本较之收益会否得不偿失?若裁员存在一定风险。国企的最主要管理者又是否会勇挑重担呢?中国冶金建设集团宝冶建设公司(以下简称宝冶)的相关调查也许会给人们一些启示。     

政府干预、管理层自利与国企过度投资

利用我国上市企业2009—2014年数据，从企业外部和内部探寻引起国企过度投资的原因，并探讨最终控制人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阶段国有企业依然存在过度投资的现象；政府干预是导致国企过度投资的外部因素，管理层自利是引起国企过度投资的内部因素，二者与国企过度投资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政府机构控制的国有企业相比，国有公司控制的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更为严重。     

国企改制监管机制问题探析

国有企业改制是推进国有经济合理布局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及时发现并惩处发生在国企改制中的职务犯罪,清除企业“蛀虫”,是政府相关部门、纪律监察机构、改制企业、评估机构、司法机关等方面共同的责任。本文从分析监管机制的相关主体、前期准备工作和严把改制监管的“五关”等方面,提出加强国企改制监管的一些设想。     

为何“国企没搞好责任在政府”

日前，卸任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演讲中称“国企没搞好，责任在政府，不在企业”，引起关注。实际上，即使是在任期间，其观点也体现出了一定的矛盾性，一方面也许和早年经历有关，他早就提出过上述看法，另一方面又用七年时间打造了一个“强势”国资委。     

公司治理理论和国企的委托代理问题

总体说来，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有经济效率低，各级政府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干预企业的重要决策（如任命重要管理人员），的主要管理层在职消费惊人（包括各种腐败）等。当然还有诸如职工下岗和企业经营的短视现象。实际上，从程度上讲后者并不一定比前者轻，但是我们说前者是国企主要的问题是因为前者正是造成后者的原因。国企的所有者是国家（各级政府是具体的代表），即各级政府的角色是委托人；国企的管理者（本文假设为经理），其角色是代理人，其职责是向委托人负责。不难看出，国企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国企委托代理这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各级政府会命重要管理层人员（经理或厂长）和干预企业重大的投资决策的行为属于委托人方面的问题。其次，企业经理的职消费行为则是各类文献讨论得很多的代理人问题。本文利用公司治理理论的部分成果来具体诊断国企的这两方面问题，最后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