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政策选择、长期资产配置与国企高管隐性腐败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8—2013年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资本化会计政策、长期资产配置与国企高管隐性腐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国企高管采用资本化的会计政策进行隐性腐败导致长期资产配置、长期资产盈利率和资产处置损失呈现出显著的控股权性质差异;国企高管隐性腐败与其货币薪酬、职务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此外,笔者还发现,公司治理机制并不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隐性腐败行为,这表明当国企高管面临职务消费和薪酬管制双重约束时,将选择资本化的会计政策进行隐性腐败。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加强国企高管隐性腐败的治理指明了方向。     

跨国公司高管攫取了更多的私有收益吗——基于高管超额职务消费的视角

国际化经营是企业利用全球生产要素和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重要方式。那么,相对于没有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中国跨国公司会加剧高管的超额职务消费吗？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高管超额职务消费的视角探讨了跨国公司高管私有收益攫取行为。研究发现,企业国际化经营程度越高,高管超额职务消费也越高;经营风险高和财务风险低会强化企业国际化经营与高管超额职务消费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机制检验发现,企业国际化经营引发的企业产品市场风险、高管的超额现金持有行为与海外并购行为,分别是高管进行超额职务消费的压力、机会与借口。进一步检验发现,跨国公司高管超额职务消费会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信息披露质量高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会显著抑制跨国公司高管的超额职务消费行为。     

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以2007~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国企最终控制人性质与高管投资寻租动机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和考察了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依据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终极控股人性质,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中央国企与地方国企两类上市公司,同时通过测度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程度,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高在职消费和低在职消费两类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中央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另外,低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高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上述关系在地方国企中尤为明显,而在中央国企中并不显著。这些结论表明,地方国企中高管权力的约束比中央国企小,其高管更容易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引发过度投资;由于国企在职消费的刚性,较低的在职消费会增强国企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投资寻租的动机。     

国有企业薪酬管制的再检验:2007—2011

转型期,政府薪酬管制是否会影响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效率,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利用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严谨的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国企薪酬管制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存在薪酬管制,并且薪酬管制效果与政府干预能力显著正相关;就薪酬管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薪酬管制只存在于负向非正常相对薪酬的国企中,负向非正常相对薪酬绝对值越大,薪酬管制程度就越高;在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后,受管制的国企高管货币薪酬与职务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负向非正常相对薪酬对国企绩效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上述发现表明,政府薪酬管制并没有很好地实现旨在维护分配公平的规制目标,同时还造成国企高管薪酬激励的扭曲。     

微言

1976年，历史转折关键期，复出了邓小平。2012年，历史转折关键期，走出了习近平!——学者：中共高调纪念邓小平，包含坚持深化改革政治宣示．全面深化改革从分配制度入手，整治国企高管职务消费抓到了“牛鼻子”!     

“12条禁令”严管国企职务消费

日前财政部会同监察部、审计署和国资委联合发布《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列出严禁超标准购买公务车、严禁用公款为亲属和子女支付各种费用等12条规范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的禁令。此次四部门列出的12种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禁止行为包括：     

外部监督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治理效果研究

随着"八项规定"的实施,国企受到的外部监督越来越严格,这种外部监督所带来的外部治理效果备受关注.本文基于2012年12月出台的"八项规定"政策,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从国企高管权力大小视角实证检验了"八项规定"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八项规定"发挥了有效的干预作用,能够显著降低国企高管的过度在职消费;在政策实施初期,相对于拥有较高权力的高管,"八项规定"对低权力高管的过度在职消费抑制作用更强,但是随着政策的不断推进,这种差异会逐渐减少.进一步研究发现,"八项规定"政策对在职消费的治理效应使得国企高管的寻租方式发生了转变,过度投资成为高管获取私人收益的替代途径,并且高管权力越大,过度投资越明显.     

国企高管薪酬改革深度检视

正回过头去检视,关于国企高管薪酬的政策停留在纸面上居多,落地生根的较少;不少政策要么大打折扣,要么胎死腹中。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改革拘囿于部委设计而缺乏权威的顶层设计。所幸的是,这一症状在近期有了明显好转。把持国有企业领导之显位,领取动辄数百万的巨额薪酬,享受着几乎由自己完全支配的职务消费,企业盈利了,工资待遇水涨船高,企业亏损了,公共财政给予垫底并由纳税人最终埋单,国企高管们从事着没有任何市场风险并可大把捞钱的天底下最肥和最轻松的公差。     

国企高管过度投资行为控制机制研究——基于过度自信理论的分析

国企高管作为投资决策的核心人员,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存在非理性的现象。论文从过度自信理论对国企高管过度投资行为的动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个人层面和公司层面提出了国企高管人员过度投资行为控制机制,包括区分决策和行动、构建自我学习机制、董事会内部治理和心理契约的使用等。     

转型期国企经营者的身份博弈与经济后果

转型期国企经营者选择的“政府化”,导致国企经理身份定位模糊。国企经理“亦官亦商”引发利益相关者针对国企经营者身份的多方博弈。国企经营者的身份博弈造成国企高管激励制度扭曲,加剧国企公司治理的“内部人控制”,最终削弱改制后国企的自生能力。结合国有企业经营性质差异,加快推进国企经营者选择机制的二元化改革,实行国企经营者的分类管理,是当下实现国企高管身份明晰化的可行路径。     

国企财务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国企财务内部控制对其发展而言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可以促进国企的长远进步,然而,目前部分国企财务内部控制部门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着内部控制工作的有效性,因此,相关部门必须要制定完善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创新工作方式,并利用先进的工作行为开展财务内部控制活动,促进国企的长远进步.     

国企高管薪酬契约操纵研究——基于业绩评价指标选择的视角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企高管薪酬契约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基于业绩评价指标选择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国企高管薪酬契约操纵的现状和内在规律。研究发现:(1)国企高管通过提高其薪酬与较高业绩指标的相关性来操纵薪酬契约,而且管理层权力越大,操纵行为越明显;(2)地方政府控制和相对薪酬较高的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契约操纵行为更严重,说明追求货币收益、为其高额薪酬辩护以减少愤怒成本是薪酬契约操纵的主要动机;(3)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加剧国企高管薪酬契约操纵行为,而公司内部治理质量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则能够抑制这种操纵行为。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全面认识国企高管薪酬契约、推进国企薪酬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基于会计视角的国企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特征分析及其防范

国有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是指国企高管为追求个人经济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贪污、受贿、挪用和侵占等方法中饱私囊的危害企业利益,应受刑法处罚的犯罪行为。这种职务犯罪的涉案率高、金额大、潜伏期长,且呈频发之势。国有企业的产权主体模糊,产权边界不清晰导致的对经营者监督的疲软,以及国企高管的任命制及任期长的弊端导致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失效,使得侵占型职务犯罪的发生不可避免;而会计手法又成了侵占型职务犯罪的重要掩护伞。为此,应对国有企业进行必要的改革,如股权结构的多元化,通过经理人市场产生企业的高管人员,以及执行必要的岗位轮换制等;同时实行外部的有效监督,并关注会计信息的异常,以有效防范侵占型职务犯罪的发生。     

国企高管人员薪酬问题研究

近年来,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天价”薪酬这一现象引起社会热议。其原因不仅是与高管人员的招聘制度有关,更与内部控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国企高管人员的畸高薪酬,不仅激发了企业员工和社会大众的不满情绪,影响了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同时也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本文通过研究当前经济背景下的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问题现状并分析国企高管人员薪酬过高的原因,通过对公司治理、建立有效薪酬激励机制、内部监督等方面并结合近期国家出台的国企薪酬改革政策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相关对策。     

论国企高管薪酬异化的解决对策

针对国企高管薪酬逐年快速上升的现象,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薪酬管制制度。本文分析认为,对国企高管进行薪酬管制将带来一系列的不良经济后果。国企高管薪酬异化问题的根源在于内部治理机制失效、国有企业资源租金阻碍了业绩的可证实性、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和股东利益法律保护机制缺乏威慑力等方面。充分发挥职工董事在高管薪酬形成机制中的作用、完善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制度、降低质疑高管薪酬问题的门槛和积极推进国企高管业绩评价手段是解决高管薪酬异化的有效措施。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

近年来,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效果逐渐受到学者们关注。为此,基于2009-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752个样本值,从研发投资视角考察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与政治晋升机会较小的国企高管相比,政治晋升机会较大的国企高管更注重企业绩效;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研发投资显著负相关,在晋升当年,高管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减少研发投资;研发投资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并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关系起调节作用。     

高管降薪政策是否影响国有企业创新*——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A股上市公司2010—2019年经营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探究了国企高管降薪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企高管降薪抑制了国有上市公司的创新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表明，国企高管降薪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抑制程度在不同功能定位的国有企业之间存在差异，公益类国有企业受第二次高管“降薪令”的抑制影响比商业类国有企业更加严重。本文为国企高管降薪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了国企高管降薪政策方面的文献，对未来国企高管薪酬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论国企高管薪酬管理中存在问题及对策

我国自2002年起就开始推行国企高管年薪制,规定高管年薪不得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12倍,但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企盈利的增长,这一数字早已被突破。一些金融、电信、石油、烟草等国企高管薪酬远远逾过这一红线。从目前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来看,内部纵向差距偏大且有继续扩大趋势,外部横向差距仍然过分悬殊。     

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探析

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演进折射出国企改革的进程,而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又要求相应的高管薪酬制度与之相适应,科学、合理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能够调动高管的积极性和创新性、激励高管努力工作、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不科学、不合理的国企高管的薪酬制度会严重挫败高管的工作积极性,浇灭高管的工作热情。因此,必须设计出一种合理的薪酬制度以激励高管努力工作。     

上市公司国有股股权比例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上市公司国有股股权比例以及国企高管人均薪酬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一直是热点问题,尚未形成共识。文章通过选择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ROA的不同分位数水平上,资产负债率均对企业财务绩效有负的贡献;然而,高管人均薪酬、国有股股权比例、成本费用利润率均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正的贡献。在平均意义上,国有股股权比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贡献是非线性的。在平均意义上,高管人均薪酬与企业财务绩效无显著关系,所以合理控制国企高管人均薪酬有实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