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县域农户城镇购房的村际差异及驱动因素——以江苏省涟水县为例

厘清县域农户城镇购房的村际差异及村庄环境系统驱动机制,对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乡村聚落重构和城乡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乡村居住场势为理论基础,构建村庄居住场势空间结构模型,以江苏省涟水县全部行政村入户调查数据为支撑,运用空间自相关、最小二乘法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刻画农户城镇购房的空间格局,精准分析驱动农户城镇购房的主导居住场势,揭示农户城镇购房村际差异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近50%农户在城镇中购房,且村际差异明显,城镇购房目的地以镇区和县区为主。农户城镇购房整体呈现热点相对分散、冷点在“县城—重点中心镇”双核周边集聚的空间格局。(2)从全局尺度分析,区位场势、生活场势、氏族家庭场势是农户城镇购房的关键要素;从局部尺度分析,区位场势对农户城镇购房影响最大,生产场势、生活场势影响较大,政策场势、氏族家庭场势次之,生态场势、经济水平场势最弱。(3)政策场势中评选类政策和规划引导类政策呈现完全相反的驱动方向,对政策场势高敏感度村庄主要集中在县域东南部和中部。区位场势中的至市区便捷度驱动力显著高于至县城便捷度,且村际驱动异质性明显。生产场势中工业的驱动力远高于农业和服务业,...     

易地扶贫搬迁目标农户的识别

易地扶贫搬迁的瞄准精度和识别的有效性对该项活动意义重大。本文基于陕西安康市140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Probit、MLM和PMT模型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目标识别的决定性因素、发生瞄准偏差的原因和提升瞄准效率的方法。结果表明:生计资本、生计环境均是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目标识别的重要因素;"应搬未搬"农户相较"搬不应搬"农户在家庭资产、信贷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表现出明显劣势;移民搬迁项目保持高遗漏率,非贫困农户渗漏的情况比较严重。政策错误识别的原因在于当前政策实践中的"收入贫困"与移民搬迁瞄准机制存在错位,瞄准对象涵盖了更为多样的贫困类型。代理家计调查法在识别和判断贫困农户方面适应性强,但对于非贫困农户的排除作用非常有限。据此,本文提出了解决贫困人口公平有序"搬得出"的政策建议。     

移民搬迁农户的贫困类型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南安康的抽样调查

研究陕南移民搬迁农户的贫困类型和成因有利于建立精准的扶贫工作机制。本文基于2011年陕南安康市的农户抽样调查数据,运用多分类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移民搬迁农户贫困类型的影响因素。通过综合考虑收入和消费标准,可以将移民搬迁农户分为选择性贫困、暂时性贫困和持久性贫困三种类型。收入高于贫困线而消费比贫困线低的农户所占比例为28.57%,这种贫困类型属于选择性贫困。实证分析的结果发现,自愿搬迁和集中安置对农户摆脱持久性贫困有显著帮助,而2011年的搬迁农户更容易走出选择性贫困陷阱。此外,农户的家庭和社区特征以及生计类型对他们是否陷入贫困有显著影响。     

生态移民的搬迁形式研究--云南永善县马楠乡案例分析

我国生态移民的迁移形式有自发性移民、政府组织移民和企业参与移民搬迁三种形式。作者以云南省永善县马楠易地扶贫工作为案例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三种搬迁形式各有优势,其中农户自主搬迁的成效最大,返迁率为零,是一种有效的脱贫形式。政府应对农户自主搬迁提供必要的扶持和加以规范管理;政府组织搬迁是大规模移民的主要形式,但应尽量减少直接的行政行为;目前企业尚未形成独立承担搬迁的条件,然而在配合政府组织、接收、安置大规模移民方面存在着很大的潜力,政府应明确自身与企业间的职能和职责关系。     

福建省“造福工程”成效探讨——基于搬迁农户生计资本的视角

福建省“造福工程”是为实现高山和偏远山区贫困人口移民的一项扶贫策略.本文采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建立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对福建省“造福工程”成效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搬迁农户在物质资本增加和金融资本的减少上最为明显,搬迁农户家庭平均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家庭成员技能培训过少,生活来源基本依靠农业生产,生计策略单一.政府应在加强农村教育和培训,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等方面为搬迁农户服务.     

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山区农户生计空间的影响机理——以陇南山区为例

生计空间作为农户生计实践的重要载体,促进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空间的优化与重构,不仅是实现其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更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文章从生活、生产、社交、制度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了搬迁农户生计空间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陇南山区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数据,评价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的改善效果,识别影响生计空间质量的关键障碍因子,揭示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安置初期,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改善效果一般,仅有约35%的农户认为生计空间改善效果较好;(2)从不同维度来看,易地扶贫搬迁对生活空间的改善效果最佳,社交空间次之,对制度空间和生产空间的改善效果相对较差;(3)耕作半径扩大、住房面积压缩、社区参与度降低、非农就业不足是制约搬迁农户生计空间质量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4)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具有双刃剑作用,既可促进生计空间向城镇化、集约化方向发展,也可能致使生计空间向无序化、边缘化和原子化方向发展。最后,针对性提出构建可持续生计空间的优化路径与对策。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理及效应——基于陕南3市8县1712个农户数据的实证分析

持续、稳定地提高农户收入是“后搬迁”时期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成果，防止搬迁农户返贫、返迁的关键。利用陕南三市1 712个农户实地调查数据，基于收入结构的视角，构建易地搬迁影响农户收入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并使用PSM方法和中介效应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搬迁具有明显的农户“自选择”特征，在消除选择性偏差之后，搬迁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总收入，从分项收入来看，搬迁显著降低了农户种植业收入、林业收入和养殖业收入，显著提高了务工收入，但搬迁对资产性收入和非农自营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2)在搬迁对非农收入影响中，非农劳动供给的中介效应显著，占比43.43%，农户对补贴的“福利依赖”阻碍了其非农收入的提高，遮掩效应占比11.00%，搬迁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的市场可及性、非农发展环境和非农发展内生动力，但尚未转化为非农收入的提高，由于技能培训存在时滞，家庭特殊技能人口占比的中介效应亦不显著。(3)集中安置农户对补贴的福利依赖更强，其“遮掩效应”更加明显，而对于分散安置农户，市场可及性的中介效应变得显著。结果意味着，搬迁后要促进农户持续稳定增收，一是应通过机制保障和政策激励，实现农户增收渠道多样化...     

基于进化博弈论视角的农户群体生态移民行为分析

生态移民是当前的一个社会热点问题。文章将政府政策视为外生变量,从非理性人假设出发,构建进化博弈模型探索农户在生态移民搬迁过程中的群体行为进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存在多个进化稳定策略的可能,最终的进化稳定策略取决于搬迁农户的预期收益、因搬迁造成的实物资本损失以及非搬迁户的预期社会资本损失。因此,生态移民搬迁过程中政府部门应着重提高搬迁后农户收益水平,同时降低农户搬迁成本,以促进工程的顺利进行。     

论推进山区移民搬迁加快实现“能致富”的策略

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农村贫困人口是新常态下我国推进精准扶贫的重要路径。如何确保搬迁群众迁移后能够实现"能致富",是大规模移民搬迁活动需要破解的难题。基于对陕南地区避灾移民搬迁工程的调查,研究发现:促进山区移民搬迁户生计可持续发展要以提高移民群体发展的可行能力为核心,可通过采取增收配套到户,加大产业培育扶持力度;开展技能培训,增强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确保搬迁移民生活质量以及要鼓励基层探索,持续提升典型示范效应等若干策略。     

后续扶持政策、资源禀赋与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

基于陕西省两地区最新的搬迁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指标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定量评估易地搬迁户生计风险水平,比较不同搬迁异质性因素下农户生计风险水平及其各维度的差异,实证分析后续扶持政策、家庭资源禀赋对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1)易地搬迁农户健康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水平较高,各维度风险水平在搬迁户内部分化明显,且不同搬迁特征下搬迁户的生计风险水平存在显著差异。(2)政府的经济补贴对搬迁户生计风险有显著负向作用,但技能培训和产业帮扶仅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信息风险,对其生计风险总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3)家庭资源禀赋中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生计风险。结合研究结论,进一步提出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措施、防范农户生计风险的政策建议。     

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对柯城区农居点的调查,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相应的分析,最后提出通过编制村镇建设规划,加强农居点用地动态管理,建立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资金保障机制,以及通过健全农居点用地法规等手段来解决农居点的散、小、多、脏、乱、差等现实问题。     

世界城市居住区空间结构模式的历史演变

城市居住区的分化与隔离,是人与人、社会群体与社会群体关系在地理空间上的客观反映。在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城市居住区空间结构具有不同的模式起源期城市属于“混合”型居住空间结构;前工业城市居住区空间属于“舒伯格”传统同心圆结构,在这基础上又叠加上“行会”与“家庭”两大特殊因素的作用;成熟期工业城市居住区空间演变成“伯吉斯”现代同心圆结构,呈现沿公共交通干道向外辐射的“星状”大都市居住空间特点;郊区化时期形成以郊区为主体的圈层状弥漫大都市居住空间结构;“后工业”时期“边缘”城市与“无边缘”城市开始产生,形成多中心的“星系状”大都市居住区空间结构。中国必须防止美国式的“弥漫状”郊区化居住空间模式。     

论住宅需求,居住选址与居住分异

本文从居住区位的需求出发，分析影响居住选址的社会经济因素和城市居住分异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城市社会结构分化的现状和趋势，将我国城市住户划分为工薪家庭、高收入家庭、单身和夫妻家庭、＂空巢＂家庭和＂外来人口＂五种类型，分析预测各类住户居住选址的基本倾向。最后以深圳蛇口工业区为例，剖析我国城市中正在出现和即将出现的居住空间分异现象。     

武汉市住宅小区的空间结构与区位选择

1990年代以来,随着住房制度改革逐渐深化,武汉市住宅小区空间复杂性日益突出,亟需进行空间规律性总结,以指导城市住房开发与管理规划。基于当前的统计资料结合实地调查、电话访查,运用GIS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从实证与定量分析角度揭示出武汉市住宅小区在空间结构上表现出圈层 扇面结构空间拓展,聚合扩散同步进行,城市内部实现挖潜式集中化布局,边缘扩张式城郊化分布;在区位选择上临街傍水的区位分布特征明显,体现出追求交通便利、向往环境舒适的人居选择规律。     

宅基地拆迁赔偿的地域差异

本文用全国范围的调研数据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发现宅基地占地面积、建筑面积、家庭总人口和村庄距城市的距离这4个因素对宅基地赔偿额有显著的影响,而建筑类型、建筑年份和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村干部或党员对宅基地赔偿额没有显著或稳定的影响。笔者同时发现,宅基地拆迁赔偿额在全国有非常显著的地域差异,而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的宅基地拆迁赔偿以及我国其他地区的实践,展示了较为成功的在土地农转用过程中引入用地者与土地所有者的谈判和市场机制的案例,为未来征地拆迁制度的变革提供了方向。     

广西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测算研究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划分山区、丘陵、平原三类地形分别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资金修正系数与农户搬迁意愿的修正系数,并将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法测算的理论潜力修正为现实潜力。结果显示：广西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仅为理论潜力的57.07%,其中山地地区潜力不能释放,而平原地区是潜力释放主要区域。结果表明了资金与农户整理意愿对潜力释放具有显著影响,广西农村居民点整理应根据现实潜力大小安排重点区域,以便取得较高整理效率。     

基于GIS的山地人居环境自然要素综合评价——以浙江省仙居县为例

人居环境既是人类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地理空间,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山地人居环境是人居环境类型之一,它在各个自然因素基础上综合形成的,自然因素包括山地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地质、植被、土地资源,构成有别于其它不同类型的人居环境。文章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能力和叠置技术,以浙江省仙居县为例,通过五大山地自然要素进行定量分析与综合分析,以达到科学评价山地人居环境。     

北京市人口郊区化与居住用地空间扩展研究

人口郊区化与居住郊区化是近年来北京市发展的主要特征。文章以北京市中心区和近郊区为研究区域，首先利用四普和五普数据，分析了人口分布现状和变化特征及居住用地的空间分布变化。由此提出，北京市的人口郊区化与居住用地的空间扩展过程是一种互动的效应关系。     

城市居民对居住区位的偏好及其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

利用详实的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我国城市居民对居住区位的偏好和支付意愿,以及居民实际的区位选择。首先对影响居民对居住区位支付意愿高低(即支付意愿梯度)的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分析了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探讨了研究支付意愿与区位选择差异性的方法。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建立了支付意愿梯度模型和区位选择模型,利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重庆五城市的调研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高收入群体仍倾向于居住在距离市中心偏近的位置,工作地点、对环境的偏好、城市规模和郊区基础设施完善程度都会从各种方面影响支付意愿的梯度值。市场力量已经在居住区位资源的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存量住房流动性低和一部分居民的融资能力不足仍阻碍了其自由的区位选择。     

甘肃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分区及对策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是改善农民生活条件,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的重要措施。综合甘肃省经济、土地、环境等因素,将甘肃省14个市州分为6个大区,并结合6个区的实际情况,提出适合本区情况的整理模式,并从作业模式、组织领导模式、资金筹集模式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对农村居民点整理过程中易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