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优化问题研究

由于大规模人口流入中心城市,对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供给带来了较大压力。本文通过对绍兴市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现状进行分析,梳理出了配置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认为,为了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实现有条件的均等化,需要均衡分配公共服务资源,适度拓展公共服务购买范围,加强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以及建设好公共服务人才队伍。     

北京人口调控的反思与转型

北京人口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状况之间的不协调,是市场调节失效与政府调控失败叠加的现实后果。北京人口调控应当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立权利优先于权力的城市规模调控原则,创造市场更为充分的配置资源的基本条件,减少对市场主体迁移决策的直接干预,尊重市场主体的自主意愿,将聚集的不经济凸显为经济扩散效应,推动北京进入经济核心区要素向边缘区域扩散的新阶段,从而实现北京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状况的协调与均衡。     

梯次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仍有2亿多常住人口无法与户籍人口享有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26%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享有情况存在明显差异。不同城市的流动人口规模结构和财政资源获取能力差异明显，保障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压力、难度和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建议按照城市“保障压力+保障能力”，将人口主要流入城市划分为4类，差异化梯次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落地见效。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分异调查——以广州市为例

社会经济体制综合转型以来,市场机制逐步取代行政命令成为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主体方式,其空间分布形态也由空间均衡趋向社会分异。以广州市为例,基于3954份有效问卷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调查数据,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进行了社会生态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社会分异特征显著,中心城区116个街镇单元可以划分为6个类型,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居住单元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及可达性存在显著差异;受旧城区社会经济持续繁荣及历史沉积效应影响,社区地位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及可达性之间呈非完全一致性,体现出类似西方国家城市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城市生态法则"的作用特征。     

人往高处走：行政等级与省会扩张

省会扩张指省会人口相对于全省人口和第一大非省会人口的增加，这一现象在中国各省广泛存在且持续强化。借助副省级省会和地级省会在行政等级上的差异，构建回归模型识别行政等级对省会扩张的影响。基于200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行政等级推动了省会扩张：与拥有地级省会的省份相比，省会为省内唯一副省级城市的省份中省会人口占比、省会首位度分别增加0.05和0.87,省会为副省级且拥有计划单列市的省份中省会人口占比、省会首位度分别增加0.02和0.44。以非省会在1949年末的行政等级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支持上述因果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省会的公共品优势是重要的作用机制。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北京市人口规模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

本文使用2015年国家卫健委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估计了流动人口区位选择的条件Logit模型,继而模拟了京津冀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北京市人口规模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如果通过中央转移支付实现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河北和天津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都提升到北京市的水平,对北京市人口规模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很小。如果通过北京市疏解非首都功能来实现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会较大幅度减少北京市人口规模,并小幅降低其人力资本水平。     

我国人口流动的新特征新变化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人口流动出现了新特征新变化：人口流向保持稳定性,中西部省会城市吸引力增强;人口省内流动增加但分布出现分化;流动人口老龄化、从业领域向非生产性服务业转移,消费“本地化”趋势增强,代际之间的消费模式差异明显。我国大规模流动人口在延续人口红利和带来巨大消费潜力的同时,其新特征新变化将影响消费结构和产业投资方向,加剧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分化,加重大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压力。建议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相关改革进程,积极应对流动人口老龄化,合理调整公共产品供给规划。     

城市收缩如何影响地方公共服务供给?

中国城市收缩是否会影响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空间配置?利用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双指标体系",在"市域—市辖区"两种空间维度上,检验城市收缩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收缩显著降低了当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但存在空间差异。市辖区人口规模下降的事实将刺激地方政府追加投资,是"人口—公共资源"空间错配的现实表征之一。市辖区人口增加但全市范围人口规模下降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滞后于人口集聚,是"人口—公共资源"空间错配的现实表征之二。建议地方政府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收缩,由关注公共服务总量转而关注人均公共服务质量,实现区域均衡。     

高速铁路网络对中国城市化格局的影响

高速铁路通过提高城市可达性影响城市人口增长。1997-2011年,在铁路提速的影响下,城市可这性每提高1%,可引起城市人口增长0.67%。到2020年,全国高速铁路网建成后,将对城市化格局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表现在:城市人口向高速铁路沿线城市集聚,尤其是向高速铁路密集区域的城市集聚;城市人口向城市群集聚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城市群之间的人口增长速度具有差异性;包括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巨型城市在内的城市等级一规模结构将呈橄榄形发展;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将呈现出小城市特大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巨型城市的格局。     

2000—2010年北京市人口空间分布与变动研究

根据2000年和最新的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了2010年北京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近10年人口的空间分布变动。研究表明,北京人口增长十分迅速,老城区人口依然在增加,仅有西城和崇文区出现了人口净减少,其他区域人口都在增加,总人口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人口分布不均,人口密度从市区到郊区递减;人口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市区基本为100%城市化,没有出现中心衰退,城市郊区化和远郊区农村城市化加速发展;人口增长主要是常住外来人口的增加,并且户籍人口和常住外来人口都在向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集中。最后探讨了它对城市和区域规划和政策的启示。     

高房价对大城市人口流入的抑制效应——来自北上广深四城市的实证证据

高房价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在繁荣了房地产市场进而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扭曲了城市经济的结构布局与增长动力,从而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导致城市引力的弱化。运用2005～2016年北上广深四个一线超大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住宅商品房价格等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房价对人口流入存在着抑制效应,住宅商品房价格每变化一个百分点,将会引起城市人口净流入量减少约0. 42个百分点;高就业水平与良好的教育创新环境能够促进人口向该地区流动;城市环境状况与收入水平虽然对人口流动有影响,但目前不是影响人口向该地流动的主要因素。     

1990-2004中国城市体系演变研究

通过考察人口在各级别城市的分布,利用住序-规模法则验证,对各省城市体系类型聚类分析,考察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的变化,分析人口经济总量的分布现状及其演变,发现我国城市化的总体趋势是城市化进程比较快,呈现出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优先发展的事实.城市体系演变的趋势是城市体系由低级向高级、低水平向高水平、由不平衡向平衡型的演变.整体看我国城市的发展势头良好,但无论从绝对差距还是从相对差距看,东部地区相对快速发展的趋势还会持续下去.我国城市等级规模及人口经济规模分布极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应当分区域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今后国家城市建设应当集约利用土地,重点扩大城市人口规模.国家在投资鼓励、区域发展政策等方面应当对中西部地区有实质性的扶持,努力使中西部地区城市人口与经济实力增强.     

人口结构变化对商品住房价格的影响——基于中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GMM动态面板模型等计量方法展开实证研究后发现,人口年龄结构解释变量人口抚养比的提高对城市房价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而代表人口户籍结构的流动户籍人口比则有助于城市商品住房价格提升。从人口年龄结构看,一线城市人口抚养比对商品住房价格的影响最大,三线及以下城市最小,且中西部地区人口抚养比的提升确实能对当地商品住房价格形成一定的抑制作用。从人口户籍结构看,流动户籍人口比对商品住房价格的影响在三线及以下城市和东北部地区城市表现最为明显;人口抚养比对商品住房价格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流动户籍人口比升高则会对临近城市商品住房价格形成一种反向抑制作用。基于此,未来应探索建立应对老龄化、少子化导致房价波动的反馈协调机制;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的客观规律,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改革城市建设用地的城市间配置;加快推动住房供应主体多元化,优化住房供需结构。     

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与城市人口规模的适配性研究——基于城市标度律的实证分析

以我国24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城市标度律评价城市人口规模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适配程度及其地区差异。研究发现：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规模与结构均与城市人口规模呈现显著的非线性标度关系，且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增加率小于人口规模增加率。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结构来看，除科学技术支出与城乡社区支出外，其他支出的增加率均小于人口规模增加率。总体来看，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规模修正指标存在空间异质性，组内差异是其主要来源。大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能较好地适配人口规模，超大特大城市及中小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相较于其人口规模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经济性。研究结论可为优化不同人口规模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供新的思路。     

撤县设区对县域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苏省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江苏省2006—2020年的县域面板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撤县设区改革对县域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撤县设区改革提升了交通基础设施等经济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教育和医疗等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则带来了负面影响。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撤县设区改革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政策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而言,“重经济而轻民生”的问题仍然存在,尤其在中低发展水平地区更为明显。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撤县设区改革促进了中低发展水平地区的人口增长,但公共服务供给的增长不及人口规模的增长,从而导致了“拥挤效应”。因此,是否实行撤县设区改革需要因地制宜,综合考量。而已经实行改革的地区则应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资源配置,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升,确保经济与民生同步发展。     

城市化、区域差距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缩小区域差距、城市化发展具有一致性。但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失衡配置问题显著。以变异系数来衡量均等化水平,结果显示出:各区域城市化水平差距缩小,但各区域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差距渐趋扩大,其中社会保障和医疗水平差距巨大。这一局面的形成除了历史因素和资源禀赋影响外,政策机制是造成区域差距的关键。因此,应加快公共服务体制创新。     

县(市)域村庄人口变化的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以山东省招远市为例

村民是乡村发展的第一要素,因此掌握村庄人口变化的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是制定差异化乡村空间发展政策和判定村庄发展前景的重要依据。以招远市为例,采用集聚程度、集聚方向和邻近度分析方法研究市域内不同人口增长类型村庄的空间分布特征,运用线性回归分析法研究村庄人口变化的整体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探讨不同人口变化类型村庄空间分布的具体影响因素,为制定差异化乡村发展政策、判定村庄发展前景和配置乡村建设资源提供依据,从而科学地指导编制县(市)域乡村建设规划。     

中国城市管理体制演变的历史脉络及制度特征

中国城市的历史形成造就了当代中国城市等级化发展的特征。自商周以来,政府就成为城市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城市政治地位的变迁影响了城市的兴衰,当一个地级市失去都城或治所地位时,其经济优势难以为继。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主导”形式的城市发展相比,中国城市的发展呈现出“政府主导”“市场推动”的双引擎独特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城市行政等级体系设置与资源配置效率、城市规模体系密切相关。因此,通过建立扁平化的城市行政等级体系,推动不同等级城市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从而实现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公平竞争是未来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中原城市群产城协调发展分析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产城融合"是地区人口、产业与城市空间协调发展的集中体现。以2000-2014年中原城市群地级城市的人口、产业、空间发展数据为基础,通过综合指标体系构建以揭示城市人口—产业—空间三者之间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变化态势。结果显示,2000-2014年中原城市群人口—产业—城市空间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出波动变化,但整体波动范围相对较小。人口、产业、空间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人口发展高水平地区集中于中原城市群西部和南部,产业发展高水平地区分布在中原城市群东北—西南轴线左上方,空间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地区多分布在河南、河北部分城市。耦合协调分析发现,中原城市群耦合协调度明显低于长三角城市群,且协调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空间分布态势逐渐由中原城市群东北—西南轴线左上方向西北—东南轴线左下方转移。改变中原城市群低水平协调发展状态,应以产促城,发挥区域人口规模优势,优化人口空间布局和资源配置,加强区际联系,推动城市产城协调发展。     

民间商会是完善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力量

市场经济是资源通过市场而不是权力和关系来配置的经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例如美国，市场对资源的最优配置通过两手：一是法制，一手是宗教伦理。中国当前法制建设和新的伦理体系建设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而目前的权力和关系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导致我国市场经济的畸形发展。在目前状况下我认为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架起民间商会这个桥梁是对市场经济的重要补充，或者说是基于中国政治体制和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条件下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