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地方实践模式的考察——以“广东模式”和“上海模式”为例

随着中央和社会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关注和重视,许多地方政府都在积极探索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模式。目前,在众多的地方社保模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广东模式"和"上海模式"。文章在综合分析两种模式的特点、优点和缺点的基础上,归纳出两种模式共同存在问题或称缺陷,并就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模式提出政策建议。     

省级国土空间“三生”功能分区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

研究目的：准确评价省级国土空间“三生”功能特征,并在保证空间邻接性和区域完整性前提下实现功能分区,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供支撑。研究方法：GIS空间评价法与两维图论聚类算法。研究结果：豫中、豫中北和豫东地区的国土空间生产和生活功能值偏高,但生态功能偏弱,豫西和豫南地区生态条件较好,生态功能值高,但生产和生活条件较差;河南省国土空间可划分为8个功能区,Ⅰ区和Ⅶ区应注重生产与生活功能的同步发展,Ⅱ区、Ⅲ区和Ⅳ区应有所侧重地利用与维持生态功能,Ⅴ区和Ⅵ区应分别以农业和工矿生产功能发展为导向,促进国土空间功能的综合协调发展。研究结论：两维图论聚类算法能够解决传统分区难以保证空间邻接性和行政完整性问题,同时分区因子明确、分区方法简洁清晰,易被推广,在省级国土空间功能分区中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国土空间系统“三生”功能协同演化机制研究——以阜新市为例

研究目的:探索优化国土空间系统"三生"功能协同演化机制的理论框架、分析模型和实现途径。研究方法:通过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实现对国土空间系统"三生"功能演化的仿真,将仿真模型中测算的"‘三生’功能指数"动态变化值作为关键变量带入哈肯模型中,从而实现序参量的识别和协同演化机制的分析。研究结果:(1)"驱动—反馈"机制和"协同作用—序参量—支配原则"机制,共同组成了国土空间系统"三生"功能的协同演化机制,序参量的产生是系统协同演化机制形成的标志。(2)1990—2016年,在成立的运动方程中,γ_1为0.204,γ_2为0.697,γ_2γ_1,说明土地生产功能是土地生活功能的序参量;a和b均大于0,说明二者形成具有偏利共生关系的协同演化机制;但二者与土地生态功能子系统并未形成协同演化机制。(3)2017—2030年"三生"功能形成了三者协同演化机制,但其中未形成土地生产功能子系统与土地生态功能子系统的直接协同演化机制,这是未来进行协同演化机制优化的关键问题。研究结论:国土空间系统"三生"功能协同演化机制的建立和优化,是实现国土空间系统整体功能稳定发展和提升的前提和基础,也将是未来国土空间统筹规划实践的重点。     

基于“三生”功能的喀斯特山区农村居民点整治 类型划分——以七星关区为例

研究目的：依据农村居民点及其“三生”功能空间分布特征,科学划分农村居民点不同整治类型区,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与振兴提供依据。研究方法：从生活功能、生产功能、生态功能3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点整治类型划分指标体系,借助核密度分析、Moran’s I指数、热点分析厘清农村居民点及其“三生”功能空间分布特征,运用SOFM神经网络方法实现农村居民点整治类型划分。研究结果：（1）七星关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总体呈“大散居、小聚居”特征;（2）七星关区农村居民点生活功能、生产功能、生态功能空间集聚特征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空间分异分别呈现“圈层式”、“阶梯式”和“分散+连片不规则”特征;（3）七星关区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城镇融合型、城郊引导型、功能强化型、功能转化型4个整治类型,并依据功能导向提出不同整治策略。研究结论：乡村整治应综合考虑农村居民点的生活、生产、生态功能特征,分类促进喀斯特山区乡村健康发展。     

都市圈“三生”功能空间关联网络特征与形成机制分析——以杭州都市圈为例

研究目的：以杭州都市圈为例,探究都市圈国土空间“三生”功能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其形成机制,为促进区域国土空间功能协同提升、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策略提供参考依据。研究方法：综合评价法、社会网络分析法、QAP回归模型。研究结果：(1)2000—2020年杭州都市圈生产功能呈现先升后降的态势,生活功能快速提升,生态功能稳中有降;生产和生态功能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生活功能表现出日益均衡的空间分布特征。(2)研究期内,杭州都市圈生活功能网络密度持续提升,生产功能网络密度先升后降,生态功能网络密度保持稳定,在空间上形成了以杭州和绍兴主城区为核心节点的复杂、稳定的网络结构形态。(3)地理空间邻近性对“三生”功能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均产生正向影响,耕地和林地资源禀赋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产业结构差异、固定资产投资差异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对“三生”功能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产生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应以网络化思维促进都市圈“三生”功能协同提升,依托一体化建设统筹资源优化配置,并通过因地制宜、优势互补促进区域空间协调发展。     

基于“三生”功能的黑土区耕地资源价值影响因素分析 ——以黑龙江省克山县为例

研究目的:分析耕地"三生"功能影响因素与耕地资源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为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计量经济模型、空间展布模型、小波相干模型。研究结果:(1)研究区的耕地资源价值平均值为146.89元/m~2,其中耕地资源社会价值最高,经济价值次之,生态价值最低。样本区耕地资源价值呈自西北向东南降低的明显空间分异特征。(2)基于耕地"三生"功能要素,影响研究区耕地资源价值的敏感性因子9个,影响强度大小有所不同。其中建设用地比例、病虫害发生面积和障碍层厚度三个敏感因子对耕地资源价值的提升具有反向作用,其他因子具有正向作用。研究结论:耕地的"三生"功能要素对耕地资源价值作用的强度大小和方向不同,耕地资源价值应体现耕地的"三生"功能影响因素。耕地保护补偿方式应从耕地的数量、质量和生态补偿向基于耕地"三生"功能因素的综合补偿方式转变,这也与征地补偿的初衷——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的目标相符。     

城乡重大突发自然灾害下的监管机制建设——以“5·12”汶川地震救灾为例

城乡重大突发自然灾害应急监管,不仅直接关系到应急决策政令的执行程度和执行效果,也关系到灾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稳定。自2003年抗击非典以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突飞猛进,但应急监管机制建设却进展缓慢,学术研究也基本处于空白。近年来,我国逐步探索并确立的监管模式,由于只是一种常态监管模式,其在应急状态下的监管力量、动力机制、方式手段、组织体系等方面暴露出了不适应的问题。因此,立足现有工作基础,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城乡应急监管模式刻不容缓。     

基于发展权与功能损失的农村宅基地流转增值收益分配研究——以义乌市“集地券”为例

研究目的:从宅基地流转功能损失角度构建增值收益分配模型,探寻基于土地发展权的宅基地流转增值收益分配方法。研究方法:综合分析法,模型测算法,实证分析法。研究结果:义乌市制定的"集地券"流转模式的实质是运用市场机制实现土地发展权空间转移,通过"集地券"形式获得的宅基地增值收益约为1152元/m2;宅基地流转过程中,政府应补偿宅基地居住保障、社会保障以及文化服务功能价值损失,约为234元/m2;基于发展权和功能损失角度,义乌市政府、村集体和农民分享宅基地流转增值收益的比例为40∶11∶49。研究结论:建立在基准地价基础上对宅基地的土地发展权价值进行分配,并结合宅基地功能损失补偿农民体现公平原则,也接近地方政策规定及实际分配比例,符合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的改革方向。     

黄土丘陵沟壑区“三生”空间的功能权衡与协同时空格局分析*——以武山县为例

［目的］文章分析“三生”空间的功能时空变化特征,研究其功能间相互作用规律,对国土空间布局优化提供参考。［方法］以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武山县为研究区,基于格网尺度评价2009年和2015年“三生”功能,运用相关性分析法和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研究“三生”功能间权衡与协同关系类型及时空格局特征。［结果］（1）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在扩张,其功能值分别提高160%和960%; 生态空间有所缩减,功能值在下降107%。（2）2009年和2015年生产功能与生活功能间存在协同关系,与生态功能为权衡关系;生活功能与生态功能间存在权衡关系。（3）生产功能与生活功能间高—高协同区空间格局在扩大,而低—高权衡区在缩减; 生态功能与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之间分别为低—高和高—低集聚的权衡分布,其空间格局较为稳定。［结论］武山县城关镇—洛门镇一体化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生态空间受到挤压,结果可为国土空间协调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从“两委”矛盾看党组织转型的意义——以四川成都市新都区农村社会为例

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以后,我国逐步建立了乡村社会的村民自治制度。但在村级组织建设中,经常出现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矛盾。由于长期以来“执政”与“领导”相混淆,我们一些同志把执政的概念一直延展到基层社会,以为加强党的领导就必须把一切社会组织的权力都抓在手里。于是,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为争夺对农村社会的实际控制权而发生相当的矛盾冲突。     

保险对农业经营者收入保障功能研究——以“保险+期货”模式为例

农业发展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大,尽管在现代农业技术的支持下,农业经营早已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困境,但我国处于世界最大季风区,这一自然限制成为农业稳定发展的障碍。"保险+期货"模式在传统农险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农业产业的风险承担能力,提高了农业经营个体的收入保障程度,是资本市场服务农业发展的成功案例。文章分析了我国"保险+期货"的运作模式,梳理了各方参与主体所承担的责任,结合这一模式落地实施后的试点效果及结构创新,明确了农业发展新形势下"保险+期货"模式的重要作用和现阶段仍存在的问题,并针对现有问题提出了可行性策略。     

基于“三生”空间的土地利用功能转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基于“三生”空间的视角,采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计算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和土地利用转型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贡献度等,定量分析2000—2015年天津市土地利用转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为优化国土空间格局、降低生态环境风险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支撑。结果表明,（1）2000—2015年,天津市“三生”空间用地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生活用地面积增加,生态用地和生产用地面积减小,三种一级用地类型中,生产用地数量约占整个研究区面积的64.46%。（2）从土地利用转移来看,生态用地流出最多,城镇生活用地、农村生活用地和工矿生产用地流入最多,其中在2010—2015年生活和生产用地转入明显减少,开始逐渐向牧草生态用地、水域生态用地转入。（3）天津市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分别为0.340 3、0.329 6、0.316 0、0.314 1,总体上生态环境质量呈逐渐下降趋势,但生态环境恶化程度在减弱。农业生产用地和水域生态用地向城镇生活用地和工矿生产用地的转换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各类型生产、生活用地向生态用地转换提高了生态环境质量。     

乡村地域“三生空间”功能演化与耦合协调度研究 ——以黑龙江省为例

研究目的：研究黑龙江省乡村地域“三生空间”功能演化与耦合协调度,为促进乡村地域“三生空间”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为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策略参考。研究方法：构建乡村地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识别黑龙江省2009—2018年“三生空间”功能时空演化特征及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1）黑龙江省乡村地域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均明显弱化,生态功能波动不大;（2）乡村地域生产、生活功能有明显的集聚特征,主要表现为“四周高—中间低”,且二者高值区在时间维度上不断收缩,说明乡村地域的生产和生活功能均在不断萎缩,主要是受到东北乡村地区人口流失的影响;（3）黑龙江省乡村地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整体较高,但是2009—2018年呈现不断下降趋势。研究结论：乡村地域发展策略包括：（1）采取“精明收缩”策略来应对乡村地域生产、生活功能的衰退;（2）促进乡村地域多功能同步协调发展;（3）基于不同乡村地域的特殊性,提出差异化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