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吗?——来自中国《物权法》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以《物权法》出台为标志的担保物权制度改革是否降低了企业的债务成本。实证结果显示,《物权法》出台后,与固定资产占比较高的企业相比,固定资产占比较低企业的债务成本显著降低。进一步,与《物权法》出台通过扩大可抵押资产范围、加强债权人保护等渠道降低企业债务成本的经济直觉一致,三重差分检验结果表明,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债务成本的降低作用表现出丰富差异性:其一,与法律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相比,《物权法》对企业债务成本的降低作用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相对更大;其二,与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相比,《物权法》对企业债务成本的降低作用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相对更大;其三,与融资约束较弱企业相比,对于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而言,《物权法》对债务成本的降低作用相对更强。这些基于中国经济实践的经验证据识别并揭示出了担保物权制度改革促使企业债务成本下降的作用机理,从而对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担保物权制度改革与企业劳动力结构北大核心

本文以《物权法》出台为标志的担保物权制度改革为准自然实验情境,考察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对企业劳动力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固定资产占比较高企业,固定资产占比较低企业在改革后高技能劳动力增长显著更多、高技能员工在全体员工中占比显著提高。机制检验表明,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通过加大企业的先进机器设备投资及研发活动进而影响了劳动力结构,特别是对改革前信贷可获得性较低或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更明显,这使担保物权制度改革、资本技能互补及企业劳动力结构间的逻辑关系得以进一步增强。横截面差异检验发现,法律制度环境较差地区企业以及成长机会较高企业,其劳动力结构更可能受《物权法》影响。最后,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劳动力结构的改变能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及盈利能力。本文从劳动力结构视角为识别《物权法》实施后果提供了证据支持,对于理解法律制度建设的经济效益、破解我国劳动力市场难题具有启示意义。     

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影响机理研究——来自中国《物权法》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2007年中国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是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举措。笔者以2005—2013年间中国工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中国《物权法》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通过实证检验担保物权制度改革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变化,揭示二者的影响关系及其机理。结果证实：中国担保物权制度改革显著推动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提升,其间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改善融资约束。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通过提高企业债务融资能力、调整企业负债期限结构和改善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三个渠道缓解融资约束并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提升。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提升效应在不同类型的企业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以来自中国《物权法》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揭示了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机理,拓展了国际贸易和分工理论,丰富了“法与贸易”研究领域的现有文献,为通过法律制度改革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公司现金持有、产权性质与投资效率

本文考察了公司现金持有对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现金持有增加有助于缓解公司投资不足。相比于国有企业,现金持有增加对民营企业投资不足的降低作用更为显著。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民营企业中,这种缓解作用更为明显。超额现金持有则会加剧公司过度投资,从而降低公司效率。相比于民营企业,超额现金持有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更大。同时,在代理成本较大的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民营企业中,这种负向影响更为显著。本文的结论同时支持现金持有的预防动机和代理动机。     

完善动产担保物权制度 优化金融生态

当前，我国正在制定《物权法》。《物权法》中担保物权制度与金融发展关系最为密切，担保法律环境直接影响金融生态。银行和工商企业普遍反映我国现行担保物权制度偏重于不动产担保，动产担保物权制度薄弱，动产担保物范围太窄，多种动产的担保价值无法发挥，不利于企业融资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不利于金融产品创新，不利于信贷人权利保护和银行贷款风险防范。因此，在制定《物权法》时，应充分考虑完善动产担保物权制度，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财务报告问询函对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

财务报告问询函作为重要的一线监管措施，从多个渠道影响着公司财务决策。本文以2015-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财务报告问询函对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收到财务报告问询函，现金持有水平显著降低。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财务报告问询函通过发挥治理效应降低公司的现金持有，同时通过加剧融资约束提高现金持有，且治理效应渠道效果强于融资约束渠道。治理效应具体表现为收函企业投资不足现象得到改善，研发投入以及现金股利支付增加。异质性分析表明财务报告问询函对现金持有的影响在高收函频率、低公司治理水平情形下更明显。财务报告问询函降低现金持有水平的同时，显著提高了企业价值。文章将现金持有动机理论的应用范围拓展到了一线监管领域，揭示了财务报告问询函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机制，为监管转型背景下的企业财务决策问题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     

外部冲击、融资约束与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

本文以2000～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检验融资约束假说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适用性,在此基础上研究外部冲击对不同融资约束企业现金持有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融资约束企业具有正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且敏感性系数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后大幅提高;非融资约束企业在金融危机前后都没有显著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货币政策对两类企业的现金持有规模均有影响,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影响长期贷款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变化进而影响现金的持有,即仅在长期贷款占比提高时,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会大幅降低。     

浅析《物权法》规范下的融资融券担保法律制度

融资融券业务担保法律制度对融资融券业务起保障作用,我国<物权法>对担保物权的设计与融资融券担保法律制度并不完全一致,但在让与担保和信托机制之外,<物权法>对最高额质押的规定适用于融资融券担保法律制度是可行的.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的融资融券担保法律机制,指出现行法律法规造成学术界争议的原因,并建议采用最高额质押解决目前的困...     

担保物权范围的界定

《物权法》的出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刊就担保物权相关规定与抵押制度的理解与适用,专访了《物权法》(草案)起草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教授,杨老师对《物权法》中关于担保范围的界定以及担保范围的扩张作了详细的阐述。     

《物权法》有关规定对信货融资的影响评析

《物权法》对担保物权的新规定扩大了担保物的范围,完善了担保物权实现的条件,有利于银行创新和增加信贷产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但瞬时也使银行面临一些新的信贷风险,如何发现、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对金融稳定意义重大。本文拟从《物权法》中有关担保物权的新规定时企业信贷融资和银行信贷业务的影响两方面探讨《物权法》对金融稳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