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市场治理体系的银行债权治理及其效应研究——来自A股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将银行债权、产品市场、经理人市场和公司控制权市场等机制作为市场治理机制,构成市场治理机制体系,采用深沪A股工业企业2006-2016年的数据,从检验中国市场化改革成效角度,以市场化体系中最为活跃的力量——银行债权为核心,考察其在市场化体系情境下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及效应。研究发现:无论是否考虑市场治理体系,银行债权均发挥积极治理效应,且考虑体系时银行债权治理效应更强,动态优化幅度更大,优化趋势更明显;考虑体系时,除公司控制权市场外,银行债权与其他机制形成良性互动进而发挥积极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且直接效应占优。研究证明我国市场治理体系日益完善,市场化改革进程日益深化,但仍需进一步加大改革的力度。研究对肯定市场化改革成效,坚定市场化改革取向,进一步发挥银行债权治理效应,形成协同高效的市场治理体系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银行债权、内部治理与企业创新——来自2006-2015年A股技术密集型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对银行债权所发挥的企业创新效应的分解区分及其与内部治理机制的互动视角,针对创新需求更为强烈的技术密集型企业,研究发现:银行债权对于企业创新的总体效应是积极的,但起主要作用的是其财务效应,公司治理效应弱化;在银行债权的公司治理效应机制中,银行债权仅与董事会治理存在显著正向互动,两者相互促进,对于推动企业创新具有协同效应,而与其他内部治理机制的互动较弱。进一步考虑制度环境,发现政治关联强化了银行债权对企业创新的财务效应,却弱化其治理效应。这表明我国银行债权对于企业创新并未发挥明显的公司治理效应,作为外部治理机制银行债权的治理作用尚需加强,使其与内部治理密切配合、相互协同形成合力,进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银行债权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基于广东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广东的企业为样本,以相对较长时期的数据为证据,将银行债权细化为短期债权和长期债权,将上市公司细分为民营公司与国有公司,对银行债权的公司治理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研究进一步证明,我国银行债权在公司治理中的独特优势没有得到发挥,近年来银行对企业的财务约束虽然在不断加强,但财务约束仍只是简单的约束机制,可能进一步加剧企业融资难问题,并不能真正实现银企双赢。研究还得到了一些新的发现:银行债权对国有公司存在"财务软约束",而对民营公司则存在"市场软约束";在金融危机爆发时,银行债权对民营公司表现出更为有利的公司治理效应,而对国有公司却相反。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及启示

银行不能仅仅作为一般公司治理的一个外生变量,银行自身也存在公司治理问题。特殊的资产负债结构使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治理与一般的工商企业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导致银行产权结构与银行效率关系的长期争议。本文从银行治理的外部约束及约束维度之间的“替代”和“互补”两种效应角度为争议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在一个国家中何种效应占上风是历史演变的结果。要真正发挥银行治理的作用,必须抑制替代效应和发挥互补效应,发挥市场约束的作用。     

银行债权与盈余管理的公司治理效应

本文将银行债权从公司总债权中分离出来,研究中国的银行债权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综合治理效应。基于上市公司2004～2007年共4408个混合数据样本,对银行债权的综合治理效应、银行债权期限结构的治理效应和银行排名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银行总贷款额度、短期贷款和银行声誉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基本上呈负相关关系,短期贷款和银行排名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治理效应有一定影响,综合治理效应主要是短期贷款的贡献;长期贷款的效应很微弱。结论表明中国的银行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能够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     

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治理效应分析

融资结构具有一定的公司治理效应 ,本文在阐述不同融资契约治理效应的基础上 ,着重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治理效应弱化的原因 ,并提出了以下改进建议 :建立经理人持股激励机制 ;建立有效的偿债保障机制 ;发展企业债券市场 ;培育机构投资者并创造使他们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 ;加强银行对企业的监控力度 ;加强经理人的外部约束机制。     

银行债权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中小板上市公司银行债权具有一定的公司治理效应,根据期限结构对银行债权进行划分,探讨其对公司绩效、代理成本和自由现金流的影响。研究表明,银行债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显著为负,长期债权对公司绩效的负面效应相对于短期债权较弱;银行债权具有降低企业代理成本的作用,尤其是短期债权的作用更加明显;银行债权并未起到约束企业自由现金流的作用。     

银行债权治理、管理者偏好与国有企业的绩效

在一个自然实验的框架下,本文考察了银行债权治理对国有企业管理者偏好和绩效的影响。把2002年银行信贷部门的改革作为银行债权治理结构外生变化的源泉,我们发现,银行债权治理约束了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规模偏好、花费偏好和平静生活偏好,抑制了国有企业的投资饥渴症和工资侵蚀利润的现象,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而显著地改善了国有企业的绩效。这些结果表明,银行信贷制度的改革在国有企业里产生了显著的公司治理效应。     

财务动态治理结构论纲

以不完全契约中之完备部分与不完备部分为标准,财权可以划分为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范畴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范畴;在此基础上,财务治理可分解为基于企业公平的财务静态治理和基于企业效率的财务动态治理.财务动态治理结构强调财权配置的效率性,侧重关注剩余财权占主导的财权配置.财务动态治理结构主要体现为财务资本结构的调整、改善及其动态优化,具体包括资本结构动态优化、股权结构动态优化和债权结构动态优化.     

存款保险制度、银行特征与系统性风险

存款保险制度是推进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研究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对于进一步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10—2019年我国上市银行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并就银行特征对二者关系的影响进一步展开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存款保险制度有加剧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倾向,提高银行杠杆会强化存款保险制度的风险效应,实行高管债权激励机制和扩张银行规模对此风险效应有抑制效果,但这种调节效应对中小银行并不明显.最后针对性地提出应对策略.     

利益相关者治理评价和治理指数——基于中国最具价值上市公司评价

本文对中国最具价值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所做的评价显示：（1）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治理指数较低，在不同上市公司之间的分布不均衡，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较为薄弱。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度的表现不如利益相关者和谐程度。中小股东参与和权益保护程度亟待提高。（2）2003、2004年中国最具价值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相对样本总体较好。2004年中国最具价值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度显著高于样本中的其他上市公司，同时2004年中国最具价值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度高于2003年中国最具价值上市公司，但是利益相关者和谐程度则不然。     

关键词：有效治理

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存在“重融资、轻回报”的顽疾,上市公司没有秉持回报投资者的理念,突出表现为公司治理没有贯彻“投资者是上帝”的思想,治理有效性偏低,这是导致资本市场持续低迷的根源     

"问诊"企业治理

监审态度与经济周期的错位,常常导致业绩和风险管理失衡的局面。在大家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企业应当考虑采取措施来平衡业绩审查循环,大胆地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将是一个好的开始。     

说治理

危机或突发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治理问题的关注和讨论。治理有丰富的内涵.有宏观层面的、也有中微观层面的。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管理过程中诸多制度和方式的总和,它不单指一套规则、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它基于共同目标而行动,并非时时事事依靠强制力来实现,需要不同方面的协调合作、上下互动,需要发挥社会和个人力量的作用。     

推进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金融治理是重要而特殊的经济治理。发展和完善金融制度,改革完善金融治理体系,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完善金融治理体系提升金融治理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创造性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时代课题,并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作出全面部署,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完善金融治理体系、提升金融治理能力,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努力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金融力量。     

Concentrating on Governance

This paper develops a novel trade‐off view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Using a model that integrates agency costs and bargaining benefits of management‐friendly provisions, we identify the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the resulting trade‐offs for shareholder value.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y, our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provisions that allow managers to delay takeovers have significant bargaining effects and a positive relation with shareholder value in concentrated industries. By contrast, non‐delay provisions have an unambiguously negative relation with value, particularly in concentrated industries. Ou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re are governance trade‐offs for shareholders and that industry concentration i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their severity.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

I exam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resence of governance provisions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for a sample of firms between 1984 and 1997. I find a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four proxies for innovation and the broad Gompers, Ishii, and Metrick (2003) Index. However, in subsample analyses, I find that only those provisions that officers and directors actively adopt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innovation; coverage by state-level antitakeover legislation is typically unassociated or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innovation.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it is the visibility of officers and directors' actions rather than the potency of the takeover protection that best explains the observed pattern.     

论公司的债权人治理

由于环境的变化和理论的发展,债权人的公司治理角色正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它不但参与了公司治理,而且越来越成为未来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力量。本文在介绍债权人权利和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实践的基础上,对债权人公司治理的原因和治理效应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政府善治目标的实现与政府会计治理效应

本文重新解构了政府善治的基本内涵,分别剖析政府会计治理效应在政府善治各内涵层次上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认为,政府会计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审计约束,规范权力运行、促进廉洁行政,保障政府治理合法规范;通过完善政府内部沟通与制衡机制、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共治模式,促进政府治理互动制衡;通过完善信息公开、优化治理手段,科学评价治理绩效、保障受托责任高效履行,助力政府治理科学高效;通过完善危机回应、推进绿色治理,保障政府治理稳定可持续。基于四个层面治理效应的发挥与传导,最终推动政府善治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