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基于沪深A股2010～2020年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对企业金融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企业金融化程度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呈正相关关系，融资约束在两者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通过不同的分组回归发现，来自东部和中部经济带、高金融化水平和没有进行实物资本投资的企业存在更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内在逻辑，为加强政府监管和推动企业主动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规范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资源交换获得战略资源,但是战略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方向。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愈演愈烈的经济环境下,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重点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存在“金融化效应”;(2)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剧了企业金融化;(3)企业社会责任的“金融化效应”仅在外部监管力度较弱的非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低股权集中度企业中存在,行政外部监督和企业内部监督能够在“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过程中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发挥治理作用;(4)识别机制检验证实了中国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以上结论为政策制定者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方式、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具有借鉴意义。     

家族经营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2-2018年A股上市家族企业,实证检验家族经营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发现家族经营对家族企业金融化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说明社会情感财富动机占主导.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家族经营者更倾向于将资金用于实体投资而非金融投资,说明家族经营主要通过投资替代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此外企业所在地制度环境越好、企业融资约束越弱或资本...     

宏观审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

本文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限制银行信贷影响企业从事投资活动的资金来源,进而抑制企业的金融投资。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宏观审慎政策-银行信贷-企业金融化"。本文以2000-2016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显著降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投资增长率,有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回归主营业务,避免经济脱实向虚。考察不同的宏观审慎工具,本文发现,相比于准备金要求,贷款价值比工具对降低企业金融投资增长率的作用更显著。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检验,验证了银行信贷是宏观审慎政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部分中介变量,其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约为20%。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基于期限结构异质性视角

企业金融化反映了微观层面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与企业业绩存在复杂的联系.以2010-2018年在A股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为样本,从期限结构异质性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企业金融化对短期、长期业绩的影响及传导渠道.结果 显示:企业金融化与短期业绩是正相关关系,与长期业绩是负相关关系,并在短期通过逐利渠道、长期通过实业投资渠道对企业业绩产生不同影响;通过不同的分组回归发现,企业金融化对短期、长期业绩的影响随着产权性质、所处生命周期和地域位置的不同而表现出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高融资约束以及高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改善甚至扭转金融化对企业长期业绩的负向影响,高企业社会责任则相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金融化影响企业业绩的内在逻辑,为监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与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经验证据.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会损害企业价值吗? ——基于经济增加值视角

本文基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一热点问题,以2002～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别从宏观经济周期和行业异质性角度实证检验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损害了企业价值,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其中:在经济上行时期,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在经济下行时期,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无显著影响。在纳入行业异质性因素后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行业的企业金融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差异性较大。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2017年国务院批准试点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5-2018年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能倒逼重污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尤其是环境社会责任,且该影响主要集中在非国有、未持股金融机构、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立主要通过加强重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倒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且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缓解融资约束。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风险：抑制还是引致？

摘要：本文以2011－2021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投资替代”动机下,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风险形成有促进作用。作用机制分析显示,金融资产并未充当“防御性储蓄”的角色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抑制企业风险,相反,金融化实际上挤压了企业主营业务发展,并引致了企业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性房地产发挥“投资替代”作用而引致风险,而长期股权投资发挥抑制风险作用。同时,“投资替代”动机更强的企业,引致风险的效果也越显著。本文研究结果为防范化解实体企业因金融化引发的企业风险及金融精准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     

技术市场规模、企业金融化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4—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技术市场规模扩大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还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分地区来看，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技术市场发展虽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企业金融化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作用。据此，提出从完善技术市场体系、合理布局投资组合、激活数字金融新功能方面入手，通过发挥技术市场规模扩张活力、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建议。     

放松利率管制、利润率均等化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本文以我国贷款利率上下限放开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产权性质差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放松利率管制如何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研究发现: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能够显著抑制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而放松贷款利率上限管制则无显著作用,支持了“市场套利观”。机制检验发现贷款利率下限管制的放松显著抑制企业债务成本对企业利润的侵蚀作用;拓展性检验还发现对于盈利能力越强、规模越大以及市场竞争压力越小的公司,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对抑制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更显著。以上研究结论表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利润率差距是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重要诱因,金融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改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助推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要素市场扭曲是否加剧企业“脱实向虚”？——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

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要素市场扭曲成为阻碍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障碍。本文选取2010-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要素市场扭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加深导致企业金融化程度显著升高，该结论在通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通过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加剧融资约束两种机制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异质性检验表明，该效应仅在民营企业、没有政治资源的企业、所处地区财政压力大的地区的企业和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企业中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当前推行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股价信息含量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

本文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一独特视角,考察了股价信息含量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及其经济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股价信息含量的提高显著抑制了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金融化,并且这种影响在信息透明度较低的上市公司中表现更为显著.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缓解融资约束和发挥公司治理功能是股价信息含量抑制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的两种重要经济机制.此外本文还发现,股价信息含量有助于抑制非金融上市公司过度金融化的倾向和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化影响因素和股价信息含量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揭示了资本市场影响实体经济的重要路径,也为从微观视角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重要启示.     

现金流风险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现金流风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看,现金流风险显著抑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趋势和规模都存在抑制作用。分行业发现,现金流风险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竞争激烈的行业更为显著。另外,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的不同会导致现金流风险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的不同,高融资约束企业现金流风险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的结果为企业金融化政策的有效制定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CEO自由裁量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加剧还是抑制

自由裁量权作为管理者决策的重要基础,是企业金融资源配置的调控手段。本文基于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以2012—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CEO自由裁量权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管家理论在我国实体企业中具有适用性,CEO自由裁量权与企业金融化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实业投资及股东社会责任在这一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自由裁量权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负向影响在过度金融化、代理成本高及融资约束低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从管理层权力的视角拓展了企业金融化的相关研究,同时也为引导企业管理者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采用权力机制治理过度金融化和防控金融风险提供了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社会责任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与壮大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文章以我国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而且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越显著;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小规模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绿色债券与企业金融化

利用2010—2022年中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债券会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且影响效应具有产权和行业异质性,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更易受到绿色债券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绿色债券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是资金效应而非监督效应,绿色债券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三方认证措施和“双碳”目标政策可以强化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     

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其转型升级程度的影响——基于风险与收益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19年的数据,在利用文本方法衡量企业转型升级程度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与其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显著抑制其转型升级;（2）在风险收益框架下研究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制发现,企业创新和经营风险存在部分中介效应;（3）国有性质产权削弱了企业金融化对其转型升级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高质量发展目标下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金融资产配置提供了建议和启示。     

论普通法立宪主义的贡献与不足

摘 要：本文以2012年退市新规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17年A股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趋严的退市监管对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退市新规与实体经济金融化为抑制关系,即趋严化的退市监管能够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退市新规可能通过提升实业投资和完善内部控制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这一抑制效应在高绩效的非国有企业更显著,且对于长期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本文为研究实体经济金融化提供了退市监管的宏观视角,从完善退市监管角度为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     

政策连续性、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责任承担

基于2006-2017年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考察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政策连续性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责任承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会抑制社会责任承担行为,且这种效应在市场套利动机强、公司治理水平较低、外部融资能力弱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政策连续性程度提高会减弱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负向关系。因此,本文提出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增强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促进实体经济平稳发展的政策建议。     

银行业竞争是否助推企业金融化?

本文利用200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和银行分支机构数据,实证考察银行业竞争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业竞争显著提高企业金融化程度,从企业投资效率和未来主营业绩等方面验证了企业出于“逐利动机”持有金融资产;在作用机制上,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地方银行多样性和股权融资均会有效缓解银行业竞争对企业金融化的助推作用;银行业竞争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来助推企业的逐利性金融化行为;外来城商行跨省设立分支机构会显著提高本地企业金融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