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影响公司资本结构调整研究

本文以股东和高管的代理冲突为切入点,以2012-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高管薪酬对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企业实际资本结构低于目标资本结构时,高管薪酬越高,资本结构向上调整速度越快,高管薪酬通过增加净负债的方式促进资本结构调整;当企业实际资本结构低于目标资本结构时,高管薪酬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     

产业政策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

本文以2006-2015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十一五”与“十二五”产业规划所处的时间区间内,考察了产业政策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以及作用路径。结果显示,产业政策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显著正相关,且分别在非国有、小规模和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区分调整方向后发现,产业政策能提高资本结构向上调整的速度,但只有重点产业政策能提高固定资产比例较低的企业向下调整的速度。基于作用路径的分析发现,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选择增加债务的方式来调整资本结构的概率;重点产业政策提高了特定类型企业以增加权益方式向下调整资本结构的概率。上述结果表明,产业政策主要通过债务融资方式影响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而只有受到重点产业政策支持的特定类型的企业能够通过权益融资方式提高资本结构调整速度。     

机构交叉持股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本文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机构交叉持股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交叉持股能够加快上市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机制检验表明,机构交叉持股主要是通过监督治理、信息共享和压力控制机制对资本结构调整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机构交叉持股主要通过权益渠道加快资本结构向下调整。综上,机构交叉持股为企业资本结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治理渠道,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此外,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对企业稳杠杆的策略选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CEO财务经历与资本结构决策

本文以发生CEO变更事件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CEO的财务经历对资本结构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务经历CEO显著提高了公司的负债水平,加快了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并降低了资本结构偏离目标的程度,这说明财务经历的CEO对公司资本结构决策具有重要且正面的影响。同时,我们发现,只有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情况下,财务经历CEO才能对资本结构决策有显著影响,这表明财务经历的CEO对资本结构的优化是有一定条件的。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

“十四五”以来，我国逐步迈向数字化转型新时代。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给企业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新挑战。本文采用上市公司2010～2021年的统计数据，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视角，探究了数字化转型是否有助于优化企业资本结构。结论表明，数字化转型加快了企业从实际资本结构趋向目标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由于融资环境得到改善，企业倾向于采用净债务融资的方式来向上或向下调整资本结构。本文为进一步认识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大型投资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0-2012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和检验了大型投资活动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和调整路径的影响。研究表明,相比无大型投资企业,有大型投资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更快;在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路径方面,在投资初期企业更多地采用权益融资方式,而在投资后期更多地采用负债融资方式。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周期、负债水平和政治关联对投资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有显著影响;投资周期对投资前期以及负债水平对投资末期的资本结构调整路径有显著影响,但政治关联对调整路径没有显著影响。     

外资持股、股利支付与股利政策动态调整——基于Rebprobit与Regopr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了外资持股对股利支付和股利政策动态调整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持股和其差分项提高时,公司更倾向于支付股利。同时,实施增加股利支付政策的概率也会增加;而实施不变和减少股利支付政策的概率会降低。本文支持了外资是"现金追逐者"的命题,本文的结论对于资本市场中外资角色的把握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媒体报道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本文通过手工搜集和整理2000-2014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媒体报道数据,实证研究了媒体报道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结果发现,媒体报道在企业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中发挥了正面影响,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调整速度。具体的作用路径为:媒体报道水平越高,企业在低于目标水平时,增加负债的概率越大;而在高于目标水平时,偿还债务和发行股票的概率越大。进一步分情景检验,本文还发现:当企业经历负面事件时,媒体报道的正向影响有所减弱。相反,当企业的分析师关注程度越低或业务复杂程度越高时,媒体报道的影响越大。这些发现为媒体报道在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中发挥积极的信息中介作用提供了直接证据。     

税收征管数字化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

为进一步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税收征管数字化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关系,基于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加快了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并显著提高了企业增减债务调整资本结构的概率,对权益融资调整方式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小规模、高盈利及外部审计质量较差的企业中,税收征管数字化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更明显。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智能化监管和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     

信贷政策与企业资本结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1—2010年846家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构建了企业资本结构的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模型,研究了信贷政策对企业资本结构及其调整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信贷政策作为宏观金融供给层面因素显著地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并且对流动负债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长期负债。其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其次为存贷利差的利率结构政策和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进一步地,资本监管制度变迁促使企业调整资本结构的速度最快,存款准备金政策次之,利率政策下的调整速度最为缓慢。     

中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国内金融市场逐渐走向世界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将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灵活性的高低,将影响商业银行能否得到健康发展。通过采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对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后发现,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与盈利能力、公司规模、成长性、市场竞争因素、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性,与税负效应、不良贷款率、股权集中度、通货膨胀、股权流通性呈现负相关性,而与资产担保价值则无关;而在调整方向上则具有非对称性,资本结构向上调整的速度明显快于向下调整的速度。就不同类型银行而言,规模性因素、税收效应两个因素,对大型国有银行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比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商行要显著,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正好相反。就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而言,所受的压力越大,其资本调整速度越快。因此,商业银行必须降低风险资产,提升银行资产的质量。国家层面,必须要发展债券市场,促进银行债权结构的改善;同时,适当改变监管政策,以促进商业银行间形成良性的市场竞争。     

公司领导结构对管理层变更的影响：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研究了公司领导结构的治理功能,通过对上海证券交易所605家上市公司2005-2007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考察了公司领导结构（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或者分离）对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影响作用。文章的实证结果显示,（1）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2）以净资产收益率为计量指标的公司前期业绩因素对当期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公司治理机制中,董事长与CEO的两职合一会对管理层变更产生抑制作用,而董事长与CEO的两职分离则有助于替换无效率的管理团队。这意味着,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的领导结构会降低董事会的治理效率,并弱化董事会的监督功能。     

资本结构、企业绩效与管理层薪酬的关系研究

本文从企业绩效和资本结构两个角度研究其对管理层薪酬的影响作用,同时考虑了在不同资产规模下,企业绩效和资本结构与管理层薪酬的关系。本文将管理者薪酬设定为因变量;企业资本结构和绩效设定为自变量,通过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企业资本结构、企业绩效与管理者薪酬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管理者薪酬与现金流资产比率、资产收益、企业负债率正相关,与企业各项负债率负相关;在不同的资产规模条件下,企业管理者薪酬与资本收益及企业负债之间表现的关系各有不同。     

银行关联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本文以我国2006-2012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企业持有银行股份对其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未持有银行股份的上市公司,持有银行股份的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更快,实际资本结构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差更小。我们分别对全样本和配对样本进行了研究,发现结果一致。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显示:银行关联和企业资本结构的关系受到持股银行产权性质的影响,这一关系只在持股内资控股银行时成立。本文的研究丰富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方面的文献,同时对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高管股权激励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对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完善高管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公司业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3-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强度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显著正相关;且当资本结构向下调整时,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促进作用会更大。基于制度因素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相比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而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后,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也更得到进一步强化。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我国特殊经济制度背景下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理论,也为公司制定有效的激励契约提供了理论依据。     

高管团队内部治理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基于非CEO高管独立性的视角

本文以2001-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内部治理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企业负债不足时,高管团队内部治理效应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负债水平,降低企业实际资本结构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这种高管团队内部治理效应在第一类委托代理问题比较严重以及非CEO高管监督动机较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管团队内部治理效应能够通过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来降低企业资本结构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改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优化企业融资结构、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美资本市场财富效应比较研究

本文从股利支付和资本利得的角度对比分析了中美资本市场财富效应水平,并对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研究发现,我国资本市场财富效应不够显著,A股上市公司虽然具有较高的股利支付倾向,但股利支付率和资本利得属性较弱;股利支付行为迎合监管动机较强,融资分红特征明显,股票股利支付行为具有高送转特征;资本市场估值中枢下移,指数波动性较高,资本利得属性较差。美股上市公司虽然股利支付意愿不及A股,但股利支付率和资本利得属性较强,且上市公司不存在明显的融资分红倾向。基于此,本文从控股股东属性、企业生命周期、管理层侵占行为、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环境四个维度对A股市场财富效应水平展开深入探讨,并从提升公司质量、改善盈利能力、调整投资者结构、加强市场建设、优化股利监管制度五方面提出了改善我国资本市场财富效应的政策建议。     

集团内关联交易、高管薪酬激励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分析集团内关联交易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和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集团内关联交易会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在外部职业经理人担任CEO和董事长的企业中,集团内关联交易会降低公司资本配置效率,但是,这种效应在家族成员担任CEO或董事长的企业中不存在。进一步的检验发现,集团内关联交易对高管薪酬激励和资本配置效率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非市场化定价的关联交易。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非市场化定价的关联交易会弱化高管薪酬激励,进而降低外部职业经理人担任CEO和董事长的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本文从集团内关联交易的视角对高管薪酬激励及其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创新,同时丰富了控股家族成员担任公司CEO或董事长的相关研究。     

股利税与资本结构:中国的经验证据

已有研究主要考察了企业所得税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却较少有研究探讨个人所得税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基于中国的此类研究则处于空白。我国2012年颁布的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将投资者的股利税与持股时间相结合。基于这一税收改革,我们发现,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短)的企业,因为在改革之后其投资者的股利税会下降(上升),这些企业债务融资的比重显著降低(提高)。此外,股利税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在股利支付力度较大的企业更为显著。进一步,股利税对不同类型债务融资比重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的结论不仅为"税收与公司财务"这一经典的学术领域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也补充了中国在相关学术领域的缺失。     

基于企业经营预期下的资本结构调整——来自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作为企业财务战略之一的资本结构决策必须要考虑未来经营预期的影响。本文利用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研究发现,当企业预期盈余下降时,将会变卖资产偿还债务并通过降低股利支付率的方式降低负债率。该结论与认为预期盈利能力和负债率正相关的资本结构权衡理论一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预期盈余对资本结构的作用机制是通过负债的税收利益和财务困境成本变动来调整最佳资本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