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开放抑制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吗？——基于“陆港通”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选取2012―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董事、监事与高管减持交易行为为样本,依据陆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提供的实验平台,研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陆港通能够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机制分析发现,陆港通通过吸引更多分析师关注、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降低股价同步性,降低了高管减持的超额回报,从而抑制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陆港通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治理效应在公司前期盈余管理为负时更显著。本研究为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和类似陆港通交易机制的进一步推行提供了经验证据,为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监管提供了新视角。     

实际控制人缺失与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

当前,实际控制人缺失的现象愈发普遍,但关于无实际控制人引发的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较少。本文以2012—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监督和信息优势角度实证考察了无实际控制人对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的影响。研究发现,无实际控制人与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行为显著正相关;机制检验表明,公司实际控制人缺失会削弱对内部人行为的监督、降低信息透明度从而影响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进一步地,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外部法治环境的改善,可以缓解无实际控制人状态下内部人的机会主义减持行为,但当无实际控制人企业存在控股股东时,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次数更高。本文有助于强化对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监督,也为完善无实际控制人监管提供了新思路。     

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吗？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有效降低了股价波动和股票错误定价,从而显著抑制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环境不确定性和管理层自利性越强,则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抑制效应越弱。进一步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为交易型、发生股权质押以及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企业时,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影响更强;而且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治理效应产生了积极的后果,显著抑制了高管减持寻租,提升了企业价值,降低了高管减持时的择机性。     

事前披露能够降低董监高减持的获利能力吗?——基于中国“减持新规”的实证检验

"事前披露"能否降低董监高交易的信息优势?中国证监会于2017年5月修订并实施的"减持新规"首次为上述命题的检验提供了独特的研究场景。通过"事件研究法",本文对"减持新规"颁布前后的董监高减持行为进行研究,考察事前披露减持计划是否会削弱董监高减持时的信息优势。实证结果表明,"减持新规"实施后董监高减持的短期超常回报显著低于"减持新规"实施前,这说明事前披露会抑制董监高交易的择时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公司信息质量较差、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成长性较高、减持规模较大时,事前披露对董监高减持获利能力的削弱作用更强;"减持新规"实施对董监高减持超常回报的削弱主要体现在交易日与减持计划披露日间隔短的减持样本中。本文不仅在实证层面上验证了"事前披露"可以降低董监高交易的信息优势,丰富了内部人交易研究文献,也为我国"减持新规"的实施效果提供了证据和建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公司信息披露与高管减持

资本市场频现的减持可能出于高管自利性动机从而破坏市场公平交易，因而迫切需研究其治理机制。本文基于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发现，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简称“董责险”)能显著抑制高管减持，该结论经PSM、工具变量等检验后保持稳健。进一步分析表明，第一，信息披露机制厘清了董责险能有效减弱高管的相对信息优势并抑制其出于自利性动机的减持行为；第二，董责险会增加高管减持成本并降低其自利倾向；第三，董责险抑制高管减持的作用在外部审计和法律监督较弱时更为显著，表明董责险是对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效替代；第四，安慰剂检验显示，董责险能抑制高管而非大股东的减持，《证券法》修订和股份解禁的制度性冲击也表明，董责险主要针对高管自利性动机减持而非流动性管理动机减持发挥治理作用。基于保险机构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视角，本文揭示了高管减持的制约机制，并有助于增进对董责险治理效应的认识。     

监管处罚是否存在溢出效应——基于独立董事异议行为视角的经验证据

作为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监管处罚对连锁独立董事异议行为的影响值得关注。文章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监管处罚是否存在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独立董事被处罚以后,其所兼任公司异议行为的概率和频次会显著增加,即监管处罚对被处罚独立董事兼任公司的异议行为具有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溢出效应在独立董事平均年龄越小、兼任公司数量越少的情况下越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监管处罚可以通过削弱独立董事兼任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或会计信息质量促使独立董事异议行为的产生。文章丰富了监管处罚溢出效应视角的研究文献,同时为独立董事履职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高管减持如何影响投资者预期?——基于超额融券的经验证据

随着我国融资融券业务逐步扩容,投资者向证券公司融券卖出的卖空交易成为市场消化负面信息的重要机制。本文以高管减持事件窗口期的超额融券量为研究对象,采用事件研究法考察我国企业高管减持所任职公司股票对市场预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估计期,高管减持窗口期超额融券量显著增长,并且减持比例越高或者减持金额越大,超额融券量越高,表明高管减持显著降低了外部投资者对公司股票的价值预期。进一步研究显示,良好的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降低高管减持对超额融券量的正向影响。本文用超额融券量直观地度量投资者预期变化,丰富和发展了高管减持经济后果的研究,对规范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减持行为及监管部门完善相关监管规定具有启示意义。     

内部治理、外部监管与保险公司风险承担

保险公司经理人的风险承担行为受到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的双重约束,两者可能存在“替代效应”或“促进效应”,不同的关系可能对保险公司风险承担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选取我国18家产险公司2005～2011年的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组的方法实证检验现阶段我国保险业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对产险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产险公司的风险分为杠杆风险、承保风险和投资风险。研究发现：外部监管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内部治理,发挥着对产险公司杠杆风险的监督作用,两者存在“替代”关系;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都能够同时有效抑制产险公司承保风险的提高,两者存在“互补”的关系;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与投资风险的改变均不显著,两者之间没有发现“替代”或“互补”关系。     

“股权质押新规”能抑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私利侵占行为吗北大核心

本文以“股权质押新规”颁布为准自然实验场景,研究“新规”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私利侵占行为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新规”通过降低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进而抑制控股股东的私利侵占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新规”对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上市公司具有更强的治理效应;扩展性研究表明,“新规”能够降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研究为“新规”实施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同时对监管层规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大股东增减持市场效应和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第一大股东在二级市场上发生增持和减持行为的股票为研究对象,通过事件研究方法、变量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第一大股东在增持前后、减持前后的半年(120个交易日)内的超额收益率具有明显差异,说明第一大股东在二级市场的交易行为具有较明显的市场效应。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市场效应的主要因素,并且比较了这些因素对增持效应和减持效应的影响差异。     

内部控制与异质机构持股的治理效应

本文实证检验了不同内部控制水平下,异质机构持股在抑制管理层盈余操纵方面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相比外地或短期机构持股,本地或长期机构持股更有助于提升应计质量和降低盈余噪音;当公司存在实质性内部控制缺陷时,本地或长期机构持股在抑制管理层盈余操纵方面的治理效应显著降低;相比国有控股,异质机构持股治理效应的发挥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受内部控制的影响更大;当公司存在财务报告实质性内控缺陷时,异质机构持股发挥的治理效应明显更弱。这些结果表明,异质机构持股治理效应的发挥离不开公司内部控制机制,二者之间是互补而非替代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主要由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驱动。本研究有助于深化理解异质机构持股影响公司治理的具体作用机理,为实务界和监管机构改善公司治理、加强投资者保护提供经验参考。     

银行内部审计治理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操纵性贷款损失准备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6—2019年我国79家商业银行为样本，首次实证检验了银行内部审计对操纵性贷款损失准备的治理效应。结果显示，银行内部审计治理水平越高，操纵性贷款损失准备越低，该结果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审计对收益减少型操纵性贷款损失准备有显著的抑制效果；内部审计对操纵性贷款损失准备的治理效应在大型银行、上市银行更显著；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内部审计能够替代外部治理机制，对操纵性贷款损失准备发挥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丰富了金融与审计领域的交叉研究，为银行监管机构科学评价内部审计工作，区别利用内部审计成果，提高监管效率及防范金融风险提供了有益启示。     

高送转是馅饼还是陷阱?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

上市公司高送转是陷阱还是馅饼,关系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本文实证分析了中国A股市场高送转预案公告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比较了不同板块不同送转比例的市场效应。研究发现:所有股票在高送转预案公告前后,均存在显著为正的累计超额收益,但并不存在显著的板块差异;累计超额收益主要产生于高送转预案披露前;上市公司高送转给普通投资者的大概率不是馅饼,而是陷阱。本文结论为监管层出台相关规范高送转行为和内部人减持行为的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公司创新如何影响内部人减持行为？

创新是推动经济转向内涵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更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本文基于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公司创新对内部人减持的作用效果，发现公司创新水平越高，内部人减持规模越小。进一步地，在非国有企业样本、大股东样本、机会主义减持样本以及突破性创新样本中，公司创新与内部人减持的负向关系更强。中介机制检验表明，创新能够通过提高公司业绩来约束内部人的减持行为，且策略性创新活动无法降低内部人的减持规模。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公司创新作用效果的相关文献，也为深入理解内部人减持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式卖空机制与高管减持——基于融资融券分步扩容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我国的融资融券制度为背景,结合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卖空机制对上市公司高管减持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非融券标的,可融券标的公司高管的月减持比例在允许卖空后下降22%,这种抑制作用在小规模、高盈余平滑度以及非国有公司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其次,成为可融券标的后,股价定价效率提高,高管减持收益显著下降。进一步地,本文将高管的减持行为分为定期性与投机性两类,发现卖空机制显著抑制了高管基于信息优势和股价偏差的投机性减持行为。     

高管团队内部治理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基于非CEO高管独立性的视角

本文以2001-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内部治理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企业负债不足时,高管团队内部治理效应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负债水平,降低企业实际资本结构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这种高管团队内部治理效应在第一类委托代理问题比较严重以及非CEO高管监督动机较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管团队内部治理效应能够通过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来降低企业资本结构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改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优化企业融资结构、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声誉的信号传递对中小企业融资机会主义行为约束的博弈分析及对策建议

声誉是一项战略性无形资产,同时又是一种有效的信息传导机制,这样就可能对融资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控制与约束作用。将企业声誉效应机制全面引入中小企业融资研究,不仅拓展了企业声誉理论应用领域,也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融资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本研究为治理融资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解决市场失灵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揭示了声誉作为一种隐性契约对融资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机理。在隐性契约治理理论的思想基础上,将企业声誉效应作为外源变量,分别构建企业声誉对融资过程中两种类型的机会主义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约束模型,从而阐释企业声誉效应对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机理。     

董事会特征与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基于制度变迁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2007-2016年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董事会特征对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规模较大、会议次数较多、薪酬激励程度较低、学历水平较低的董事会在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严重;强化内部控制监管力度能够抑制董事会的这一机会主义行为;提高董事会薪酬激励能够促进内部控制缺陷的及时修正。     

董事责任制度重构： 精准问责、合理容错、宽容失败——以弘扬企业家精神为视角

基于权力（利）、义务、利益、责任与风险相匹配的基本逻辑,新《公司法》既要健全董监高的差异化公平问责规范体系,也要建立人性化合理减免责任制度。董监高问责能力取决于其职位的含权量、含金量、实际控制力与影响力,也取决于所在公司治理实况。要重点锁定并严惩关键少数者,严格区别独董与内部执行董事的法律角色。董监高责任应以过错责任为主、严格责任为例外。为精准识别董监高过错,建议采取法商、德商、智商、情商合一的理性人标准。要坚持责任自负为主、连带责任为辅。连带责任规范要保持统一化与谦抑化,赋予董监高在承担连带责任后的法定追偿权。要坚持有限责任为主、无限责任为辅。董监高对第三人不负责任为原则,负责为例外。建议精准甄别董监高个人责任与公司法人责任。章程或公司决议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只要登记、备案或公示,即可对抗相对人。建议导入商事判断规则,允许公司自主豁免或减轻董监高责任,要求董监高自担最低责任限额,导入董监高责任保险制度。董监高问责机制要与股权激励相匹配。     

商誉减值存在同伴效应吗?——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分别探究内部治理、外部治理和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商誉减值同伴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商誉减值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同伴效应,高管团队的内部治理与分析师的外部治理会显著削弱商誉减值同伴效应;而环境不确定性则会显著增强商誉减值同伴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教育背景和职能背景的差异越小,高管团队内部治理对商誉减值同伴效应的削弱作用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