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是否影响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效率——基于262个地级市的SBM-DEA分析

利用2003—2010年间2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投入产出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的发展效率,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城市效率最高,中部地区的城市效率次之,西部地区的城市效率最低。在考虑了非合意产出之后,中国的城市效率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降低,其中东部和中部下降较为明显,而西部则有小幅度上升。以此为基础,通过动态面板的Tobit模型分析集聚因素对城市效率的影响,总的说来,集聚对城市的效率是有着正的影响,但是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和大城市,且具有更高的效率。因此,今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依然主要是大城市发展和东部城市化过程,需要通过进一步发挥大城市与东部城市的集聚效应,促进城市体系的协调与中西部城市的发展。     

服务业集聚对黄河流域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4—2019年黄河流域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测度了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系统分析了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传导机制。结果显示：服务业集聚能够明显改善黄河流域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这一促进作用随着上游到下游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的降低而逐渐减弱。服务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非线性关系仅在上游和中游地区呈“U”型路径,上游样本均跨过拐点,集聚效应显著,中游样本中仍有37%的地区位于曲线左侧,服务业集聚水平较低。服务业集聚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优化产业结构来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且产业结构优化的传导机制效应占比更大。     

中国城市生产效率差异——集聚效应还是企业选择效应?

基于1998 ～ 2007年的中国工业普查数据,整合了集聚效应和企业选择效应,考察中国城市生产效率的差异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证实,总体上中国城市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但现有文献忽视了选择效应的影响,一定程度上高估了集聚效应.从时间历程看,中国大城市正经历着从低效企业被动挤出转向高效企业主动进入的过程.20世纪末期,金融危机的动荡和中国政府的治理加速了企业的优胜劣汰,被动选择效应一度起到主导作用.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企业主动选择效应日益突出,吸引高效率企业进入成为提高城市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从产业类型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城市选择效应突出,资本密集型产业则体现出主动选择机制的作用.对于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由于影响城市竞争力的机制不同,应科学制定相应的发展政策.     

集聚经济、外部性治理与城市工业排放效率

基于2011年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采用双边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构建城市工业排放效率评价模型,探讨集聚效应利用不足和环境外部性治理失灵对城市环境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有利于减少城市工业排放,集聚效应利用不足和环境外部性治理失灵导致实际工业排放对有效水平较大程度的偏离;城市规模越小,对工业的依赖程度越高,经济密度越低,产业集聚不足所产生的影响越大,大城市在环境治理效率上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优势。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提升产业集聚水平、转变产业结构、增强城市管理和环境治理能力等政策可以改善城市环境,推动城市发展。     

中国城市经济规模化的现实格局--中国城市经济规模化的实证分析

面对21世纪前20年国际社会的重要发展机遇期，面对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进展的时间约束，面对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中国城市经济规模化的中长期目标追求，客观分析我国城市经济规模化的现实格局、目标价值、历史趋势，以求区域中心城市发现机遇、创造机遇、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发展、扩展规模，努力追求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联动效应的最大化，从而不断提升我国区域中心城市的国内外竞争能力，实现科学发展，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更为强劲动力。     

数字经济是否提升了城市韧性?——来自中国285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当前世界格局下,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城市韧性水平对于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韧性水平,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城市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城市韧性水平的提高,地理区位和行政等级的不同会影响数字经济促进城市韧性的效果,作用机制是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技术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来提升城市韧性。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韧性的提升作用,应加快“数字中国”建设进程,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红利,重视教育水平的提高,注重技术创新,优化城市创业环境。     

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280个地级市2011-2019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差距的影响作用与机制,并考察了数字经济与政府财政支持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数字经济显著加剧了城市经济的不平衡,并且数字经济的“鸿沟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与阶段性特征,这主要由消费扩张、对外贸易扩大的中介传导机制所致;数字经济水平对城市经济差距的影响呈非线性特征,存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科技财政支持力度的双门槛效应。     

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效率与差异

本文在利用Malmquist指数和一系列反映地区差异的统计指标对中国216个地级市1990~2004年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差异进行描述的基础上,针对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经济表现出的新特点,采用因子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影响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216个地级市TFP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城市经济的地区差异明显且呈扩大趋势。2000年以来影响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因子强度依次为:地理位置、产业结构与市场化水平和要素投入等。     

文化符号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化符号是一个民族、地区或国家文化的象征。文化符号是如何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这正是本文研究的内容。从文化符号的经济内涵出发,探讨文化符号的扭曲现象,并运用2002—2012年54个重点旅游城市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以文体娱从业人员和外国游客衡量的文化符号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且有关城市文化符号特征的控制变量,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近代史迹也对经济具有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城游名录、对外开放度和革命纪念地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而通商开埠的影响又具有不确定性。以城市公园绿地面积为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也证明了这个结论。     

城市能源效率分布特征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

以我国1995-2006年2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采用CRS-DEA模型测算了全要素能源效率,然后通过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城市能源效率区位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城市能源效率分布特征解释力更强,一个城市能源效率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区位条件,还与周边城市的能源效率水平正相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平均气温、能源价格和各类政策因素是影响城市能源效率分布的主要原因.     

The Impact of Japanese Economic Cooperation on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overview the developments of Japan's ODA and assess, in a quantitative manner, their economic impacts on Asian countries. The benefits of two alternative measures—one from capital formation by Japan's ODA loans and the other from import liberalization in the Japanese market—are compared. Those economy-wide impacts of aid and trade on six Asian countries—China, Indonesi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Thailand, and Vietnam—are estimated by a CGE model of global trade, incorporating a certain mechanism of dynamic capital formation. Japan's ODA loans are effective for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ountries. Real GDP gains range from 0.1 to 1.6% annually. Trade liberalization is efficient to improve economic welfare. Utility gains range from 0.2 to 1.9%, which exceed those on account of Japan's ODA. Variations in those economic impacts are much more significantly observed when examined by sector.     

城市交通机动化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影响

我国当前人口、土地和机动化三方面矛盾突出,快速交通机动化进程中城市公共空间情境面临危机。通过分析城市交通与城市公共空间形态、使用方式及使用人群、文化区位等的相互影响关系,提出中国城市中心区的主要矛盾在于可达性与机动性的冲突,进而阐述了构建中心区快速与慢行系统的基本构想。     

关于经济波动的若干问题——析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率的波动与经济波动之关系

本文认为国民经济增长率的波动与经济波动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不同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经济增长率波动对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提出了经济增长率波动演化为经济波动的数量界限,最后,还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合理区间作出了界定。     

资本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拓展的MRW框架的分析

本文基于同时包含物质资本、教育资本、健康资本和R&D资本的拓展的MRW框架,根据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98~2007年的数据,考察了资本投入对我国人均实际产出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物质资本投资、教育投资和R&D投资对我国人均实际产出以及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健康投资对产出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估算了我国总量的生产函数以及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此外,本文还将全要素生产率内生化,进一步考察了资本投入对我国人均实际产出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城市群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效率的时空分异研究——以成都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区域协同发展格局对城市群整体创新绩效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本文基于协同共生的视角,以两阶段网络DEA为分析方法,以成都城市群为例,对城市群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两阶段动态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群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两阶段效率值的时空分异特征明显。时间上:在虹吸效应与涓滴效应的交互作用下,中心城市与成员城市的效率差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空间上:呈现南北高,东西低的态势,并符合地理邻近、技术邻近以及制度邻近的发展规律。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产出阶段是创新效率提升的瓶颈,鉴于此,未来城市群发展需着力于政策协同、资源协同、空间协同,提高创新一体化程度,从而形成区域创新的整体规模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