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腐败吗?

针对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现象,本文利用2008—2017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从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两个维度考察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治理对高管腐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国有企业行政层级和行业竞争程度对上述效果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单纯的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增加并不能减少国有企业高管腐败,只有当非国有股东通过委派董事积极参与国有企业经营治理才会对国有企业高管腐败产生显著治理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仅在地方国有企业和竞争性行业中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高管腐败行为的发生,而在中央企业和垄断行业中该作用并不显著。最后,本文就如何更好地治理当前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现象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外部治理环境、控制权私有收益与上市公司高管晋升效率

本文以2001—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中高管晋升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大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影响高管晋升效率的情况。研究表明,控制权私有收益显著降低了高管晋升与企业业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当上市公司所处地区外部法律环境较差或所处行业竞争较弱时,这种降低企业高管晋升效率的情况更为显著。     

卖空机制能够抑制上市公司诉讼风险吗?

文章以中国开启融资融券交易为准自然实验环境,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卖空机制与上市公司诉讼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卖空机制的引入降低了公司的诉讼风险;独立董事作为内部治理机制的重要安排,有利于强化卖空机制对诉讼风险的抑制作用;机构投资者作为有效的信息中介,有利于强化卖空机制对诉讼风险的抑制作用.文章的研究丰富了卖空机制经济后果的研究,丰富了诉讼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     

产权性质、高管薪酬与高管腐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2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根据腐败行为发现的可能性将上市公司高管腐败分为显性腐败和隐性腐败。实证研究发现:(1)对于显性腐败,高管高薪可以起到抑制腐败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有企业天生与政府存在亲属关系,这种抑制作用要弱于非国有企业;(2)对于隐性腐败,高薪并不能起到抑制腐败的功效,并且高管薪酬与隐性腐败存在正相关关系,支持了管理层权力理论。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隐性腐败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     

地区腐败、企业性质与高管腐败

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对企业高管腐败行为的影响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地区腐败作为企业所处外部环境的重要特征,对企业高管腐败行为会产生何种影响?通过手工搜集2007-2013年我国各省市地方官员腐败和上市公司高管腐败的数据后发现:地区腐败越严重,所在地区的企业高管发生腐败的可能性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区腐败对民营企业高管的影响作用更加明显,而2012年开始的反腐行动尚未对地区腐败影响高管腐败产生实质的约束作用。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企业高管腐败环境诱因的理论认知,同时,将政府官员腐败的经济后果拓展至企业管理层面。     

从国内外企业高管薪酬对比看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机制

从建国以来,我国的高管薪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逐渐与世界接轨,但是国有企业作为一个特殊的主体,其薪酬结构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美国、日本等国家高管薪酬机构的介绍,对比分析中国国企高管薪酬激励现状,根据国外的启示阐述了国企高管薪酬设计的原则与要点。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高管薪酬一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哪些因素是高管薪酬如此之高以及高管薪酬是否与公司业绩真正挂钩,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企业高管薪酬的未来研究方向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功能不断完善和上市公司的高速发展．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表现出新的特征．引起广大投资者的密切关注。虽然基于中国公司高管薪酬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面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本文从盈余管理、薪酬顾问、公司治理与高管薪酬,盈余重述与股票期权等方面展开论述．介绍西方最新研究进展．为中国高管薪酬研究指出方向。     

试论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

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组织形式所带来的代理问题促进了公司治理的产生，如何建立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来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本文认为，在公司治理机制中，核心内容是高管层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公司治理机制的建立还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至今仍然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管层薪酬激励制度。因此，本文又在分析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点改进的政策建议。     

企业高管激励约束机制的动态分析

企业在其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战略目标以及高级管理者的需要是不一样的。为了驱使企业高管能在适当的阶段根据环境的不同产生不同的行为、降低由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存在可能带来的损失,企业需要在不同发展阶段采用不同的激励约束机制,随企业发展需要而有针对性、动态地对高管实施激励约束,最大化高管的激励约束效用。     

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腐败——基于政府审计调节效应的研究

以2011—2017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诱发腐败以及政府审计对管理层权力与腐败之间关系进行调节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揭示政府审计参与国有企业腐败治理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国企高管腐败越严重;政府审计能够显著抑制由管理层权力诱发的腐败,即政府审计对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腐败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政府审计作用于腐败治理的渠道机制,对国有企业腐败治理和进一步发挥政府审计在深化国企改革方面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轻资产公司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文章以2014—2017年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择其中的轻资产公司,通过与全部上市企业对比分析,考察轻资产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同时,根据轻资产企业先天特点,引入融资约束,检验融资约束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的敏感性。研究发现与全部上市公司相比,轻资产公司高管薪酬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高管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正向关系不显著,但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正向关系则是显著的。进一步研究融资约束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之间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在国有企业高管腐败治理中的功能研究

腐败的预防与惩治是国有企业治理的核心问题.经济责任审计作为一种有效的问责机制,它在国有企业的高管腐败治理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在国有企业高管腐败治理中,经济责任审计的运行机制包括审计计划机制、廉政体检和腐败识别机制、腐败问题评估机制、信息沟通机制、腐败问题报告与移送机制、腐败问题警示机制.其机制运行的保障条件包括经费预算保...     

高管权力与高管腐败——基于内部控制与外部市场环境的双重视角

上市公司的高管腐败及其治理是我国反腐败的重要领域。因此,高管权力与高管腐败的关系日益受学者的关注。本文运用逻辑斯蒂模型,基于内部控制与外部市场环境的双重视角分析了高管权力诱发高管腐败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权力越大,越可能诱发高管腐败行为;内部控制质量越好,高管腐败概率越低,且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抑制高管权力过大诱发的高管腐败行为;上市公司所在地市场化进程水平越高,高管腐败概率越低,且市场化进程水平越高越能抑制企业高管权力过大诱发的高管腐败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内部控制与外部环境是可以约束高管权力减少腐败,降低权力进行寻租的空间。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能够降低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吗？

采用2008—2014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数据,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从分析师盈利预测的角度,考察了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是否能为投资者提供有用的信息。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能降低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和预测分歧度;且相对于国有企业和治理环境差的地区,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和分歧度的降低效果在非国有企业和治理环境好的地区更显著;进一步对以上两组分样本按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形式分组分析发现,上述现象只在非国有企业中的社会责任报告强制披露组和治理环境好地区中的社会责任报告强制披露组中显著。在尽可能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能够有效提高公司非财务信息质量,为分析师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审计意见、高管薪酬与公司治理——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证券市场1998至2008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考察审计意见对管理层薪酬的影响,研究外部审计在解决第一类委托代理问题过程中的公司治理功能。研究发现:在控制公司业绩、公司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及公司内部治理等因素的情况下,外部独立审计意见类型对公司高管层薪酬具有显著影响,而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是否分离是影响外部独立审计治理效应有效发挥的重要因素。     

制度环境、高管薪酬外部公平与企业绩效

利用2007—2014年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重新定义高管薪酬外部公平的基础上,结合制度环境研究了高管薪酬外部公平的激励效应。实证发现:高管薪酬外部公平对企业绩效具有正面激励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对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效应具有显著影响。相比非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外部公平在国有企业中对企业绩效正面激励效应愈加显著;与低市场化进程样本组相比,高管薪酬外部公平与企业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在高市场化进程样本组更加显著。研究表明,企业应结合具体制度环境制定合理薪酬水平以充分发挥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