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研究

目的/意义在梳理四川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贫困范围广、贫困人数多、致贫因素复杂、贫困程度深等特征的基础上,为精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方法/过程在分析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逻辑关联基础上,提出了“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乡村振兴为精准扶贫提供长效内生动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三个观点。结果/结论新时代背景下,在深刻理解两者的关系和明确思路的基础上,从建立政策衔接运行机制、健全政策衔接保障机制、建立政策衔接考核机制等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从而提高精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执行效率和有机衔接的效果。     

基于投入—产出的贫困治理效果评价——对我国11个年份数据的测算

目的/意义 我国的贫困治理事业虽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脱贫攻坚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本文对贫困治理效果进行分析评价,有利于推动我国减贫事业的发展。方法/过程 为了检验贫困治理成效,在借鉴投入产出思想以及梳理国家贫困治理工作成效考核指标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基于投入-产出的贫困治理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在研究指标赋权方法、无量纲化方法以及评价方法的基础上,采用2004—2014年度的指标数据,计算我国11个年份的贫困治理效果综合评价得分。结果/结论 结果发现:综合评价得分排名结果和预想的投入产出结果差距很大。文章还认为,构建的基于投入—产出的贫困治理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贫困治理投入产出的边际效益,而不是贫困治理的综合能力。     

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难点分析及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精准扶贫已进入最后一公里,扶贫任务具有艰巨性和紧迫性。在此阶段,扶贫工作还存在诸如政策落实不到位、各方力量难积聚、深度贫困地区扶贫难度大、脱贫群众易返贫等问题,因此未来我们仍需要继续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扶贫事业,同时要深化落实各项扶贫政策,重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着力构建长效机制,防止已脱贫人口返贫。同时,仍然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仅是消除绝对贫困的第一步,由于经济增速下滑、政府债务高企、老龄化加剧的等问题,消除贫困必将是一场持久战。本文立足于当下我国精准扶贫的客观事实,分析了继续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的几大难点,并探讨了脱贫攻坚的政策建议。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农村贫困治理的优化与升级——基于嵌入式农村扶贫实践经验及嵌入行为治理的思考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中国的农村贫困治理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脱贫攻坚阶段的嵌入式农村扶贫具有系统化的优势和精准性的特征：多元主体的全要素嵌入、多种渠道的全领域嵌入取得了显著成效,对绝对贫困人口进行的精准扶贫确保了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但也存在“嵌入裂缝”降低了扶贫效率和绩效等问题。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随着农村贫困治理任务和环境的变化,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应在延续系统化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嵌入行为治理弥合“嵌入裂缝”,并从精准扶贫向精准防贫升级,从精准脱贫向整体致富升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制度及关系嵌入弥合“嵌入裂缝”,提升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的效率和绩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制,强化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构建和完善系统化、整体致富与精准防（扶）贫并重的农村贫困治理体系。     

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的"三个边界":基于金融精准扶贫的总结

我国已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三农"工作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本文通过总结我国金融精准扶贫举措和特点,发现脱贫攻坚金融服务推动形成了更适当的农村金融治理体系,构建和重塑了贫困地区金融生态.同时,结合脱贫攻坚金融服务中认识到的难点问题,建议未来金融支持乡村振兴...     

外源式扶贫背景下农户脱贫的内在动力研究

以政府为主导的驻村帮扶工作机制和量化考核工作方式构成了当前精准扶贫工作顺利推进的主要工作策略,而这种以政府投入为主、政府自上而下依托行政压力体制、采取减贫目标责任考核的单向度扶贫方式容易造成贫困村和贫困人员对于外部力量的依赖性.本文在分析驻村帮扶、量化考核这两种工作方式的行动逻辑基础之上,讨论了精准扶贫过程中农户参与不足和能力有限的表现及原因,同时探究了如何在外源式扶持的背景下,培养贫困户自身内部动力机制,倡导创造贫困户参与精准扶贫的环境与空间,提升贫困户自身脱贫的能力与素质,打通农户内力,在内外合力帮助的前提下顺利完成精准扶贫的脱贫目标.     

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贫困精准识别及精准扶贫对策——以粤北山区为例

贫困家庭的精准识别是实施精准扶贫的基础和前提.从多维视角识别和分析贫困更能挖掘贫困的本质,为政府制定反贫困对策提供更为精准的科学依据.基于Alkire-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模型,以粤北山区农村家庭为例,多维度定量测算出主要贫困地区、贫困村、贫困维度和贫困家庭,并提出按贫困维度施策、按地区贫困和家庭贫困的程度决定扶贫资金的使用、建立以能力扶贫为导向的扶贫机制和提高基层干部扶贫管理能力等精准扶贫对策.     

教育扶贫是实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根本措施

精准扶贫是我国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教育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治本之策,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的现状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建设与发展被忽视,教育财政投入与政策倾斜存在一定的重复现象和粗放问题,进一步聚焦教育则突出体现在贫困地区学前教育严重不足、义务教育阶段小规模学校建设不达标、高中阶段教育普及与结构不协调、民族地区"双语"教育衔接不畅,师资配置结构性短缺,留守儿童的教育与管理仍存在问题。必须面对这些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并实行重点攻关,提升教育发展水平,才能实现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和全面脱贫的目标。     

比较优势与精准扶贫——基于中国深度贫困区的分析

30年来,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深度贫困区发展滞后问题没有根本改变。由于致贫原因不同,要进行精准扶贫、实现脱贫就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其本质就是要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论文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分析精准扶贫的内涵和政策路径,并重点探讨依托比较优势,提出西部深度贫困区应依托本地资源禀赋优势、后发潜力优势以及政府政策优势来发展特色产业,承接产业转移,实现产业集聚来有效脱贫。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精准扶贫策略研究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绿色发展原则没有得到落实、精准扶贫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没有厘清、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规划缺乏生态要素、精准扶贫项目实施的负面生态影响等问题。在绿色发展理念引导下,推动精准扶贫的策略,主要体现在：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导向,做好精准扶贫顶层设计;正确认识贫困区优势,保障生态资源物尽其用;注重精准扶贫项目实施中的生态保护;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生态产业,积极培育地理标志产品。     

精准扶贫场域下技术治理异化的表征与生成

精准扶贫中,国家通过多重发包的数字生产机制解决扶贫对象锚定困难以及扶贫效果难以监测等难题,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技术治理异化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重视数据生产而造成数字的悬浮、规避责任而形成应付检查的痕迹管理、强调政府自主性而忽视了社会自主性。本文从“宏观制度—中观组织—微观主体”三重逻辑出发搭建分析框架,以阐释精准扶贫过程中技术治理异化的生成逻辑。研究表明,制度约束、组织推进和主体运作三者耦合造成了精准扶贫过程中技术治理异化的困境。技术治理异化现象侵蚀了基层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及公信力,应从维护基层政府治理公共性和公信力的角度寻求解决之道。     

新农合对农户因病致贫的缓解效果研究——基于生存分析视角

目的/意义新农合政策的实施是否能有效缓解农户的因病致贫？缓解作用程度如何？哪些因素又会制约新农合对农户因病致贫的缓解作用？厘清这些问题是完善新农合制度、保障新农合目标顺利实施的前提。 方法/过程 基于生存分析视角,采用1991—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微观数据,对新农合的贫困缓解效果及其异质性展开研究。 结果/结论 新农合对因病致贫的缓解作用因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医疗服务供给状况而存在差异:在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及医疗服务供给状况较好的地区,新农合显著降低了农户因疾病陷入贫困的风险;而在道路状况较差、没有公共汽车站、医疗床位数和医务人员数较少的农村地区,新农合对农户因病致贫的缓解作用不显著。以上外部环境因素对新农合反贫困效果有一定限制。     

PPP在精准扶贫中的应用研究

精准扶贫是解决我国贫困问题的最好方法,PPP模式可解决精准扶贫中的一些难点问题。在精准扶贫中采用PPP可以缓解政府部门的财政压力,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激活社会资本精准扶贫的积极性,降低政府部门、社会资本和扶贫项目的风险。同时,在将PPP应用到精准扶贫时,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培养专门人才,进行科学绩效考核,加强教育宣传和合理分担风险与利益,以更好地完成精准扶贫目标。     

贫困县何以摘帽——脱贫攻坚中的央地关系与干部激励

脱贫攻坚战中，一种新的央地关系与干部激励模式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央将项目与资金的审批权下放到县，给予贫困县充分的资金分配和使用权，解决了原来"事权"和"财力"错配的问题。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的特殊官员管理方法，将贫困县主政官员从常规政治锦标赛中退出，并进入一场以贫困县退出摘帽为目标的"脱贫攻坚资格赛"。在这场资格赛中，中央通过脱贫成效考核挂钩晋升等方式充分调动了官员的积极性，此外，中央还引入了贫困县退出第三方评估等方式解决了委托代理模式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种针对特殊任务的特殊国家治理模式充分调动了地方官员的积极性、有效提高了目标治理的效率，再次丰富了中国治理的内涵。     

发展方式转变与减贫关系研究

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国社会经济未来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对中国扶贫开发也将产生巨大影响。本文通过对发展方式转变与减贫关系进行分析指出:其一,发展方式转变,重构了减贫的动力机制,即产业动力、增长动力和内生动力等发生了新转变。其二,发展方式转变,使减贫路径和方式发生新变化,即引致了贫困人口收入来源、扶贫重点以及就业方式发生新变化。可以说,发展方式转变的快慢影响和决定着减贫效率的提升程度。快速跟进的后续产业以及尽力避免贫困人口失业是扶贫的关键。加大生态补偿力度,保障贫困人口收入是决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迅速增强内生动力,激发贫困人口的积极性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衡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同时,本文通过定量分析,测度了发展方式转变与减贫之间的关系。     

贫困减缓与教育发展：一个参与式治理的精准扶贫视角

减贫理论的发展、致贫认识的深化和精准扶贫的现实要求减贫模式由开发式扶贫模式向参与式治理模式转变。而教育发展不仅是参与式贫困治理实施的前提保障,也是参与式贫困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关键影响因子。在精准扶贫视角下,我国存在农村终身教育、扶贫教育环节薄弱、针对弱势群体的教育资源配置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估、尚未建立精准教育扶贫的推进机制等问题。因此,应积极构建参与式贫困治理体系,改革教育扶贫资源分配制度,转变教育扶贫的形式和内容,构建和发展教育扶贫机构及平台。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绩效评价研究

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如何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内容。构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绩效评价体系,是有力推进二者衔接的重要基础。本研究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目标为依据,结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相关要求及接续发展时期特点,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5个一级指标,农业生产条件等16个二级指标和耕地保有率等38个三级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综合运用层次分析、聚类分析和模糊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构建评估模型,以期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接续发展成效的评价研究提供借鉴。     

谁更有利于中国的农村减贫——基于财政支农、城镇化两类途径的实证研究

借助中国省际动态面板和静态面板模型探讨财政支农与城镇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的农村减贫得益于财政支农工具与城镇化战略的交互协同效应,但城镇化进程对农村减贫的促进效益更强;财政支农投入中的扶贫性投入和就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更有利于东部地区农村脱贫,而综合性开发支出和人口城镇化水平则在中西部地区更具农村减贫的拉动效果;虽然我国的农村贫困存在明显的"棘轮效应",但随着财政分权、农业经营规模和农村医疗教育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农村贫困发生率会得到相应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