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面板数据分析边疆民族地区农户收入影响因素——以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为例

由于文化背景、居住环境、社会发育程度等的特殊性,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农户行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农户,因此影响其收入的因素可能存在差异.文章基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族自治州13个县(市)、223个村、3000户农户2006年至2009年4年收入的微观数据,利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建立农户收入的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对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在农户资本要素禀赋中,农户生产性资本、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力是否受过培训以及就业劳动力人数对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农户生产经营结构中,种植结构和是否兼业都对农户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非农就业却对收入有反向的影响.村庄的外部环境亦对农户收入有较大的影响.     

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山东省胶州市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通过对山东省胶州市农村调研获得数据的分析,试图从微观层面考察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取决于农户的兼业程度,二兼户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于纯农户和一兼户;农户兼业主要通过劳动力水平及利用状况、耕地占有和利用状况以及农用物资投入强度等途径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影响。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确立适度规模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促进农户分工等对策及建议。     

市场经济下小规模农户经营的演变及调控

我国大量超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变为兼业农户,兼业农户的存在对农业及农村经济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如何发挥兼业化的正面作用,消除兼业化的消极行为,是政府的职责,本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与原则,提出了促进农户经营演变的几项措施。     

社会资本、农地流转与农户消费扩张

中国农户消费转型升级引发各方关注,但鲜有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探讨农地流转对农户消费的影响及其微观作用机理。文章在理论层面分析了农地流转通过影响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和生计策略调整对农户消费的传导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面板数据,定量评估了农地流转对农户消费影响的社会资本效应。结果表明：（1）我国农户消费基尼系数总体呈缩窄趋势,但农地转出农户相比农地转入农户具有更高的人均消费支出及消费不均等程度;（2）农地流转能够影响农户关键自然资本改变和生计策略调整,从而显著提高农户消费水平,且参与农地流转农户相比未参与农地流转农户具有更高的消费动机;（3）社会资本在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过程中对农户消费存在微观中介效应,即社会资本越高的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概率越大,且能够通过提高农地转出户非农就业机会和扩大其多元化收入来源,间接提升农户消费水平。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协同背景下,应积极有序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地转出户非农就业,并强化农户社会资本建设,提高农户多元化收入,从而全面助推农村消费转型升级。     

新时期农户兼业经营对收入增长的影响分析——以农业部新疆农区固定观察点农户为例

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之一,新疆阜康市九运街镇六运村2003-2006年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在百户调查家庭兼业类型中,家庭全年总收入增幅由高到低依次为纯农业类型、以非农业为主兼营他业类型、以农业为主兼营他业类型,纯非农业类型、其它类型。分析2007年的调查数据,农户家庭人口数、家庭成员文化程度、性别比例、年龄分布情况、家庭经营耕地面积和地块数量、家庭固定资产以及家庭收入等因素都对农户兼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并通过logit模型分析它们对农户兼业行为的影响程度,家庭成员平均文化程度对农户兼业影响最大;家庭男性劳动力是家庭中从事除农业以外其他产业的主力军;增加家庭年经营的土地平均面积,农户兼业的可能性下降;家庭经营的地块数、家庭成员身体健康情况对农户兼业影响不显著。     

健康冲击、社会资本与农户经济脆弱性——基于“CHIP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健康人力资本在农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户健康受损时,会通过"劳动效应"、"挤占效应"和"情感效应"影响其经济脆弱性,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机制,在血缘、地缘与业缘关系的连接下,通过及时获取信息与资源等对农户经济产生影响。文章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13"数据实证分析了健康冲击和社会资本对农户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处理效应模型解决内生偏误问题、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后,回归结果显示：健康冲击会通过挤占效应和情感效应两条渠道机制对农户经济产生负向影响,社会资本分项指标则通过信任渠道机制对农户经济产生正向影响;男性户主更易因遭受健康冲击而陷入经济脆弱困境,处于劳动年龄的户主在利用社会资本缓解经济脆弱性方面更具优势;而社会资本在缓解健康冲击对农户经济脆弱性中的作用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农村社会中,社会资本等非正式机制逐渐被正式医疗保障机制所替代。在稳健性检验中,构造基于预期贫困定义的贫困脆弱性指标（VEP）进行替换变量回归,进一步证实所得结论。文章的政策涵义在于,应加强对于农户健康风险的管理,并重新挖掘社会资本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而缓解经济脆弱性,阻断贫困。     

农户兼业经营行为 阻碍农业现代化进程

本文从分析农户兼业经营的行为特征入手，从农业产业化、专业化、机械化和技术进步四个方面阐述了农户兼业行为如何影响农业现代化发展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基于生计资本路径的贫困地区生计策略研究——广西凤山县四个可持续生计项目村的调查

可持续生计方法是社会组织解决贫困问题的一种方法。文章以香港PCD投资扶持广西凤山县可持续生计发展项目为例,运用极差标准化、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以生计资本为基础单元,对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揭示了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项目村整体生计资本状况不充裕,由于有PCD项目农村小额信贷资金等方面的扶持,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相对富裕;(2)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更丰富的农户倾向于选择非务农的生计活动,而自然资本丰富的农户更多地愿意从事农业生产;(3)PCD项目推行以集约化、扩大化、移民、可持续发展等生计策略来推进项目村可持续扶贫的进程。     

基于生计资本视角下原中央苏区致贫原因分析

连片特困地区仍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主战场,其致贫原因复杂、脱贫难度大。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生计资本的理论基础,以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为例,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对农户家庭致贫原因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赣南等原中央苏区贫困现状表现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匮乏。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及风险冲击对农户的金融资本(收入)影响显著。因此在扶贫工作中应以生计为重要导向,促进农村居民生计资本的增长,积极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以提高扶贫开发效率。     

旧中国苏南农村工副业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

本文的研究表明,进入本世纪以来,苏南农村的总趋势是,纯农户的比例越来越小,而兼业农户及非农户则日渐增多。有的村庄除个别因老弱病残而无力从事工商副业、仅凭小块耕地为生的贫农型“纯农户”外,已见不到传统的“种地为业”的农户,还有的村庄非农户占村户1/3以上。因此可以说,旧中国苏南农村已经形成了兼业经济的格局,兼业农户是本区农村的主体。有的村庄仍然延续着耕织结合或农蚕结合的传统生产样式,但它已经不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