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短缺及其影响

民工短缺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普通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女工相对短缺。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重点地区估计缺工10％左右。广东现有的1900多万民工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但该地区正是缺工最为严重的地区。据当地劳动保障部门调查和一些专家估计，目前有近200万人的缺口，缺工比率约为10％。其中：深圳现有民工420万，目前缺口约40万。     

“民工荒”探源

<正> 一、“民工荒”现象 自2003年起,一度仅在个别企业、地方出现的用工短缺,并不像人们当初设想的那样,只是一种季节性现象,而是迅速蔓延到珠三角、长三角、闽东南等国内多个地区,且历时已1年多,目前仍没有缓解的迹象,并逐步演变为局部地区招不到工的“民工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情况表明,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长三角、浙东南、闽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缺工比率约为10％。珠三角地区是缺工最为严重的地区,有近200万人的缺口。其中,深圳约缺40万人,东莞缺27万人。在福建,泉州和莆田2市共缺10万人。浙江温州等城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招工难问题。“民工荒”的出现已经对当地及周边地区的同行业生产产生了直接影响。 众所周知,我国有13亿人口,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过去,我们视其为一个沉重的包袱而忧心忡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凭借     

中国股市怎么了？（下）

除了潜在的社会影响外，缺乏强有力的资本市场可能会对中国资本主义未来的形成和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低成本的制造业或许是中国目前的竞争优势，但长期来看，中国的政府规划者希望，中国更多地进入有利可图的高科技产业，这些产业能提供报酬更高的就业机会。华南珠三角地区最近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这令上述想法显得更加紧迫。     

劳动密集型三资企业薪酬福利状况研究

调查发现，劳动密集型三资企业工人的薪酬福利长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仍然突出。影响劳动密集型三资企业薪酬福利和劳动关系的主要因素包括市场因素、地方政府行为、制度缺陷和工人自身的反应能力。虽然受国情制约，中国工人的弱势地位在短期内很难得到扭转，但政府应该在劳工保护问题上有所作为，而不是消极等待。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农民工权益保护

该文从国家与地方政府、资方（工厂）和农民工三类利益相关者互动的视角,讨论了《劳动合同法》立法与实施的具体过程中农民工权益保护状况及其原因。研究发现,权益保护现状并不乐观,《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过程中政府与资方加强联合,通过制造＂去合法化＂条件、选择性利用政策等方式,农民工权益被阻隔在法律保护之外;进而,农民工自身产生了畏惧心理,缺乏维权的内在动力与意愿,形成地方政府、资方和农民工三方＂共谋＂的局面。     

基于公共政策视野的珠三角“民工荒”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近几年来,“缺工”这个词开始越来越多地被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珠三角的企业主所提及。这是中国国情现象的一个重大变化。其背后,一定是社会和市场的某一个环节出现了变数和问题。本文从缺工的现状出发,在从公共政策的视角探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政府解决“民工荒”问题的对策,以便更好促进珠三角经济的发展。     

珠江三角洲民工短缺现象分析及对策建议

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现普通民工严重短缺的情况。目前珠三角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从2004年二季度广东省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看，劳动力需求58万人，供给57万人，需求已经大于供给1万人。如果考虑到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找工作过程中的等待等摩擦性失业等因素，实际供给的57万人并不能够完全满足企业的需要。总体上看，珠三角地区部分劳动密集企业出现用工较严重的民工短缺，     

中国“民工荒”的背后

一直以来似乎可以源源不断供应的农民工,最近突然在沿海地区紧张起来,尤其以珠三角更为严重。与此同时,原来的民工输出地更是出现了反常的民工回流现象。据称,珠三角地区首次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其中加工制造类企业的用工缺口达200万人。国务院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广东6000多间制鞋企业中,缺工超过10万人。从去年9月至今,东莞缺工人数已经超过30万,尤以技术工人居多。 根据今年第二季度广东省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分析,今年第二季度劳动力市场需求58.45万,求职者57.50     

企业社会责任与珠三角核心竞争力的重构

珠三角是我国“廉价劳动力”这一“软肋”的“集大成者”。然而,这样的竞争优势在外深受SA8000的打击和发达工业国家的责难,在内有“民工荒”以及劳工保护等的困扰。本文基于珠三角的现实问题,从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和SA8000的内涵、产生机理以及与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的内在关系入手,探讨如何秉承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来重构珠三角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财政收入竞争、地方政府行为与要素资源扭曲

本文构建了包含政府部门、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等多行为主体在内的理论模型，证明了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最大化动机下，会带来资本、劳动和土地三种资源配置的扭曲。在此基础上，选取2000-2017年中国24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竞争性财政行为对上述三种要素资源扭曲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竞争显著提高了资本、劳动和土地三种资源的错配程度；在考虑官员更替、政治晋升、从政经历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财政竞争导致的要素资源扭曲不仅存在于省内竞争上，在全国范围内同样广泛存在。异质性分析显示，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会引起劳动力资源扭曲，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会引起资本和土地资源扭曲；2008年以前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主要引起资本扭曲，2008年以后则同时引发了资本扭曲和劳动力资源扭曲。研究结论表明，相对于政治激励，财政压力才是引发地方政府资源错配的根本原因。中央政府应当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科学、动态地评估官员任期内决策带来的中长期影响，有效降低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