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企业的兼并、分拆和接入的规制

电信企业在不同的纵向结构和接入规制制度下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和效率。在强制接入但接入费率不受规制的情况下,市话长话兼营结构下的长话资费比分离结构下的资费高。但在接入全面规制或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兼营结构的效率较分离结构为高。在三种规制制度下,生产者的利润在分离结构下都比较高,而消费者却在兼营结构下得利较多。这些结论表明接入的规制应该跟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结合起来考虑。本文还发现如果互联费率高于边际成本,那么网络经营者越多,市话资费可能会越高。     

环境规制对碳效率的多重路径及门槛模型研究

从结构升级及效率提升两大维度刻画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环境规制是如何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基于2006—2019年中国279个城市层面数据，采用非参数百分位自抽法，逐步回归法、Sobel检验和交互调节模型验证影响路径，并利用门槛模型探讨不同路径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促进城市碳排放效率提升，但存在区域异质性；(2)环境规制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升级提高碳排放效率，产业结构合理化及产业集聚“遮掩”了环境规制的激励作用；(3)环境规制对提升碳排放效率存在多种门槛效应和调节机制。发挥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结构和效率的双重激励时，需注意不同路径的维度问题，以提高准度，把握力度。     

我国电力产业扩展的产业组织分析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市场结构是影响产业绩效的关键因素.对于电力产业而言,产权结构和规制制度也是影响产业绩效的根本因素.因此,电力产业的市场结构(S)、产权结构(P)、规制制度(R)-企业行为(C)-经济绩效(P)的扩展产业组织分析比传统的SCP分析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对电力产业就进行了规制改革,但其资源配置效率、价格水平、价格结构、企业内部效率都存在不足.规制改革绩效不明显的根本原因在于区域垄断和厂网未完全分开的市场结构、国有制主导的产权结构和尚不规范的规制制度.     

发展中国家普遍服务义务的经济分析

本文构建一个简单的非对称信息模型,分析发展中国家特定的普遍服务问题。在模型中,政府与垄断企业的非对称信息产生于在农村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最优普遍服务政策可以用两种规制手段即资费和网络投资来实现。本文对区别定价和统一定价两种情形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实施区别定价时,与完全信息相比,不完全信息将提高农村地区的资费水平,并且减小相应的网络覆盖面积;而在实施统一定价时,农村地区的定价可能降低,但这是以网络覆盖面积的减小为代价。模型结果还表明,合谋的成胁会弱化企业的激励。有意思的是,在这两种定价机制下,企业和纳税人这两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均有同规制者合谋的动机。实际上,纳税人利益集团的存在,强化了规制者和企业之间的防止合谋约束,并且为了减少规制者同纳税人利益集团的合谋收益,即使规制者具有高成本信息,也会使配置结果扭曲。     

正交易成本框架下的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研究

在正交易成本框架下进行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研究，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必要补充，涉及规制制度、治理结构和所有制等问题。建立适宜的规制制度能够降低企业之间、企业与行政机构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规制改革顺利进行。     

制度不完善环境下的垄断行业扩展机制

本文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制度不完善环境下中国垄断行业的扩展机制。通过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模型分析,本文发现,如何赋予规制者合理的目标和激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增长型规制者可以有效地规避制度环境不完善带来的信息不完全和棘轮效应,从而带来垄断行业的持续扩展。但同时,增长型规制者又是社会不公平等诸多问题的制度根源。经典规制者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公平,但是其对制度环境的要求较为严格,在制度环境约束下,如果不考虑现实情况而直接引入独立规制者,很可能会陷入既损害效率又得不到公平的尴尬境地。     

不同市场结构下环境规制工具选择的比较分析

目前,大部分关于环境规制工具选择的文献都是在假定完全竞争结构下来探讨政策工具的选择,而研究市场结构与环境外部性以及环境工具的效率等相关问题的文献不多。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环境规制对企业排污的影响是不同的。本文所建立的理论模型,分析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环境税和许可证制度)对企业排污的影响,主导企业相对于边缘企业更加清洁或是更加肮脏对产品市场整体排污水平有怎样的影响。我们只有将市场结构以及环境工具的选择等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现实地解决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问题,这对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体制改革、结构变化与煤矿安全规制效果——兼析规制周期的影响

频繁爆发的矿难倒逼中国煤矿安全规制体制改革。本文使用MS—VAR模型研究了改革背景下煤矿安全规制系统的结构变化,分析系统不同状态的特征与转换规律,并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探讨不同状态下的安全规制效果。此外,本文还实证研究了规制周期对煤矿安全水平和煤炭产量的影响,结果显示:(1)规制系统存在结构性变化,在样本期内由"高规制波动状态"向"低规制波动状态"转换,且呈现出明显的"棘轮效应";(2)"低规制波动状态"下的规制效果优于"高规制波动状态"下的规制效果;(3)安全事故的发生并未对煤炭产量产生显著影响;(4)在全国"两会"、党代会以及春节等特殊时期,矿难起数和伤亡人数明显下降,但煤炭产量变化不明显,表明安全水平的提高是各级政府在规制周期内加强安全规制的结果。     

中国规制政府的崛起:一个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过程

中国的规制政府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崛起的。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使得关于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比较经济学和制度移植论对其崛起逻辑的解释都值得商榷。事实上,中国的规制政府是中央政府考虑不同利益集团约束和外部竞争压力前提下,根据自己的信念和认知能力,对原有治理制度进行边际改进的一个供给主导型过程。该过程的路径依赖特征既是引发规制失灵的根本原因,也为提高规制效率提供了改革思路。     

论港口业务领域的分类规制政策

港口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基础产业和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重要对象。对港口产业经济特性的传统认识使之长期以政府规制和公共经营为主导发展特征,但这却导致港口服务低效率和高成本。以往研究港口产业经济特性时,一般是从整体的角度来描述其自然垄断性,并认为有必要由政府施加经济规制。但实际上,对港口业务应该做进一步细分,以更准确地认识其经济特性。根据对港口不同业务领域规制需求的分析,在港口产业规制改革的具体过程中应该实行分类规制政策。为保障港口民营化改革的成功实施,基于对港口各业务环节不同经济特性的分类识别,提出了港口规制改革政策的基本模式,即在仍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基础设施环节保持内生规制和引进接入定价规制,在竞争性环节放松或取消规制、实行竞争强化战略,在中间领域引入激励性规制。     

浅谈公司治理环境下的内部会计控制

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其基石是公司产权结构上的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得经营者有可能利用私人信息的优势谋取个人利益；也导致了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地位及其所拥有的信息量的不同，最终决定了契约各方的不对等，导致决策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公司治理就是在这种多边契约存在的情况下，以效率和公平为基础，使各相关利益方的责、     

网络产业Ramsey接入定价方法研究

网络产业放松规制、引入竞争的改革使得上游"瓶颈"环节和下游竞争性环节出现了"业务分离",催生了接入问题,并成为网络产业规制改革能否成功和有效竞争的关键.通过对用于指导网络产业单向接入定价的Ramsey接入定价方法的研究,得出结论:短期内,将接入服务和最终产品无差别对待的做法可能遭受到较大的实阻碍,从而整体最高价格上限规制的实施显得不太可能.因此,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接入服务市场上,允许在位企业实施两部制(或多部制)接入定价方法.     

网络产业价格规制模式的多元化及其适用性分析

网络产业所具有的自然垄断特性使政府的价格规制成为必要,但价格规制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受到多重目标导向不一致的困扰,还必须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进行设计,使得这类制度安排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针对这种情况,本文在对不同激励强度的价格规制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减少企业信息租金之间进行权衡的协调模式,并对各种模式的适用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予以说明。     

信息不对称与企业年金市场微观激励机制研究

本文针对企业年金发展滞后,利用博弈论考察信息不对称下雇主和雇员参与企业年金的微观激励机制。企业年金的人力资源管理价值是雇主的主要激励。在企业内部,雇主希望通过提供企业年金提升工作效率并留住雇员,但效果有待检验;在企业外部,雇主希望以企业年金为信号吸引优秀雇员,但雇主间的竞争、雇员对雇主行为的理解以及雇员的预期增大了雇主收益的不确定性。雇员参加企业年金计划旨在为养老提供储备,这有赖于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的质量和费率。政府规制无法确保机构的质量,增加了雇员收益的不确定性;有效地规制可能导致的垄断和高费率,侵蚀雇员利益。仿真结果证明了理论推演。政策应该着眼于提高雇主和雇员在企业年金市场的预期收益。     

IPO限额配给机制探讨：一个基于股权结构的分析

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或部分分离的情况下，公司内部会出现代理问题．公司在上市之初安排大股东持股比例即确定公众持股量是解决代理问题的重要举措。本文分析了在信息不对称、合约不完全以及资本市场规制约束下不同IPO机制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探讨了限额配给机制的含义，并指出我国新股发行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中国工业行业环境技术效率研究

文章基于DEA-SBM模型,测度了节能减排约束下工业行业的环境技术效率,检验了环境技术效率的收敛性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工业行业环境技术效率总体偏低,但大多数行业环境技术效率都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存在向环境技术前沿的追赶效应。引领环境生产前沿的创新者始终是高新技术产业和清洁产业,今后的结构调整应重点扶持与发展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和清洁产业。收敛性检验结果表明,低排放行业既存在绝对收敛又存在条件收敛,具有俱乐部收敛特征;全部行业和高排放行业不存在绝对收敛,但存在条件收敛,说明环境政策及扶持力度需要向高排放行业倾斜。环境规制强度与环境技术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的三重门槛特征,且对于不同行业作用有别,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应避免陷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     

环境规制、能源要素价格与绿色创新效率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掌握不同环境规制类型与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聚焦讨论能源要素价格与不同环境规制类型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不支持“波特假说”;自愿型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验证了“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且在能源要素价格的不同区间下环境规制带来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不同环境规制下的能源要素价格指标函数均不一致,但存在交叉区间,而在主要环境规制类型下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控制变量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和产业规模均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地积极影响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而社会购买力在一定程度削减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多角度、差异化实施环境规制行为,共同发挥社会团体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投资回报率价格规制的效率分析

投资回报率价格规制方法通过对投资回报率的直接控制而间接规制价格,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价格规制形式。尽管投资回报率价格规制方法设计较为严密,但它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在这种价格规制制度下,企业缺乏减少费用支出的动力,还会产生"A-J效应"和"规制滞后效应,"造成了生产的扭曲,并影响了分配效率。在此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放松了经济规制,在电力、电信等自然垄断行业中逐渐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为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提供了重要借鉴。     

异质性环境规制、清洁型技术结构与区域工业环境效率提升

构建并演绎异质性环境规制、清洁型技术结构与工业环境效率之间的作用机制,测算我国及各省份清洁、非清洁技术效率和工业环境效率,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通过清洁型技术结构对工业环境效率形成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门限效应。研究发现:各地区清洁、非清洁技术效率和工业环境效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且东部均高于中、西部地区。惩罚性环境规制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效率的直接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前者明显大于后者,但前者的作用力度逐渐减弱,后者的作用力度逐渐增强。二者均存在可持续两期的部分中介效应。惩罚性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分别呈现双重和三重门限效应,大部分省份的环境规制已突破U型门槛下限,正向作用于工业环境效率。     

我国和美国开放式基金费率比较研究初探

费率结构和水平是开放式基金投资中的重要考虑因素,文章对我国和美国的各类开放式基金的费率结构及水平从效率、风险收益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在分析两国开放式基金费率结构和水平差异原因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基金市场发展、持有人结构调整等因素提出了开放式基金费率优化发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