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战略经济增长率

一、最优经济增长率的含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要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决定》告诉我们,所谓“最优经济增长率”就是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增长率。这一意义的最优经济增长率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中国从业人员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率的关系研究

1958年A·菲利普斯提出菲利普斯曲线后,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许多方面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这一理论。但对从业人员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和从业务人员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的关系研究,并不多见,本文通过分析1979年～2004年的统计资料,旨在探讨:从业务人员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曲线;从业务人员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的关系曲;从业人员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定量关系。     

潜在经济增长率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潜在增长率的测算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紧密相连,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从现实情况看,潜在增长率的估算,在短期可以评估通货膨胀的压力;在中期可以反映出经济发展所处的状态,有利于决策者确认可持续实际经济增长的空间;在长期可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做出判断,从而为政府制定长期发展战略提供依据。     

经济增加值与可持续增长率的整合研究

可持续增长模型,对于预防由于过度经营、资源紧张等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后果,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并不是任何时候以可持续增长率(SGR)的速度增长都可以带来企业价值的增长。因此本文探讨将经济增加值与可持续增长率进行整合研究。     

经济长波与企业的生存基因

经济波动与企业生存密切相关。在中短周期经济波动中企业库存和投资发生变化,在长周期经济波动中众多企业产生或消失。按照长周期波动规律,企业生存的方式有四种:领先性创新、模仿性创新、工艺性创新和假的创新,不同的创新适应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百年企业要渡过两个经济长波,始终站在技术前沿,持续创新是其成功的秘密。创新既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企业生存的根本原因。     

中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评论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官方统计数据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本文探讨了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基教授撰写的论文"中国GDP统计发生了什么"的基本观点、基本依据及其存在的一些问题;介绍了中国经济学家任若恩教授对罗斯基的观点和依据所进行的批评;阐述了美国经济学家克莱茵、拉迪、诺敦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评论.     

多次性微调：使经济增长率不“冒顶”

当前，在本轮经济周期中宏观调控又表现出一个新特点，即宏观调控多次性或多阶段性的特点。在此，拟对这一特点及其政策涵义作一分析。     

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影响因素与政策含义

实际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引起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过度上涨;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水平则不能实现充分就业,甚至加剧结构性失业。因此,准确估计我国的潜在GDP增长率是合理制定宏观政策的前提。许多机构对我国目前及未来的潜在GDP增速进行了研究,本文对这些研究的方法和结果进行了总结,并对潜在经济增长的政策含义作出解读。     

正视中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30多年来中国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巨大贡献。然而随着这三大红利的逐步衰减,中国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大进大出＂式的循环发展模式似乎走到了尽头。     

经济均衡增长的必要条件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

经济均衡增长要求两大部类之间必须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消费需求能够稳定增长。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及投资率、储蓄率是由资本产出率、资本淘汰率、经济增长率三个因素所决定的,在技术、资源不制约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消费增长速度越快,投资率、储蓄率会越高,经济发展速度也越快。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最主要原因是体制改革对人们消费心理的影响,因此应从发展速度、发展方向、调控手段等方面规划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道路。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变动的非一致性研究理论综述及评论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动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较强的非一致性 ,对这一现象理论界给出了多种解释。对各种观点以及就业弹性的计算方法进行了综述 ,指出了以上理论对现实解释各说各话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对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关系的微观基础——企业劳动力需求行为的深入研究。     

汇率传递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本文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增大与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是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的一个两难抉择,汇率政策的调整应以经济增长目标为依据,重点考虑汇率传递的经济增长效应。汇率波动传递机制的研究结果表明,汇率波动以价格和利率为媒介可以形成直接传递效应和间接传递效应,并最终影响宏观经济增长。若以利率媒介为着眼点,汇率波动的传递机制可以用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来描述,并通过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测度的构造来描述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指导汇率政策的优化与调整。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测度对于我国汇率传递经济增长效应的描述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转移与经济发展

作为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已经从资金补充为主导过渡为技术转移为主导.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技术转移效应的实现为东道国带来的好处主要体现在其促进经济发展方面,通过对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技术转移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两个领域贡献的分析,可以就这一问题得出相关结论: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越来越明显的技术转移的特征,作为考察对象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技术转移效应的实现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关系——基于亚洲“四小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突破传统宏观经济学把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分开研究的两分法,利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框架实证研究了亚洲"四小虎"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关系.实证的结论支持了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负相关关系,否定了Black假说.同时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临界点,发现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负相关关系在各个区间上具有稳健性,这是各国采取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的后果.因此各国应从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出发,增加经济结构的内在稳定性,防止经济波动.     

我国利用外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从我国利用外资与GDP增长率的相关性入手,对我国1986年以来利用外资的表现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利用外资尤其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近几年来我国在利用外资质量方面存在着问题,外商直接投资仍有很大发展潜力。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分析评价并提出了有关建议。     

奥肯定律在中国的实证分析——我国经济高增长率与高失业率并存

近些年,中国经济出现了高增长、高失业的态势,由此使得为多数国家所证实的西方的奥肯定律在中国发生了明显的背离。通过运用Eviews软件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可以看出：中国经济高增长、高失业的态势之所以不符合奥肯定律所揭示的发展规律,其原因主要在于在于中国自身的特殊国情。政府应从国情出发,切实解决好高增长与高失业的矛盾,要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促进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加强就业服务和人才培训发展多种就业形式;并在深化企业改革的同时,建立一套完整的失业保障体系。     

Convergence Rates to Output Growth in a Global World: The Roles of Openness and Government Size

In this article, we examine the effects of three openness measures on 54 industrial and emerging economies' output growth over the “globalization years” of 1986–2004. Controlling for standard determinants of the Solow growth model in panel data, we find positive effects of openness on real output growth. While we find support for higher convergence rates under the open economy, the convergence rates in this article for both samples are remarkably close to the 2% level documented in Mankiw et al. (1992) Mankiw, G., Romer, D. and Weil, D. 1992.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2): 407–437. [Crossref], [Web of Science ®] , [Google Scholar]. The inclusion of G/Y, however, reduces the speed of convergence more substantially in industrial economies.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框架分析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不能简单地用宏观税负这个指标来衡量。其理论分析框架应该涉及两个方面．即“税从何处征”和“税向何处用”。前者由于不同税种对经济增长影响机理不同而涉及到税制结构问题,后者由于不同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机理不同而涉及到财政支出结构问题。按照这个理论框架,最优宏观税负这个指标实际是不存在的。把这个框架运用到我国现实,可以从完善税制结构和优化支出结构两个方面来有效促进税收对经济增长的良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