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宪法精神 推进和谐税收执法

宪法最本质的两个精神有：一个是保护公民的权利;第二个就是制约和限制国家权力。而其中最重要的精神应该是制约和规范国家权力运作。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权威,所谓最高权威就是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它规定了国家的根本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可以说,宪法就是确认公民权利的＂宝典＂,即＂权利宣言＂,同时更是规范国家权力的＂规约＂,即＂权力规范＂。税务机关作为国家的行政执法机关,必须牢固树立＂依法治税＂的理念、＂公平正义＂的理念、＂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诚实守信＂的理念以及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税收执法理念,以正义公平为价值评判,弘扬宪法精神,全力推进依法治税,从而达到维护经济秩序、促进和谐税收、构建和谐社会之目的。     

论公民权利救济的基本原则

充分而有效的权利救济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从纸面规定变成现实享有和实现的重要保障。深入研究公民权利救济的原则，有利于适时完善公民权利救济的立法，有利于行政、司法和个人充分、及时、有效地实施权利救济。公民权利救济应遵循六个基本原则：有侵害必有救济原则、及时救济原则、充分救济原则、正义与经济性协调原则、公力救济优先原则和司法最终救济原则。     

宪法视野中的公民表达权保护——从重庆“彭水诗案”谈起

公民表达权是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走向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基本形成。各种社会矛盾凸现，公民权利意识逐步觉醒。保障公民的表达权、赋予公民更多言论自由的空间，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达成共识的孵化器。什么是公民的表达权？实现公民表达权的价值何在？国家如何采取措施切实保护公民表达权的实现？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和回答，有助于加深对公民表达权这一宪法权利的认识，也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身份证增加指纹信息的合宪性分析——以宪法隐私权为视角

《居民身份证法》修改,规定身份证增加指纹信息,其本质是新赋了国家占有公民指纹隐私的权力,是对公民宪法隐私权的限制。这一限制不符合国家限制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必须遵循的目的合理原则和比例原则。新法在赋予国家占有公民隐私权力的同时,缺乏对公民指纹隐私的安全保障,使公民指纹隐私安全受到极大的挑战。此次《居民身份证法》修改,国家警察权力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进一步限缩,有违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宗旨。     

论税收法定主义在我国的实现

税收法定主义通过对国家征税权的限制,本质上要求以法律形式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和公民在税收立法上的广泛参与。现代社会中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已逐渐作为一条重要的宪法或税收基本法的原则而被各国所接受或采纳,但我国在税收立法实践中并未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税收法定主义的实现条件是国家财政收入以税收为主、私人产权明确而得以保护等,我国目前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条件已逐步成熟,因此应通过在宪法中全面确立税收法定主义,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在税收立法中实行听证制度和扩大税收司法审查权等,以早日实现税收法定主义。     

中美宪法立宪的理论根基比较

本文从人性恶和人性善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比中国宪法和美国宪法在国家权力分配和公民权利保障的条款,来分析作为立宪理论根基的人性假设对宪法制度的影响。     

如何提高业主委员会的维权能力--从社区维权中的"搭便车"现象谈起

问题的提出 所谓社区维权,是指对社区业主(即房屋的所有权人)所享有的权利的维护.在此需要阐明两个概念:公民权利和业主权利.公民权利,是指国家通过宪法、法律确认的公民的自主地位、利益、自由和权能.     

宪法平等权在行政诉讼中的实现

平等是作为人所应当拥有的一种资格,平等权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合法公民依法所应当享有的一种原始权利。平等必须通过平等权的实施来实现,而平等要想化为平等权去实现,必须由法律去规范。一直以来,我国就注重对包括平等权在内的公民权利进行保护,然而由于多种原因,目前公民的宪法平等权仍然受到破坏,或者与宪法规定的精神相去甚远。其中国家公权力(尤以行政权力)的不利影响最甚。因此加强行政诉讼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保护公民的宪法平等权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宪法价值发生的人性基础

可从公民权利、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三个方面,揭示宪法价值形成的人性基础。人性综合体现为人的利益、自由、主张的需要。个体需要在相互作用过程中集合成公共需要,公共需要必然升华共同意志,共同意志被国家以根本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形成宪法价值。     

紧急状态的两种观念及其实践

紧急状态法是在戒严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又克服了戒严法的缺陷。它有利于各国有效地运用紧急权应对危机，并且在适当限制公民权利的前提下最低限度地保障公民权利。但是，围绕着紧急状态的争议依然是某些戒严观念的延伸。分析了西方法治国家中两种很有影响的紧急状态观念及其实践。紧急状态制度的变革不仅源于社会现实的要求，它也源于认识观念的变革。最后结合宪法的修改对中国的紧急状态法律进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