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我国出口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制成品出口和总出口的平稳性检验,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制成品出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总出口之间分别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接着建立起了两个误差修正模型,并进行了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结论：我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导致制成品出口,制成品出口的增加不是引起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的原因;对外直接投资不是我国出口增加的原因,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制成品出口的计量模型进一步度量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美国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选取2000—2013年美国与19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贸易与直接投资面板数据研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对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直接投资均有显著的进口扩张效应与出口扩张效应,且直接投资对初级品的进口影响程度显然大于对工业制成品的影响程度;美国对新兴经济体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具有明显的国别差异,美国对不同新兴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具有国别差异的贸易结构效应;美国直接投资对19个新兴经济体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都产生了恶化效应,其中对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恶化程度要远大于对初级产品的恶化程度。     

贸易开放、对外出口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基于2000~2013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以能源需求函数作为基本回归方程,以我国2000~2013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加入了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等控制变量,运用固定效应进行实证回归,分析了我国各地区的贸易开放度、对外出口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仅从对外出口来看,出口规模越大,能源作为投入要素消耗的就越多。但是,综合贸易开放中的多种因素,在规模效应小于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之和的情况下,贸易开放度越高,能源利用效率就越高。因此,大力提升技术与结构效应在对外出口中的作用,对于我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及节能减排政策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     

工业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浙江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浙江省工业制成品出口复杂度为研究对象,探究提升商品出口复杂度的因素,在Hausmann和Rodrik(2007)模型基础上,把出口复杂度的指标加以完善和改进,对浙江省制造业的出口产品技术水平进行测度,之后构建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市场化转型对浙江省工业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为改善出口结构和提高产品质量提出了针对性对策和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效应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引进外资规模不断扩大。本文基于协整理论与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重点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内资企业出口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是内资企业出口增加的单向格兰杰原因,结论支持了投资和贸易存在互补效应的观点;从动态分析的角度看,短期内外资企业主要通过出口示范效应对内资企业出口产生影响,而在长期,外资规模的影响最为显著。     

对外承包工程“走出去”与工业企业出口扩张北大核心CSSCI

选取2002~2006年海关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对国内工业企业出口扩张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营业额每增长1%,国内工业企业的出口增长约为0.08%。进一步分析发现,对外承包工程对企业所有制、出口目的国的发展水平、行业与工程承包业关联度的不同影响也不一样。具体而言,国有企业的引致需求贸易效应更大,而民营企业的成本克服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的贸易效应更大;对企业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大,引致需求贸易和成本克服效应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而发达国家的逆向技术溢出更为明显;对上游关联程度高的行业企业出口扩张影响更大。     

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

近几年来,特别是“走出去”战略提出以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大规模出现的时期正是我国出口贸易发展面临重重困难的时期,出口发展的速度与效益不成比例、大规模低成本扩张遭遇到越来越多的反倾销等贸易壁垒、出口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等问题对我国出口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而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一种替代手段,对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产品科技含量的提升、贸易利益的合理分成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及时制定协调的贸易与投资发展政策,以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我国出口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一种可行的路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分析

近几年来,特别是“走出去”战略提出以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大规模出现的时期正是我国出口贸易发展面临重重困难的时期,出口发展的速度与效益不成比例、大规模低成本扩张遭遇到越来越多的反倾销等贸易壁垒、出口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等问题对我国出口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而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一种替代手段,对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产品科技含量的提升、贸易利益的合理分成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及时制定协调的贸易与投资发展政策,以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我国出口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一种可行的路径。     

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出口技术结构对一国的对外贸易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将对外直接投资引入Ｍｅｔｉｌｚ理论模型,分析其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利用修正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技术结构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我国２９个省市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ＯＦＤＩ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ＯＦＤＩ通过逆向技术溢出途径降低出口企业的转型成本,优化国内的产业结构,从而促进出口技术结构的升级。剔除了加工贸易的影响后,相比ＦＤＩ和进口贸易,ＯＦＤＩ对出口技术结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此外,人均物质资本与研发投入的影响为正,而人力资本与制度因素的作用为负,加强教育投入、 加快制度变革有助于减少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对出口技术结构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地,分地区实证检验表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不高,从而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也没有东部地区明显。     

基于OFDI差异性投资动因的出口贸易结构效应

基于2003年～2014年中国与143个国家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投资动因以及出口结构等指标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和比较顺、逆梯度下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差异,以及不同投资动因对出口贸易结构变化效应的大小.结果显示:投资动因方面,我国顺梯度OFDI表现为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导向型,逆梯度OFDI表现为技术获取型;差异性投资动因OFDI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效应不同,其中技术获取型OFDI对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升级的正向作用贡献最大,且这一影响效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有所强化.     

中国OFDI影响出口的质量效应与成本效应研究——基于异质性产品价格分解模型

基于异质性产品价格分解模型，运用联合国UN Comtrade 2003-2016年产品-目的国层面出口数据，考察中国OFDI影响本国出口的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研究发现：中国OFDI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并对出口产品成本产生降低作用。从目的国收入看，金融危机前，中国OFDI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以及对出口产品成本的降低作用，主要通过对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投资实现；而金融危机后，则主要通过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实现。从产品类型看，中国OFDI显著提高了差异性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出口质量，并对两类产品的成本产生降低作用；但对同质性产品和最终产品，只对其出口产品成本存在显著降低作用，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因此，以投资带动贸易仍然是推动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     

东道国禀赋、本地创新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利用对外直接投资（OFDI）形成的逆向技术溢出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路径。以30个省份为样本地区、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东道国,采用2008—2020年面板数据,分析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并从技术差距、技术差异和技术吸收能力角度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和异质性表现,结果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增加可以显著促进地区制造业GTFP（包括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提升;相比对自然资源充裕型东道国OFDI,对技术充裕型东道国OFDI能够产生更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对市场充裕型东道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与地区制造业GTFP负相关;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依次增强的趋势,表明技术差距的缩小会减弱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高新技术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而传统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表明技术差异的扩大会增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地区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明本地技术吸收能力增强可以强化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因此,应采取差异化的国际投资策略以更好地利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高质量发展。     

需求层次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制研究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需求层次对消费偏好和厂商的技术选择的影响,发现高收入国家生产并出口高质量产品,低收入国家生产并出口低质量产品。在此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先后利用二阶最小二乘法和利用系统GMM估计法对上述理论作实证分析,结果均表明,需求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出口复杂度。由此可知,发展中国家的低质量出口行为很可能是由国内低层次需求引导的,而非外部技术限制的结果,这就解释了外部鼓励政策和技术外溢为何无法提升出口质量的问题。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影响的微观探讨

通过构建一个使用进口资源和本地资源进行生产的企业微观模型,就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率对我国出口贸易企业产量及利润的影响展开分析,并得出汇率波动率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取决于企业规模经济状况的结论:对于生产规模报酬递增的企业,实际汇率波动率的增大会使其产量减小,而对利润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对于生产规模报酬递减的企业,实际汇率波动率的增大会提高其产量,并增加企业利润。通过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中国出口额的数据进行协整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证明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率对我国出口有显著影响,也基本证实了这一理论模型的结论。     

贸易网络地位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1-2014年86个主要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全球贸易网络，并从网络中心性、网络联系强度、网络异质性三个维度分析个体国家的网络特征与地位，以及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国的贸易网络地位提高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一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由条件分布的低端向高端攀升，贸易网络地位提高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呈现弱化趋势；贸易自由化水平提升能够强化一国贸易网络中心性及异质性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但削弱了贸易网络联系强度的正向效应。研究结果对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全要素生产率、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从微观层面检验全要素生产率、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展现全要素生产率与融资约束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性越大，融资约束越少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全要素生产率与融资约束存在替代关系，融资约束的负作用仅在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呈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能抹平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在内资企业和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更强。内资企业更能发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抹平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负向影响的作用，但该抹平作用仅在内资出口企业中成立。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不仅对东道国的整体出口竞争力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影响内资企业的生产成本、产品质量和声誉、出口商品结构以及生产规模等对东道国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产生间接影响。本文利用中国2001～2010年33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促进了中国内资企业整体出口竞争力的提高,但表现出一定的行业异质性。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不利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持续顺差时期我国出口贸易价格和收入弹性的估计——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

我国商品贸易已连续20年保持顺差,而出口商品价格及主要顺差伙伴国收入的变化对我国出口需求变动的影响是判断商品贸易顺差可持续性的重要方面.文章利用1999年第2季度到2012年第4季度的数据作为样本,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同时考虑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估计了联立方程模型下中国持续顺差时期出口贸易的价格和收入弹性.结果显示：短期内,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为-1.156,需求收入弹性为1.044;长期看,中国出口商品的长期需求价格弹性为-3.803,长期需求收入弹性为3.434.估计结果表明,出口商品价格的提高、我国长期对其维持顺差的六个国家收入的降低会减少我国出口商品的收益,这对影响我国商品贸易的人民币汇率、出口退税等政策调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OFDI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7—2017年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及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了OFDI对中国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OFDI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并且滞后3年仍然具有显著性影响;不同技术水平类别下也都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低等、中等和高等技术制造业的影响程度呈现先增后减的态势,其中对中等技术制造业的积极作用最为明显;针对处于不同价值链地位的制造业,OFDI的分位数回归系数基本呈现先升后降的格局,即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和高端的制造业行业中,OFDI对价值链攀升的促进程度相对较弱,而在处于价值链中端的制造业行业中,促进作用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