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发展动力——评《社区的实践》

本文针对《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发展历程》,所提出的"超级村庄"这一观点而展开的.指出了超级村庄的出现是农村社会内部力量发展的结果,并是小城镇理论家重新评估自己理论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同时通过对"建构"的探讨,从而强调超级村庄的出现是村庄集体和个人领袖理性的选择,以及对农村的推动作用.     

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

中国农村村庄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看,中国农村可以分为南方、中部和北方三大区域,其中南方地区多团结型村庄,北方地区多分裂型村庄,中部地区多分散的原子化村庄.区域村庄结构的差异与不同区域生态环境和村庄历史有关.通过村庄社会结构的研究,可以比较好地揭示出中国农村区域的社会和文化特质,从而可以为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较为恰当的中层理论模型.从村庄结构角度来讨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不仅是理解中国农村的重要步骤,而且是理解中国的重要一环.     

农村社区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社区日益分化,不断扩大的村庄差距造成了社会流动失序,加深了村庄间隔阂,增大了社会风险,致使村庄治理面临巨大困境,必须从国家宏观引导分化程度、村庄内部创新治理机制、探索多样化村庄治理模式等方面,进行农村社区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改居”社区如何提升公共服务供给——基于贵州省Y县G社区的个案研究

"村改居"是城镇化推进的重要举措。"新社区"的公共服务发展,不仅是社区治理的重点关注内容,也是惠民、稳定民心的重要安全器。基于文献的研究,发现以土地扭转型的纯农村型"村改居"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亟须关注。通过对G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现状调查,发现G社区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的主体单一、内容碎片化、供给过程效率较低。因此,结合社区实际情况,给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提出构建政府+居民+社会组织+市场+社区能人的多元供给主体和监督机制,以合作社转动公共服务发展解决供给中的资金、人才困境等解决思路。     

城乡统筹规划中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方法探索——以山东省莱芜市为例

本文在城乡统筹发展研究的背景下,通过分类指导的手段,经过"合村"、"并点"的方式,引导农村居民适度集中;将农村居民点划分为中心村、基层村、规划撤并村三大类,并提出各类村庄的选择标准、整合力度、公共设施的配置标准以及村庄发展导引.引入社区管理的理念,研究农村新型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将各级各类居民点纳入社区管理体系.     

德庆全力打造省级新农村示范片 建设美丽幸福新农村

德庆是全省首批省级新农村示范片建设县,建设范围涉及官圩镇和马圩镇,共10个行政村、1个农场,56个自然村(主体建设村涉及5个行政村,21个自然村;辐射带动1个农场,35个自然村),农户4410户,总人口1.9万人,总面积约80平方公里.德庆县以农村全面小康为目标,以农民增收为核心,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村庄环境综合整治为重点,连线成片打造具有岭南特色的、宜居宜业宜游的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片.     

多少村庄还有特色?

农村问题专家陈文胜教授指出,传统村庄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其价值绝不亚于万里长城。可以说,只有建立在村庄文化基础上的区域文化、地方文化才是民族的文化。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02至2012年,中国自然村由360万个锐减至270万个,10年间减少了90万个,这无疑会给中国的未来发展带来难以预料的历史性影响。传统村庄是自然发展和演化过来的,在自然演化过程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信访的专业视角与工作方法

信访作为一种社会"安全阀"机制对于社会的安全和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以购买项目的方式,聘请专业社工介入农村信访是一个有待尝试的新领域。社工介入农村信访需要具备案主个人、案主与政府关系、社会问题三个方面的专业视角;以个案、团体和社区三种工作方法解决农村信访问题。     

中国农村权力结构中的家族因素

在农村经济改革中复苏的家族,借助村民直选的制度渠道成为影响农村权力结构的社会因素.本文通过案例分析与比较,揭示了家族结构(房族结构)对村庄的权力配置的均衡作用,以及农村资源的重新配置、村民选举的实际结果对党支部、村委会与家族关系格局的深刻影响.具体地说,在"党强村强"的村庄,家族一般能够与村支两委结成良性互动关系;在"党强村弱"的村庄,党支部在控制村委会的同时也控制了家族社会资本;在"村强党弱"的村庄,恰恰是党支部不能从家族关系中提取社会资源,而村委会获得了这种社会资本,从而能够扮演村民利益看护人的角色;至于"党弱村弱"的村庄,既有可能出现家族暴政,也有可能出现三者共弱的局面.     

不同经济梯度区典型农村居民点形态特征识别与调控

以河南省孟津县为例,在县域经济梯度划分的基础上,选取典型案例区,从农村居民点的景观结构与空间邻近特征、公共设施与住宅内部结构特征、农户生产生活与社会结构特征等要素出发,刻画农村居民点的经济梯度分异特征。结果表明:资源禀赋条件差异是造成村庄经济格局异化的重要原因,经济发展水平又反作用于村庄的景观结构,农村居民点邻接景观地类是村庄内部功能结构的有效反映,良好的空间联通性是村庄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受村委"配套筹资能力"的影响,不同经济梯度区内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差异巨大,农户的住宅结构受到当地自然环境的约束,且往往与农户的生计需求相匹配;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村民受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就越强烈,经济发达地区农户的社会网络结构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传统农区则存在着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及大龄男青年的婚姻困难等系列问题。最后,本研究结合不同经济梯度下村庄演化趋势的判读,提出了相应的调控方向和整治措施,研究结果可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序实施提供决策参考。     

村庄的发展动力——评《社区的实践》

本文针对《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发展历程》，所提出的“超级村庄”这一观点而展开的。指出了超级村庄的出现是农村社会内部力量发展的结果，并是小城镇理论家重新评估自己理论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同时通过对“建构”的探讨，从而强调超级村庄的出现是村庄集体和个人领袖理性的选择，以及时农村的推动作用。     

村庄规模、收入不均等性与村庄集体行动——以安徽省102个村庄的农田灌溉设施建设为例

本文基于集体行动理论框架,利用安徽省稻谷主产区村级调查数据分析村庄规模、收入不均等性、户均耕地规模以及外出打工户数比例等因素对村庄农田灌溉设施建设之集体行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村庄规模和收入不均等性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方向都是先正后负,呈"倒U型"特征,即只有在村庄规模和收入不均等性处于中等水平时,村庄集体行动才容易形成;户均耕地规模对村庄集体行动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外出打工户比例对村庄集体行动存在抑制效应。本文分析结论具有重要政策含义:一是应合理设置村庄规模,不宜过小或过大;二是应认同适度的收入差距,防止收入均等化和两极分化;三是应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户均耕地规模扩张创造有利条件。     

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均衡

自农村改革以来,存在四种农田灌溉均衡:一是税费改革前,乡村组织以收取共同生产费的形式来组织农田灌溉的均衡;二是由村庄强人出面组织农户进行灌溉的均衡;三是既无乡村组织借重国家强制力,也无村庄强人借重私人暴力来抑制搭便车行为,从而形成的以微型水利灌溉为主的均衡;四是以村民小组或村为单位建立用水协会,组织农户灌溉的均衡。在当下中国,由于农民特殊的公正观,乡村组织退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后,农村很可能普遍出现第二或第三种均衡的糟糕局面。因此,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必须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形成国家与村庄之间合作与互补的供给机制。     

建构“多中心”农村饮用水供给的长效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单中心"的农村饮用水供给机制造成了饮用水供给低效甚至无效,而"多中心"的农村饮用水供给机制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文章主要从饮用水供给机制的特征出发,结合理论与案例分析,总结出"多中心"农村饮用水供给的长效机制应是:多元化的供给主体责任分担机制、融资机制、供水方式机制、供给决策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     

整合三大资源,推进重庆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国家战略,需要付出长时期的艰苦努力。既是战略,就要布局,须以面带点,以点串线。面,是指宏观上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和指导思想与政策层面上所形成的体系、共识。点则是针对一个个具体的村庄(甚至到农户),一个具体产业和一项具体工作。因此,新农村建设其实就是在一个行政村或自然村范围内,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逐步提高广大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农业的产业竞争能力,以此造就新农民、新农业、新乡村。这就必然地提出资源配置的问题。但由于区域资源禀赋及发展水平的差别,面对众多散布的村庄和农村人口,那么,如何把政…     

中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内生发展机制——以黑龙江省通河县新村融资为例

如果把符合"需求遵从"特征而产生的金融形式称为"内生"的,那么符合"供给领先"的金融形式则可称为"外生"的.内生于经济的金融服务更符合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某些条件下,小额信贷业务可以伴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并能实现可持续运转.本文通过对我国黑龙江省通河县一个典型村庄的小额信贷案例分析发现,经济和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良好的社会信用基础和组织的协调,是小额信贷内生于经济的关键,应该因地制宜发展中国农村小额信贷.     

农村老人社区养老服务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安徽合肥地区为例

随着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问题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与城镇相比,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随着农村家庭小型化发展和农村"空巢"老人的增多,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弱化,农村老年人照顾问题日益突出。而社区养老服务是解决好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实现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举措。但是社区养老服务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采用文献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定量分析方法对安徽省肥西县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家庭子女个数、家庭经济状况、村级组织的帮助、所在社区是否有老年活动中心、对社区养老服务的了解度和地区因素等因素会显著影响社区养老服务的选择。提出了提高农村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认知、加强农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提供多样化养老服务、加强服务队伍建设等建议,希望可以为安徽省社区养老服务的建设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北京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研究

随着北京市农村公共品投入力度的加大,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评价变得尤为重要。文章在构建北京市8个一级指标和31个二级指标基础上,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北京市农村公共供给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农村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的供给效率评价最高,其次是基础设施和公共安全,而产业服务、医疗卫生、村庄规划与生态环境以及文化体育服务方面供给效率评价较低。整体而言,北京市农村公共品供给绩效得分不高,为3.156,供给效率有待提高。     

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

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组织,是以社区（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单位,以集体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经济组织形式。明晰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组织产权的改革思路,以土地产权改革为突破口,以建立新形势、新体制下的集体资产运营机制为重点,才能创新资产运作机制,加快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     

农村互助养老的多层供给及其实践检视

在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下，探索农村互助养老方式，是构建积极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实践。受到当前村庄内生组织动力不足的影响，通过制度设计提供的互助养老机制，在制度设计和养老事务的行动主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组织建设型互助、社区服务型互助和院舍照料型互助三种模式。然而，由于村庄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有差异，不同的互助养老模式之间存在衔接失衡的问题，这会影响到村庄养老秩序的维持和再生产。农村互助养老制度的不完整性、模糊化与区域非均衡性，制约农村互助养老合作中信任机制的达成。村社集体统合能力的弱化，限制了互助养老行动主体的合作。因而，实现农村互助养老多层供给有效衔接，促进农村互助养老秩序达成，应进一步完善互助养老的制度建设，如优化农村互助养老的顶层设计、加强政策网络建设与促进多元养老政策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