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农村土地制度优势论析

农村土地制度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支撑。新时代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的农地制度变迁,彰显了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坚持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优势,即始终坚持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真理标准和为人民谋幸福相统一的价值指向。面对中国“三农”问题的新变化、新形势、新任务,必须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坚持党的领导,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确保新时代农地制度改革创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构建中国特色的农地产权制度

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农地制度改革以构建中国特色的农地产权制度之于实现农业现代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妥善解决大国小农现实约束下如何破解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困境、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如何形成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如何按照“三权分置”的制度要求进一步明晰农地产权等问题。为此，需要基于农村土地制度环境的变化适时深化农地制度改革以正确处理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按照“三权分置”的要求进一步明晰农地产权，在坚持农业家庭经营为主的同时持续推进农业经营组织的创新并强化关联制度的建设与完善，通过强化集体所有制根基、保障和实现农民集体成员权利、激活土地资源资产要素，有效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农地产权制度。     

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逻辑与传导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的重大战略,其战略目标实现与农地制度创新改革紧密连接,农地“三权分置”作为新时期农地制度改革的核心,视为乡村振兴的力量源泉。为丰富我国农地“三权分置”与乡村振兴的互动机制研究,助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政策、理论、价值、效率等多维度阐述农地“三权分置”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逻辑,探索其助推乡村振兴的五大传导路径。具体实施过程中因存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强化与农村集体定义模糊、农民土地承包权的维稳与相关法律机制不明晰、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放活与农户流转意向低迷之间的冲突,聚焦于农地“三权分置”的障碍因子,应进一步对集体所有权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明确,加强引导农户土地承包权流转,健全相关土地保障权益,做出土地经营权的入市交易的信息公开与保证,进而完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助力乡村振兴。     

农地“三权分置”产权解构及政策优化建议

研究目的：通过对农地产权体系的静态解构和动态演变路径分析,厘清“三权分置”实质及现实制约因素,就如何充分放活土地经营权提出政策优化建议。研究方法：理论研究、政策文本分析。研究结果：（1）从农地产权体系的静态解构来看,集体所有权是“三权分置”政策的法定起点,而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实际起点,土地经营权是落脚点;目前,“三权”体系框架已较为明确,“分置”的规则及秩序也基本确立,以立法为核心的正式制度为实现土地流转与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2）农地产权体系正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阶段的半开放式系统向“三权分置”阶段的复杂半开放式系统演变;从集体到农户再到经营主体,权利主体的复杂身份属性,以及土地经营权通过非单一、非直线型的方式在多种权利主体之间实现流动,使农地产权体系形成了现实中复杂的多元主体网络格局。（3）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有序分离和经营权的自由流转,是“三权分置”的核心路径,而农民不完全参与市场及其预期不确定性,以及包括价格发现、进入和退出机制、要素配置在内的土地经营权市场尚不完善,是制约农地产权市场体系演进的关键。研究结论：充分发挥农民自由选择权、完善可替代性收入和保障体系、加快公平有序的土地经营权市场建设和放松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金融约束或应成为现阶段政策优化的主要着力点。     

农地“三权分置”下乡村振兴实现的理论、困境与路径

农地“三权分置”作为新发展阶段我国农地制度的重大创新,应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要求构建新型农地“三权分置”制度。农地“三权分置”助推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在于,通过强化集体土地所有权管理功能统摄下稳定农户承包权的保障功能和放活土地经营权的财产功能,最终通过农地“三重复合功能”发挥作用,从而最大限度地从边际上提升农业发展效率,通过农业现代化助推乡村振兴。当前农地“三权分置”政策执行中存在所有权实践地位强化排斥小农的困境、承包权主体地位弱化与固化的困境以及经营权大规模流转偏向导致的效率困境,背离了政策制定者预设的目标,不利于推进乡村振兴。为此,本文基于对上海松江的实践考察,提出以成员权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承包权自愿有偿退出与转让机制以及立足传统农民本位的农地经营权制度来健全农地“三权分置”的实现路径,培育固守农业农村的“新型职业农民”作为突破,最大限度地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通过农业农村现代化助推乡村振兴。     

“三权分置”中农地资本化流转的双层权利置换模式构建——以贵州省盘州市农地“三权分置”改革试点调研为例

当前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均遭遇到由于制度的合成谬误导致的制度瓶颈。贵州省盘州市以土地股份合作社为改革的抓手,以"农民变股东"的方式将原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变为股权;土地股份合作社再以农地经营权作价入股现代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农地变资本"实现了农地权利的双重置换,真正实现了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设想。与此相应,应出台配套法律制度,真正释放制度变革的巨大红利。     

“三权分置”下农地流转权利体系化实现——以“内在体系调适”与“外在体系重构”为进路

"三权分置"制度以权能分离与权利创设为制度路径,应当通过体系化思维进行检视与优化。"三权分置"视域下农地流转权利的体系化实现可从"内在体系调适"与"外在体系重构"两个层面展开。就内在体系而言,"农民利益保护"价值体现不足,过分倚重"优化农业经营"价值,可藉由"农民利益保护"与"农业经营优化"的价值构造调适得以实现。就外在体系而言,则需要基于改革目标实现与制度创新定位的考虑将农地流转权利体系重构为"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40年——变迁分析及其启示

改革四十年来,中国政府在坚持农业家庭经营为主的制度框架下,不断变革农地产权制度,农地产权制度历经农地集体所有权与农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到新时代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历史变迁。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农地产权制度与制度环境不断耦合的过程,它以不断提升农地产权明晰程度且农民获得越来越充分的土地权利为导向、在制度边际上沿着既定路径持续进行着农地产权制度创新,并实现了农民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未来农地产权制度应当按照"落实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要求,适时顺应制度环境的变化在制度边际上进行调适,进一步明晰农地产权并赋予农民更多更充分的土地权利,努力达成农民和政府之间的一致同意。     

城镇化和工业化背景下的我国土地制度研究

我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中度工业化的时期,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也在快速发展并且已经进行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这个过程中土地制度是核心问题,是整个农村政策体系的核心。本文结合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从土地制度的角度来看农村政策,主要探讨两个方面问题,第一是农地经营制度,阐述农地经营制度的政策演变过程、农地经营制度中存在的调地、抵押和土地换社保的问题。农村政策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权益问题,农村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就是不断地完善和确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第二是农地的转用制度,农地转用中农民权益的保障问题、耕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导致的粮食安全问题值得关注。     

“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利益诉求、利益结构与利益冲突

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明晰了土地产权关系,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为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提供重要的制度基础。本文对农地退出中退地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利益结构以及利益冲突进行分析,从农民、集体、国家三个层面构建了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的利益协调机制,主要包括农民利益保护机制、集体利益保持机制、国家利益保障机制的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政策框架。     

积极探索农地经营制度有效实现形式——基于上海市闵行区的实践和思考

<正>我国农村改革是从调整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开启的,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国家层面的主要政策就是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实行“三权”分置并行。由于各地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必须不断探索丰富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农地经营权的具体有效实现形式,更好实现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促进农村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使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始终充满活力,不断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法律实现路径研究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创新,这一改革涉及利益群体众多,是关系到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多领域的综合问题。虽然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政府也已经制定了相关政策条例,但是未从法律层面对改革的法律内涵逻辑和实现路径做出解释,改革缺乏法律制度保障。在梳理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政策法律演进基础上,对改革涉及到的法律内涵逻辑进行研究,提出了"三权分置"改革的法律实现路径。     

由政策到法律：论承包地“三权”运行的框架选择

新形势下中央为破解承包地流转、利用的困境,提出"三权分置"政策,但由于土地改革的渐进性和现实中各地区的差异性,政策中"三权"难以与法律中的权利衔接,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地改革的推进。鉴于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成功经验,应当从"三权分置"的现实需求出发,梳理土地经营权的生成路径选择,以回应"三权分置"政策的价值追求,并实现政策中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对应与衔接。此外,应将"三权"置于土地经营法律关系运行中加以分析,构建承包地"三权"动态运行的法律框架,以推动承包地"三权分置"由政策向法律转化。     

论我国征地制度改革与农地产权制度重构

土地征收中农民土地权益受损与现行农地产权制度不尽合理有关：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使当事人缺乏维权的法律支持;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缺乏排他性,使当事人缺乏维权的自我激励;政府对农地产权的不当限制直接侵害了当事人的土地权益。我国征地制度的改革思路应该是：以“尊重农民土地财产权利”为思想指导,通过重构农地产权制度以有效约束政府征地行为,通过规范政府征地行为以有效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并逐步实现城乡土地市场的一体化。     

利益均衡下农地整治权属关系调整的研究进展

研究目的:研究利益均衡下农地整治权属关系调整的发展动态,以探求适应新时期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权属管理的新机制。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比较分析和系统分析方法。研究结果:发达国家在法律法规的保障下,通过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权能、强化农民的有效参与、合理评定土地价值、开展权属登记工作等权属管理手段,有效治理农地细碎化并促进农业现代化。然而,中国农地整治仍囿于以工程技术手段改造土地物理属性,对协调土地资源重配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变化重视不够,坚持以农民为核心、统筹兼顾利益主体的多元需求,是权属管理制度创新的关键。研究结论:权属管理要以"人地协调"为研究理念,以实现农地整治绩效最大化为研究目标,以农民利益保护为研究核心;要从制度设计和立法层面着手探寻多元利益主体的均衡路径,并从权属管理目标、主体、内容、方法、模式等方面进行制度改革,实现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均衡。     

从粮食进口国到出口国--越南农地政策的积极效应

20世纪 80年代末,越南开始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晚于中国,目前也实行有偿有限期使用土地、建设用地实行计划控制和报批制度、农地转用受到严格控制、农地征用按产量补偿等等。 　　越南在农地政策方面,却有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 农民通过政府“转交”获得农地使用权 　　越南国土面积为 3300万公顷,其中农地 930万公顷,用于种植短期农作物 (生长期在 3年以下的,如玉米、蔬菜、水稻 )的有 650万公顷。 　　越南的土地全部归国家所有,农民只是通过政府“转交”的方式获得农地使用权,其农地使用权相当于我国的农地承包经营权。但是,越…     

“三权分置”下农地经营收益分配的法治保障

农地经营收益的公平分配直接关系到"三权分置"的顺利推进和目标实现。农户和土地经营权人是农地经营收益分配的主体。收益分配制度应当兼顾自由、效率和公平价值理念。应充分尊重农民权利和自主性,坚持自愿有偿原则。政府应当为土地经营权流转提供制度激励,促进规模经营收益的有效均衡分配。     

准确把握农地“三权分置”的深刻内涵

<正>当前,农村改革已经步入新的历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现阶段,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立足于推进农业现代化,解决好农业问题、农民问题,不断完善和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制度。2016年10月底,中央下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明确了农地产权制度的"四梁八柱",对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农户家庭联结

本文在“农地视角”的基础上叠加“农户视角”，建立家庭联结和户际关系两大理论范畴，以此研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农户家庭联结现象及其变革。研究发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受农户家庭联结形态的影响，农户家庭联结形态则受土地制度的影响。伴随中国农业集体化、家庭承包责任制和“三权分置”等土地制度改革，农民从土地依附中摆脱出来，农村土地经营主体更加多元，农户家庭联结形态出现了从国家规制性联结向市场协议性联结的转变以及从直接联结向间接联结的转变，产生了“农户+”多元联结形态。“三权分置”顺应并增强了农民流动趋势，回应了新时代“地怎么种”问题，但没有回应如何规范农户多元联结的现实问题，因而存在制度缺口。“土地联结”基础上的“合约联结”是当前农户多元联结形态的共性特征，“家庭联结合约制”在逻辑上可作为未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制度建设的基础，可以作为对“三权分置”的必要补充。     

典权与中国农村土地流转

农地流转"三权分置"理论以"明晰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合理内核传达出"坚持土地集体所有、保障农民根本权益、活化土地资源利用"的正确理念,为农地流转法律瓶颈之解决提供了重大参考。其关于农地产权的制度架构本身没有问题,但逻辑用语却存在法理障碍,在法律上难以清楚表达。传统典权制度可在保持基本制度架构的同时,借由理念指导为"三权分置"提供法律范畴的外观依附。典权"有买卖之实而无买卖之名"的制度功能使其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制度构建模式,既能够解决公有制条件下私权主体进入土地市场的难题,又能够让农民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基础上更好地获得土地经营权流转收益的权利,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可借助于典权实现其制度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