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长金融经历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具有金融经历的董事长是否显著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通过区分董事长是否具有金融投行工作经历,利用中介效应、分组检验以及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董事长具有金融经历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投行经历对长期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强,主要的作用机制是“套利动机”而非“储蓄动机”;董事长金融经历的作用在成熟期企业中、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更显著,并且能降低金融资产配置导致的财务风险。通过研究丰富了高管特征经济效应及企业资产配置领域文献,为宏观“脱实向虚”的微观成因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金融资产配置

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聚合催化出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治理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纳入一个研究框架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基于我国沪深主板上市企业2008～2021年的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抑制作用、非线性演变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创新意愿、提升内部控制和加强风险承担三条路径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且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本文的研究为有效推进数字化转型落地、促进数字化转型赋能实体经济提供一定的参考。     

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抑制了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母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

本文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剖析了母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调节作用,并利用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得出：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脱实向虚”具有显著抑制效果,而知识产权保护会强化这一抑制作用。进一步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对外直接投资的“脱实向虚”抑制作用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化作用在东部地区、低生产率企业中更加突出。     

实体企业金融化、成本加成分布与资源配置效率

实体企业金融化是经济“脱实向虚”的重要微观表现形式,其经济效应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议题。本文采用2007—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从成本加成分布的视角研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显著影响成本加成水平及其分布状态,金融资产投资份额的上升不仅降低了企业成本加成,而且扩大了成本加成分布离散度,进而加剧行业资源错配。从机制看,金融化主要通过弱化产品市场竞争和延缓低成本加成企业退出市场两种渠道降低行业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为评估企业“脱实向虚”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证据,对于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政策连续性、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责任承担

基于2006-2017年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考察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政策连续性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责任承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会抑制社会责任承担行为,且这种效应在市场套利动机强、公司治理水平较低、外部融资能力弱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政策连续性程度提高会减弱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负向关系。因此,本文提出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增强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促进实体经济平稳发展的政策建议。     

脱实向虚会助推实体企业加杠杆吗？——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

研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与杠杆率的内在关联问题,对于保持金融稳定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07-2019年中国非金融类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对杠杆率的影响,并考察供给侧改革对上述影响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会促进其加杠杆,尤其是提高短期杠杆率;与国有企业相比较,非国有企业脱实向虚的加杠杆效应更为显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弱化了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加杠杆效应,尤其对非国有企业效果显著。研究结论意味着微观企业层面脱实向虚会恶化杠杆风险,并找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改善金融与实体经济内在关系的经验证据,对制定金融监管政策具有参考价值。     

融资约束差异会提高企业金融化水平吗?——来自我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经验证据

目前,我国越来越多实体企业偏离主业,将资金投入金融等收益率高的部门,出现经济的“脱实向虚”现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本文基于2009—2018年我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受融资约束越小的企业,配置越多的金融资产,提高了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短期、长期金融资产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但与长期金融资产之间的负向关系更加明显。在受融资约束小和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融资约束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更大。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业绩是融资约束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中介变量。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分析

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事影子银行业务,导致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本文依据固定效应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为实证方法,样本为沪深A股2011至2020十年间上市公司数据,对公司影子银行化规模与其创新投资水平进行了探究分析,并从融资约束的角度探究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影响创新投资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抑制了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融资约束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当前国内资本“脱实向虚”倾向的表现、成因、危害及应对

实体经济不振、房地产兴旺,资金“脱实向虚”的苗头和倾向再度抬头,金融泡沫化再次堆积,为经济发展埋下隐患.然而,引发“脱实向虚”的原因十分复杂,大体与实体经济效益下滑、房地产等类金融行业价格上涨过快等相关.“脱实向虚”固然带来资本的盛宴、楼市的狂欢,但其危害性不容忽视.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L型触底盘整期,未来要实现根本反弹仍需改革的进一步推动,应多维发力,积极扭转资本“脱实向虚”倾向.     

中国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服务研究——基于FWTW资金流量表

本文利用2001-2019年间资金流量表相关数据,编制部门间“谁到谁”（FWTW）资金流量表,借此观察金融部门资金流向,研究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支持情况,实证检验金融对实体经济加大支持是否真的对实体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研究表明：第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越弱,背离实体经济发展就会越严重,2014-2016年,金融部门存在一定程度的“脱实向虚”倾向;2017年之后,流入实体经济部门资金占比有所提升,中国金融部门“脱实向虚”现象明显好转。第二,从支持对象看,实体经济中,非金融企业部门是金融部门的主要支持目标。随着时间推移,金融部门对各部门的资金支持逐步趋于平衡。第三,长期来看,金融部门流入实体经济资金量增加对实体经济增长存在显著促进作用,金融流入实体经济能带动经济增长,促进我国经济实现良性发展。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 ——基于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分析

本文以A股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10—2018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探究了在融资约束条件改变及所有权性质不同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杠杆率的影响效应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的降杠杆效应对于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有所不同.2016年以前,金融资产配置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2016年以后,融资约束有所缓解,非国有企业降杠杆效应相对减弱,降杠杆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本文认为,非货币性金融资产快速增加是非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杠杆效应减弱的重要原因.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 ——基于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分析

本文以A股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10—2018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探究了在融资约束条件改变及所有权性质不同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杠杆率的影响效应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的降杠杆效应对于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有所不同.2016年以前,金融资产配置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2016年以后,融资约束有所缓解,非国有企业降杠杆效应相对减弱,降杠杆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本文认为,非货币性金融资产快速增加是非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杠杆效应减弱的重要原因.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实体产业发展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持股金融机构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实体企业持股金融机构为切入点,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企业产业资本盈利能力,以期理解微观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现象。结果显示,实体企业持股金融机构显著降低其产业资本收益率,该负向影响在持股金融机构后5年内仍存在。机制检验发现,实体企业持股金融机构后,企业内部配置更多金融资产,挤出用于产业设备更新的固定资产投资,拖累实体产业资本收益率。此外,持股多类型金融机构和持股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能有效缓解实体企业金融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绿色信贷政策能否抑制重污染企业金融化——基于《绿色信贷指引》的准自然实验

绿色信贷政策能否抑制重污染企业金融化是值得细究的问题。本文以2012年印发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以2008—2021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和债务期限结构在绿色信贷政策影响重污染企业金融化的过程中具有中间机制作用:融资约束会增强重污染企业的“蓄水池”动机,促使重污染企业增加货币性金融资产配置;而债务期限缩短则会减弱重污染企业的“资产替代”动机,抑制重污染企业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此外,由于持有货币性金融资产的收益远低于风险性金融资产收益,因此从金融渠道获利角度考虑,绿色信贷政策可有效抑制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在防治污染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双重目标下,本文不仅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评估研究,更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如何防范信贷资金“脱实向虚”提供了经验证据。     

金字塔式控股结构与上市公司资本运作的机会主义倾向

在处于金字塔式控股结构的上市公司中,反映实际控制人责任承担能力的现金流权与其影响公司决策的控制权是分离的,由此形成了责任与权利不对称的负外部性。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从纵容市场炒作和资本运作这一新的视角,实证考察金字塔式控股结构下控股股东及其背后实际控制人资本运作的机会主义倾向,以此揭示金字塔式控股结构存在的其他负外部性。研究表明,随着金字塔结构复杂程度的增加,处在金字塔式控股结构下的上市公司的股票更具有“彩票股”的特征、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更多,且会进行更多的关联资本运作,但这些行为并没有带来预期的企业绩效改善,而在很大程度上演化为以实现控股股东及其背后实际控制人财富短期快速增值为目的的机会主义资本运作行为。因而,金字塔式控股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脱实向虚”的资金流动趋势,并加剧了资本市场的波动。如何抑制金字塔式控股结构的负外部性由此成为促使我国资本市场有效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     

营商环境、企业家精神与金融资产的动态协同

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2018年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了不同营商环境下的企业家精神与金融资产的动态协同模型,证明了企业存在目标金融资产,且会向目标金融资产进行动态调整;生产性企业家精神显著提高了企业金融资产向最优水平的调整速度,而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抑制了其向最优水平的调整速度;营商环境与企业家精神对金融资产调整速度的协同影响为正.营商环境子环境诚信环境下的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对金融资产的收敛加速效应更强;法治环境下的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对金融资产的收敛减速效应更弱.研究意义在于从"化解超配、提高反哺"视角拓展了企业金融资产动态调整的理论边界,为改善我国营商环境、弘扬企业家精神、缓解脱实向虚提供了政策参考值.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在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数字化转型会产生一定影响。基于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本分析法构建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探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正向的“蓄水池效应”还是负向的“挤出效应”。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在货币政策较宽松和行业竞争度较高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此外,大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也更能促进数字化转型。作用渠道分析表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杠杆率和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两个渠道来驱动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合理的金融资产配置才能有效促进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微观证据,为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党组织参与治理与国有企业金融化

本文基于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视角分析党组织参与治理在解决国有企业金融化中的作用,并以2006—2018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方面,通过整合金融化“预防性动机”“投机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构建综合的机制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发现,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治理,有效抑制了企业金融化的“投机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效果在“讨论前置”实施前后、不同层级国有企业间以及不同方式的“双向进入”安排中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金融资产收益率没有影响,但显著提高了风险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本文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情境下公司治理理论,为抑制国有资本“脱实向虚”、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