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吗 ——基于福建丘陵山区农户的微观调查

研究目的:基于福建省丘陵山区的农户调研数据,探讨耕地细碎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研究方法:有序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结果:(1)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的种植意愿和种植规模;(2)由于粮食的生活保障作用,当耕地细碎化程度增加时,农户同时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概率要高于仅种植经济作物的概率;(3)户主年龄、土壤肥力、承包地梯田占比、耕地分散程度、机械化程度、村庄到县城的距离也是影响耕地“非粮化”种植意愿和规模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应该在严格把控耕地“非粮化”底线的基础上,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通过缓解耕地细碎化,优化细碎化耕种方式的手段促进粮食生产,从而达到稳固粮食安全的目的。     

甘肃省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依据甘肃省6个县(区)326份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家庭主要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占比、农业种植结构、耕地面积、政府经济补贴、水计价方式、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短缺程度与节水灌溉技术的采纳意愿呈正相关关系,而土地细碎化程度与之呈负相关关系。据此提出建议:培育规模化农业生产,实行集约化经营;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推动示范带动;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土地细碎化会抑制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吗？ ——现实背景、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研究目的：从土地细碎化的现实情景出发,基于2021年江西省“百村千户”调查数据,分析土地细碎化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并探讨生计策略的中介效应及要素禀赋的调节效应。研究方法：OLS,门槛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土地细碎化总体上抑制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但不同细碎化程度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表现为土地细碎化程度的门槛效应,并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基本呈倒U型关系。随着土地细碎化程度的提高,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先上升后下降。（2）土地细碎化通过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作用于其绿色生产行为选择。（3）要素禀赋正向调节土地细碎化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4）土地细碎化对农户不同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性。研究结论：土地细碎化并非简单地抑制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在有序推进土地细碎化治理工作的同时,应整合资源,优化配置,降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的禀赋约束,助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家庭劳动力约束下经营规模对农户种植结构选择的影响

研究目的：剖析不同农地经营规模下农户种植行为选择,分析经营规模与种植结构的关系。研究方法：门槛效 应模型。研究结果：经营规模扩大对种植结构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其过程会受到家庭劳动力禀赋的制约,即存在门槛 效应,当家庭劳均经营规模小于门槛规模时,经营规模扩大会促进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导致种植结构变化呈“去粮化”, 反之当家庭劳均经营规模超过门槛规模时,经营规模扩大会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研究结论：规模经营不必然引发 非粮化生产,因而可以进一步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缓解农业生产的家庭劳动力约束,并 以多种方式提高种粮收益以稳定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农业用水非农化对农户粮食生产用水行为的影响基于山东省728份农户调查数据

[目的]农户作为微观经营主体,其节水技术的采用将提高粮食生产用水效率,达到节约水资源与保证粮食生产的双重目的。通过分析农户粮食生产用水行为,探讨水资源短缺约束对农户粮食生产技术采用的诱致效应。[方法]文章基于2019年对山东省728份农户的调查问卷数据,以农户行为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统计分析、Logit模型等方法,对农业用水非农化约束下农户的粮食生产用水行为进行分析。[结果]在农业用水非农化态势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倾向于采用节水技术,以保证粮食生产。农户年龄、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灌溉水源与灌溉方式对其节水技术的采用影响显著为负,农业年收入、小麦及玉米种植面积对农户节水技术的采纳行为影响显著为正。[结论]规模化经营是大型节水设施应用的基本条件,应当加快农地流转,推进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提高粮食灌溉的规模化和标准化水平;同时加快建立科学合理的农业水价改革制度,促进农民节约农业用水,以此实现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与粮食生产能力稳定的双重目标。     

发达省份粮食主产地“非粮化”治理逻辑与路径——以台州市杜桥镇为例

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严峻性,决定了耕地“非粮化”治理成为各地政府的核心要务。现阶段学界关于“非粮化”治理的研究视域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粮食主产区,对东部发达省份的经验关注不足,且倾向政策性规范而忽视技术性作用。文章建构了“行政控制—技术驱动”理论框架,以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杜桥镇为例,揭示东部发达省份粮食主产地“非粮化”治理的成功经验。研究发现,当地政府将“行政控制”的政府逻辑与“技术驱动”的农户逻辑有效结合,确保了种粮整体方向的稳定和种粮经济效益的提高,解决了农户种粮收益低引发的“非粮化”冲动这一普遍难题。基于案例分析,提炼出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加大粮食科技投入、完善种粮激励机制、优化粮食储备体系、建立全风险防范体系等政策建议。     

土地流转促进黄土高原区农户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吗?——基于集体行动中介作用与政府补贴调节效应的分析

本文利用黄土高原区849户农户调查数据,在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法从行动信息、行动参与、行动组织和行动效果4个维度对农户集体行动参与程度进行测度的基础上,运用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方法,考察了土地流转面积、流转期限对农户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行为的直接影响,以及土地流转面积、流转期限通过改变农户集体行动参与程度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行为的间接影响,并对农户集体行动参与程度影响水土保持实践过程中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土地流转面积对修筑梯田、使用地膜和造林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影响并不显著;土地流转期限对以上4种措施的实施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集体行动在土地流转面积、流转期限影响农户修筑梯田、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和接受政府补贴较少农户的造林活动中发挥正向中介作用,但在土地流转面积、流转期限影响农户地膜使用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3)政府补贴在农户集体行动影响造林和节水灌溉技术采用过程中发挥调节效应,但在集体行动影响造林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为负,在集体行动影响节水灌溉技术采用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为正。     

水资源稀缺性、灌溉技术采用与节水效应

水资源及其有效利用,关系到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粮食主产区农户调查数据,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考察灌溉技术采用的节水效应,在此基础上,从水资源稀缺性视角检验节水效应的异质性,并进一步对灌溉水回弹效应展开讨论.结果 表明:水资源短缺、技术认知充分、家庭资本充裕以及参与合作社将提高农户灌溉技术采用的概率;从节水效应...     

山东省耕地“非粮化”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目的：从种植结构和农业生产结构两个方面揭示山东省耕地“非粮化”现状和空间分异特征,并探究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控制山东省耕地“非粮化”、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整群随机抽样,多元线性回归。研究结果：山东省耕地种植结构“非粮化”水平为23.97%,农业生产结构“非粮化”水平为46.81%,两种“非粮化”水平均呈现中东部高于西部的空间格局,前者主要受气候生产潜力指数、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水源距离、表层土壤质地的影响;后者主要受单位耕地面积机械总动力、气候生产潜力指数、距水源距离的影响。研究结论：山东省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深刻影响着耕地“非粮化”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需要根据自然条件适度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种植结构,加快推进农业良种培育技术;在社会经济方面完善种粮补贴制度,多方位解决粮食销路问题,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     

社会化服务、信息获取与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纳行为——基于河北省775份小麦—玉米种植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社会化服务组织是农户获取农业信息的重要信息渠道。方法 文章基于河北省775份小麦—玉米种植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探讨信息获取在二者之间是否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揭示不同井深区农户之间的差异。结果 （1）社会化服务显著促进了农户采纳节水灌溉技术,信息获取在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2）社会化服务对不同井深区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社会化服务对深井区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纳行为的促进作用大于浅井区农户,信息获取仅在社会化服务对浅井区农户采纳节水灌溉技术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外部环境中的技术补贴、政府宣传、技术培训和家庭经营特征中的参加农业合作组织和耕地经营面积等均显著促进了农户采纳节水灌溉技术。结论 政府应鼓励社会化服务组织参与农业节水项目的实施和推广,支持社会化服务组织在农业灌溉浅井区举办各种形式的节水灌溉宣传活动,加强节水灌溉技术补贴和培训,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以扩大耕地经营规模。     

农用地细碎化与农户粮食生产——以山东省莱西市为例的分析

土地细碎化是指每个农户的土地分为零碎的几块。本文以小麦和玉米为例，运用常规生产函数模型和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土地细碎化对农户粮食生产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土地细碎化不仅降低了粮食生产的规模效应，而且对技术效率有显著的负影响。经预测，土地归整为一块将使粮食产量显著提高。     

新技术采纳行为与技术效率差异——基于小农户与种粮大户的比较

基于中国四省963个样本的实地抽样调查数据,本文以小农户与种粮大户的行为差异为视角,对比分析小农户与种粮大户种粮的技术采纳行为和技术效率差异。本文首先使用Logit模型分析技术采纳行为存在差异的机制,然后运用EBM模型计算技术效率进行差异分析。实证分析发现:小农户与种粮大户在采纳新技术时,其影响因素有所差异,但金融保险和信息获取渠道两方面因素对小农户与种粮大户采纳新技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土地经营规模对种粮大户采纳新技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小农户采纳新技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采纳新技术的种粮主体,其技术效率比未采纳新技术的种粮主体更高;从土地经营规模看,10亩及以下的小农户进行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明显高于10~100亩(含10亩)的种粮主体;对土地经营规模高于100亩(含100亩)的种粮大户来说,其技术效率较低于100亩的种粮主体有了明显的提高,且规模越大,其种粮的技术效率提高得越多。基于两种不同主体的对比可以看出,种粮大户提高了新技术被采纳的概率,且能够提高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但这并不否定小农户进行粮食生产同样具有技术效率的事实。     

粮食企业建立优质稻商品生产基地的研究与思考

正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区、鹿寨县两地农户水稻种植及种粮收益情况,分析了影响农户种粮收入的因素以及企业发展优质稻商品生产基地的方式。本文研究认为,影响农户粮食种植的主要因素是农户种粮的收入,而种粮收入中农户种植面积对种粮收入的影响最为明显,在达到一定种植规模的基础上,粮食种植的品种结构、粮食价格才会对农户收入产生明显影响。进一步研究认为,     

“非粮化”还是“趋粮化”：农地经营规模对种植结构的影响

目的 农地种植结构与中国粮食安全直接相关,202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保证粮食安全要实打实地调整种植结构,因此有必要对农户的种植结构调整决策进行深入研究。方法 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运用OLS回归模型与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经营规模对种植结构的影响。结果 （1）农地经营规模与种植结构存在“U”型关系,拐点为2.533hm²。当农地经营规模小于拐点时,规模扩大会引起种植结构“非粮化”;当农地经营规模超过拐点后,规模扩大会引起种植结构“趋粮化”。（2）分粮食功能区考察,农地经营规模与种植结构的“U”型关系仍然存在,但在不同粮食功能区产生了不同的种植结构调整效应。（3）地权稳定性对农地经营规模与种植结构调整的“U”型曲线关系具有调节效应。结论 提出发展农机服务市场、协调各区域粮食生产责任、引导农户签订权责明确的土地流转契约、增加政策性种粮补贴、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议。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农地经营规模与种植结构调整之间的内在机制,确保农户种植行为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相契合。     

农户转入耕地及其“非粮化”种植行为与规模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河北两省的农户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浙江、河北两省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别对农户转入耕地行为与规模和转入耕地后"非粮化"种植行为与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甄别。结果表明:户主的年龄、所经营的耕地面积、流转租金、转入年限和地区差异是影响农户是否转入耕地的主要因素,也是影响转入耕地规模的主要因素。转入方式、合同批准单位和地区差异是影响农户在转入耕地上的"非粮化"种植行为的主要因素;户主年龄、所经营的耕地面积、非农收入所占比重、流转租金和地区差异是影响农户在转入耕地上的"非粮化"种植规模的主要因素。因此,需要高度重视与关注耕地流转后的"非粮化"种植现象,进一步优化粮食生产布局,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关于防止“非粮化”政策演变、问题及建议的思考——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文章以防止“非粮化”政策文本为切入点,梳理了相关政策演变及其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关于防止“非粮化”的政策文件的数量不断增加、类别不断细化、效力级别不断提升,表明国家对粮食安全关注度越来越高;防止“非粮化”政策针对的对象从土地、耕地到基本农田,层次在逐渐缩小,表明政策针对对象更为明确。基于总结分析,文章提出进一步强化“非粮化”治理的建议:(1)加强规划管制,优化粮食生产布局,保障基本农田用于粮食生产;(2)通过金融信贷、补贴政策等支持,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3)明确分类指导,建立健全耕地“非粮化”动态监管机制。未来防止“非粮化”政策制定将紧紧围绕切实稳定粮食生产这一主线,遏制基本农田“非粮化”将是治理的重要对象,而信息化手段将推进动态监管机制走向健全。     

农地确权、要素配置与种植结构：“非粮化”抑或“趋粮化”

完善农地产权保护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保障。农地“非粮化”问题日益被学界关注,但较少有研究分析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的影响。基于中山大学公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数据,采用IV-2SLS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农地确权总体上会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粮食作物种植。(2)农地确权通过影响农业生产要素配置,进一步影响农地种植结构,农地流转、家庭劳动力配置在影响机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农业资本投入为遮掩效应。农地流转、家庭劳动力投入正向影响农地粮食作物种植比例,农业资本投入负向影响粮食作物种植比例。(3)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差异,对未发生过农地调整的村庄农户粮食作物种植行为影响更显著。因此,农地确权会诱导农地种植“趋粮化”,而不会带来“非粮化”问题。完善农地流转市场、适当鼓励外出劳动力返乡,将有助于抑制“非粮化”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持农村土地政策稳定性,避免频繁的耕地调整,可以有效保障农地确权政策效应的发挥。     

土地细碎化是否阻碍甘蔗种植机械化发展?

土地细碎化一般被视为阻碍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要因素,而随着农业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土地细碎化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越发复杂。本文使用2015年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利用参数和半参数方法分析了土地细碎化对甘蔗种植机械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土地细碎化对甘蔗种植机械化具有负向影响,但只有在土地细碎化程度较高时这种影响才较为显著;土地细碎化对部分机械化种植方式不具有阻碍作用;不同土地细碎化程度对机械化种植方式的影响存在差异;农户平均地块面积在5~10亩之间时,平地地块所占比重和农业劳动力比重是造成全程机械化种植方式与其他种植方式有所区别的重要因素。本文研究结论说明,中国在甘蔗种植中应结合土地细碎化的特点,配套不同机型,发展多样化的甘蔗机械化种植方式,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华北平原种粮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探究——以粮食大省河南为例

本文从家庭农场特征的视角,构建了种粮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问题的分析框架,并利用河南省种粮成本和收益数据以及414个种粮农户、50个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测算和验证了种粮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的大小。研究表明: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的下限和上限分别由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和家庭自有劳动力占比所决定。土地租金上升降低了农业收入,从而驱动家庭农场提高土地经营规模下限;粮食生产劳动的季节性导致家庭农场难有土地经营规模上限约束,人多地少的华北平原不利于种粮家庭农场的发展。种粮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主要受种粮收益影响,种粮收益低驱动家庭农场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导致出现生产非粮化和经营公司化趋向。提高粮食生产单位面积收益水平,实现家庭劳动力充分就业,是种粮家庭农场发展的重要条件。     

土地细碎化、劳动力转移与中国农户粮食生产——基于安徽省的调查

本文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研究了土地细碎化、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粮食生产的影响,发现土地细碎化降低了农户的粮食生产效率,减少了粮食产量。土地细碎化降低粮食产量的传导路径有两个,一是减少农户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投入,从而抑制了本应生产出来的粮食产量;二是增加了农户的投工量;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减少了农户的农业生产投工量,降低了粮食生产效率,表明中国的农业发展已经处于后刘易斯转折点阶段;农户家庭的医疗支出负向影响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医疗支出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