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视角下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实践困境、内在机制及其出路

资源下乡背景下,公共品如何实现有效供给是基层治理中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制度变迁视角出发,以成都村公资金1.5年制度实践为切入点,探讨资源下乡过程中基层公共品供给困境的内在机制。依据制度规范化和制度转型这两个关键节点,研究发现,村公资金制度实践出现了资源使用效率降低、实质民主转为形式民主、治理目标偏移的三重困境。而造成村公资金制度实践困境的内在机制在于:规则过密化带来制度运转和资金使用的附着成本过高,无法与村庄需求相适配;政府治理事务介入村庄治理,挤压了村庄内部治理空间,村庄成为治理客体失去自主性;公共品供给目标模糊化,致使制度实践中多重目标张力难以弥合,打破了村庄原本的良性治理秩序。为此,在公共品供给中,要创新资源输入方式,实现资金使用自主权下放;激活村内民主,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明确资金输入目标,契合村庄发展需求。     

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市场包干制”：运作模式与实践逻辑

建设与分散小农户有效对接的公共品供给机制是乡村善治的关键命题。国家在外部监控的前提下将公共品供给事务承包给私人主体,生成了"市场包干制",它能够实现前台治理与后台治理的分离,形成了双层治理格局。市场机制能够通过激励清晰化实现服务专业化,而村社组织的支持能够降低协调成本,二者协同实现水利体系与分散小农的高效对接。由此可见,国家是公共品供给的第一责任主体,高效的公共品供给离不开国家的引导与支持;而市场机制具有调动积极性的优势,国家在有效监控的前提下利用市场机制的优势能够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的博弈研究——基于行为差异视角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如政府、村级组织、农民等作为"经济人"通常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其目标取向均呈现出不同层次的多样性特征,进而决定了其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的行为差异。农村公共品供给各主体不同的行为取向及相互之间存在的博弈是造成农村公共品供给滞后短缺问题的症结所在。政府是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强势主体,是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难题的关键。地方政府的局部非理性特征决定了其供给行为的扭曲,中央政府应对其约束与激励并举。农民由于内生合作能力的贫弱较难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需要一个自上而下凭借行政强力的乡村组织介入到村庄秩序的建立中,同时也要健全农民的利益诉求机制和民主参与机制。     

村社集体经济共同体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基于成都崇州的实践考察

高质量发展壮大村社集体经济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成都崇州市城乡融合发展实践创新，通过构建以“共有—共建—共治—共享”为体系的村社集体经济共同体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分析框架，比较分析了不同主体主导下的村社集体经济共同体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运作模式、实现机制及其经验镜鉴。研究发现，不同主体主导下的村社集体经济共同体在对接农户需求和国家社会资源能力上各具特色，且有利于盘活农村集体资源、强化村社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来实现村社治理现代化。受村社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其运营主体总体上呈现“村社党支部主导→村社能人(企业)主导或与村社党支部共建→乡镇政府统筹协调”的演进趋势。村社集体经济共同体通过产权共有机制、共建共治机制、利益共享机制等实现乡村资源整合、产业兴旺和治理有效。为此，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村社集体经济产权“共有制+分配制”改革，增强村社集体资源整合与组织保障能力，强化村社集体“共建共治”人才培育，优化村社集体经济运营管理与利益共享机制，统筹好各方利益“平衡账”,助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基于治理视角的成都市村级公共品供给新机制评价

完善村级公共品供给机制,提供充足合理的农村公共品,是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从村级治理的视角,设立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成都市三个圈层有代表性的村(社区)的公共品供给机制进行评价,进而提出完善村级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以及多元化筹资机制等对策建议。     

村社包干:资源下乡背景下村级公共品供给的有效路径——基于对广西星村的经验考察

资源下乡背景下,部分农民在项目落地过程中的不合作行为是阻碍村级公共品得到充分有效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本文研究的问题意识所在。实地研究发现,项目落地会对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造成破坏,形成村级公共品供给的"落地成本",农民不愿承担这一成本是其不合作行为的产生根源。广西星村的经验表明,通过转变资源下乡形式、调整基层治理单元并强化规则供给,可以建立村级公共品供给的"村社包干"模式。该模式能够重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并激活基层民主,从而有效激发农民承担"落地成本"的意识与意愿,实现对农民不合作行为的有效治理。"村社包干"模式的提出为资源下乡背景下的村级公共品供给工作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农业转型的社区动力及村社治理机制——基于陕西D县河滩村冬枣产业规模化的考察

小农户家庭经营是我国农业经营的主导形式,通过农业产业集群来实现外部规模经济,是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促进规模经营的可行路径。本文考察了河滩村冬枣产业实现产业集群的过程,发现村社统筹机制在村社集体土地的配置、村社组织的动员以及公共品的村社供给这三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以小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规模化发展和农业转型。村社统筹与村庄动员成为新时代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转型的社区动力机制。伴随着农业转型,村社治理也应小农户需求而转向经济性服务,村社组织是农业治理不可或缺的主体,是新时代市场经济环境中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纽带。     

农村公共品供给:变迁、问题及出路

农村公共品有两大问题,即从何处获得供给资源及如何实现公平和效率。农业税时期,国家供给责任不清晰,农民供给任务过重,基层治理出现问题;后税费时期,国家强化供给责任,无论项目化管理技术,抑或向市场购买服务,均存在基层实践问题。如果允许县域适度整合项目资金,以村社集体为载体输入项目,能实现农村公共品供给目标。     

公共财政视角下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探析

当前我国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着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以及效率低下的问题,这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合理、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划分不对称以及基层政府财政困难等有关.应通过建立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公共品供给制度、科学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完善财政供给机制以及切实有效解决基层政府财政困难等公共财政措施解决.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历史考察

本文概括分析了中国古代、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特征.古代农村公共品供给成本基本上由农民承担,民国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处于乡村自理状态.新中国建国初期政府采取以劳动力替代资本的方式保证农村公共品基本供给;改革以来至税费改革之前,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承继人民公社制度基本架构,但缺乏人民公社体制的强制性能力,未能适应农民主体利益诉求;税费改革后政府增加了农村公共品供给,而提高供给效率成为制度改进的关健.     

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政府行为选择

解决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问题的路径,因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所归咎的原因的不同而大相径庭。与一味要求增加政府的直接投资不同,本文认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创新、变公共品供给的政府主导为市场诱导是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政府行为的理性选择。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何以促进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双案例分析

探索更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与实现机制需要将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议题。本文在分析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面临的主体困境、经营困境和福祉困境的基础上，立足于可持续发展视角，以山东省起南村和中郝峪村为例，采用归纳式双案例研究方法，探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治理、经济与社会三个核心维度，本文将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归纳为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效治理的主体生成机制、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的价值共创机制和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价值实现的收益共享机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体现为形成集体发展共识、整合自主发展资源以激活集体发展内生动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重塑经营模式以建立增收长效机制，以及优化收益分配方式、提高村社福祉水平以为社区团结和村社整合提供条件。发展主体的持续在场、发展过程的可持续与共享成果的可持续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开放的、互动的动态发展循环，由此创造出村民与村集体合作共生、协同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价值生态。     

基于农民视角的主要农村公共品供给情况——以山东省11个县（市）的32个行政村为例

本文对山东省11个县(市)32个行政村的调查表明,主要农村公共品供给质量差已经取代供给数量不足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首要问题;科技和信息服务、医疗卫生不但是农民最不满意的农村公共品,也是农民最急需的农村公共品;主要农村准公共品的供给呈现多主体的格局,政府主导或引导、混合供给的模式已经形成。本文认为,应充分发挥农村公共品各供给主体的能动性,在继续增加供给数量的同时,更要注重改善供给质量,并将有限的资金主要投向农业科技和信息服务、农村医疗卫生领域;完善"一事一议"制度,建立农村公共品"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机制和"上下结合"的供给决策机制,使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农地流转制度创新：路径与机制

创新农地流转制度从而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对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农地流转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系统性、整体性的制度框架。皖南F区的经验表明,村社本位的组织化农地流转模式是农地流转制度创新的重要路径,该模式包含了农地产权变革、农地流转政策实践、农业经营主体选择、农地租金调整和市场风险防控等多个维度的内容,形成了整体性的农地流转制度设置和运作体系。村社本位的组织化农地流转模式以村社集体为核心载体,通过政府引导下的行政资源承接、以动员为基础的公意统合和基于村民自治的民主过程等机制,明确了地方政府、村社集体和农民的权责关系,推动了农地流转秩序的有效运转。村社本位的组织化农地流转模式能为“三权分置”背景下农地流转制度创新提供参考。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困境与创新

围绕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1)考察了供给制度的运行效果,指出了供需悖论现象的存在;(2)从供给责任主体、供给方式、资金筹集机制、需求沟通机制等四个层面分析了供给制度的现实困境;(3)运用公共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针对性的提出了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行政激活:农村公共品治理成本内部化的路径创新

基层治理普遍存在"最后一公里"困境,难以有效动员农民.恩施市基层政府以公共品供给为切入点,提供了一种行政激活自治的新路径.研究发现,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行政的规范化与公开化程度提高,基层干部通过为农民办实事重塑基层公信力,打下扎实的群众基础.进而,基层政府以不完全竞争型分配秩序、效率导向型供给规则激发农民主体性,在...     

林业全球公共品探讨

在介绍全球公共品的基础上,提出并界定了林业全球公共品的概念。分析了林业全球公共品的特点、林业全球公共品的供给条件,提出了我国对林业全球公共品的供给原则。指出林业全球公共品是在林业生产活动中,为协调、分担国际分工利益而产生的国际组织以及相应的条约、协定、准则。虽然也存在“免费搭车”问题,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各个国家有动力加入改善生态环境的集体行动。我国应本着维护主权、有所作为、利益责任均衡的原则,积极参与林业全球公共品的提供。     

土地制度改革视域下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及其优化路径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农民对农村公共产的需求不断变化。特别是土地制度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适应不了经济环境的变化。为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供给机制模式,正确认识供给体制优化过程中各种制约因素,探索和创新新型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及其实现路径。     

农村社区减灾公共品供给中农户认知研究——基于湖北省农户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农户认知的视角,根据湖北省27个农村社区513家农户的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认知与农户参与减灾公共品供给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灾害损失认知与减灾需求认知对其参与减灾公共品合作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这两种认知反向影响农户对减灾效果和供给的满意度。因此,政府应建立有效的农户减灾需求表达机制,以农户需求为出发点,刺激农户参与合作供给的意愿,进而提高其对政府或村社组织减灾工作的满意度,改善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     

房地产用地多元化供给制度：变迁逻辑与建构方向

研究目的：基于收益分配的偏好变化、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变化和路径依赖的影响,解释房地产用地的供给制度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变迁的逻辑,探讨房地产用地供给多元化的制度建构方向。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法、归纳与演绎法。研究结果：（1）房地产用地供给的制度变迁是制度安排与收益分配的偏好和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相匹配的动态过程;（2）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房地产用地供给的新制度在收益分配和资源配置方面部分延续了传统制度的内核;（3）建构房地产用地供给多元化的新制度关键在于明晰治理目标,实现供给主体、供给渠道和供给方式的多元化。研究结论：房地产用地供给多元化的制度不仅能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促进共享发展,还有利于土地与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以及民生保障和改善,推动节约集约用地和绿色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