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来自“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

摘要：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空间网络的“技术支柱”和“数据枢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构建数字网络强国、促进城镇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在理论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4－2016年实施的“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运用准自然实验方法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系统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且这一政策效应在东部和西部的城市中表现更为明显。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促进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对城镇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数字化引领作用,促进城镇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开发区层级与域内企业创新:激励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基于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的对比研究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各地各层级开发区能否激励域内企业创新,对于引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与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级开发区不同,本文以2007-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手工收集整理的开发区域内企业信息,对比研究了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对域内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表明,与国家级开发区显著促进域内企业创新投入不同,省级开发区表现出负向抑制作用。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对域内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也存在明显差异:国家级开发区通过税收优惠、政府补助和融资支持等“政策效应”,以及金融资源、研发人才和经济主体的“集聚效应”激励企业创新;而省级开发区的发展更容易受地方经济竞争的影响从而挤出企业的创新投入。进一步,国家级开发区对域内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中央国有企业中更明显;省级开发区的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研究为我国优化各层级开发区建设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五新”战略下西咸新区如何激发人才活力

在陕西省“五新”战略背景下,西咸新区做作为国家级新区、应该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制度和人才自身三个角度最大限度释放和激发人才活力,推进人才强区,为西咸新区经济新常态化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高质量的人才是国家和地区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人才资源能否在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关键在于如何释放和激发人才活力。目前对陕西经济建设与人才活力之间的关系,尤其对西咸新区在驱动人才活力方面的研究还属空白。因此,在陕西省“五新”战略背景下,研究西咸新区驱动人才活力的因素,有助于西咸新区建设。     

科技金融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284个地级市的证据

为加快科技强国建设,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我国出台了许多针对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政策,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政府以及科技企业的高度关注,本文从城市创新水平的视角来研究科技金融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有效性。本文通过将中国在2011年与2016年分两批进行的“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4-2019年284个地级市,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政策对地级市层面创新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与控制组相比,试点城市的创新水平显著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通过“补贴效应”与“产业结构效应”影响创新水平。此外,创新地引入了地区、行政等级、最近港口距离以及政府效率四个异质性角度进行分析,有助于厘清政策实施现状与前景。文章对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促进地级市创新水平提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金融、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与城市高质量发展

以绿色金融为核心的新一轮金融政策深入推进,为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带来全新契机。基于2012—2021年我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使用空间滞后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探讨绿色金融、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与城市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绿色金融不仅显著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而且对邻近城市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空间溢出效应;绿色金融对城市高质量发展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为对东中部地区、中小型城市及普通地级市高质量发展影响更显著;绿色金融可通过提升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未来,应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结构、制定差异化绿色金融发展政策,因地制宜提升城市发展质量。     

无形资产实力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企业与区域层面的经验证据

本文构建无形资产指数对上市公司无形资产实力进行评价,从企业及区域双视角探讨无形资产实力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双视角下无形资产实力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企业无形资产实力通过技术效应、管理创新效应、品牌与信息传递效应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区域无形资产实力通过提升产业结构高度化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异质性检验发现无论产权性质或高科技属性,企业无形资产实力均能显著促进其高质量发展;区域无形资产实力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西部地区更显著,东部地区创新能力对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更有效。本文拓展了无形资产测度方法,丰富了无形资产经济后果与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研究,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与经验证据。     

城市房价与企业间高技能人才流动——基于在线简历大数据的实证研究

人才流动对减少错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上市企业员工在线简历大数据探究了城市房价对企业间高技能人才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房价对企业间高技能人才流动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城市房价每提高1%,高技能人才选择进行企业间流动的概率将降低4.24%,支持房价的“锁定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1)房价的“锁定效应”在东部沿海城市、都市圈中心城市以及超大特大城市更为显著。(2)房价的“锁定效应”在国有企业、高薪企业以及成熟期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3)房价的“锁定效应”对于25～35岁年龄段、管理人才以及技术人才具有更强的作用。拓展性分析表明，城市房价对高技能人才城市内流动与跨城市流动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跨城市流动中主要抑制高技能人才流向更高房价城市。本文为我国企业人力资本要素优化配置以及人才流动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决策借鉴。     

生态经济区设立的协调发展效应——来自两大湖泊的经验数据

生态经济区规划的核心目标是提升流域内城市在主体功能实现和民生发展方面的协调发展水平，实现流域内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利用江西、湖南、湖北三省37个地级市2004—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两湖”生态经济区设立对流域内城市协调发展的带动效应。研究发现：“两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显著提升了流域内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且该规划的带动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与时间动态异质性。通过进一步分维度分析发现，生态经济区规划对民生发展水平的提升效应较其对主体功能实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以上结论对生态经济区流域内城市走出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开发区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开发区政策作为一种典型的区位导向性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考察开发区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开发区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并且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规模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在国内市场规模和国外市场规模越大的地区,开发区的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更强。这一研究结果指出了大市场驱动下开发区政策对于带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但由于空间异质性的影响,也需要持续深入推进全方位开放政策和刺激国内消费升级,扩大市场规模。     

雄安新区金融与科技融合发展对策

雄安新区“1+4”规划相继获批、“1+N”政策陆续出台,对雄安新区建设发展从不同方面进行支持,相关金融配套政策则为新区现代金融业发展夯实了基础,为金融机构服务创新提供了有力保障。金融与科技融合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是改革创新的一个重要利器,如何用好这个引擎和利器,是当前推动雄安新区金融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探讨的问题。     

信息化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两化融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推动信息化建设对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两化融合试验区这一准自然实验,选取2005—2020年我国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信息化建设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信息化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检验发现,信息化建设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效果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加明显。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信息化建设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为推动信息化建设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政策启示。     

绿色金融政策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中国经济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绿色金融是引导资金向绿色产业集中进而优化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抓手。基于2004—2019年270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使用非参数方法测算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表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检验该政策对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1）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看，该指标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0.97;(2)从政策效应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并不存在异质性；（3）从政策作用机制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提高等多个路径，促进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提高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4）从企业微观行为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地区中的高污染企业会通过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履行污染治理责任等路径提升自身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升自身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结论完善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的效果评价框架，为优化当前绿色金融...     

监管执法公平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了吗？——基于证监会随机抽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证监会随机抽查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深入考察了监管执法公平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证监会随机抽查制度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即监管执法公平能够有效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该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检验随机抽查制度的公平性效果,发现相较于外部监管效果,随机抽查制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监管执法“随机性”和“公开性”的提升。机制检验发现,监管执法公平通过改善会计信息质量、发挥违规惩戒效应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创新型城市试点有效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吗？

本文基于2005-2019年25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利用DID模型考察了创新型城市试点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增强了试点城市的经济韧性,该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产业升级效应、创业效应、创新效应及政府引领效应等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试点政策对中西部、南部沿海城市与一般地级市等样本经济韧性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本文结论为后续推进创新型城市规划,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产业政策、创新行为与企业加成率——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专利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程度、作用机制和有效实施空间。研究发现:(1)对生产率和研发水平较高的行业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总体上显著增加了企业专利申请量,有效激发了创新主体活力。(2)由于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成本效应大于影响产品质量的价格效应,导致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加成率。(3)行业技术差距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加成率效应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随着行业技术水平接近前沿,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呈渐进式优化。(4)由于企业主体异质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具有的“选择性”特征会引致“重数量轻质量”创新陷阱,这是造成企业加成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本文有助于更好理解产业政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对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进一步优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数字普惠金融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深入剖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理及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但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其中使用深度促进作用最强，数字化程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弱。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科技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样本中表现更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资源效应、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高企业股价信息含量来共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拓展性检验表明，金融监管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有效的金融监管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经济后果和企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的研究，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绿色金融、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比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从区域协调发展出发,提出了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是引领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纲领。为此,借助空间杜宾模型,立足空间溢出效应视角,本文尝试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前后,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如何对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选取京津冀13个城市,借助2008—202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呈现“高-高”和“低-低”的集聚现象;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京津冀相邻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溢出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城市相邻与否作用效果异质性显著,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以后,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本研究践行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对实现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绿色低碳发展目标下财政政策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研究——来自“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的证据

本文基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DID和多期多个体DID等方法,实证检验了绿色低碳发展目标下财政政策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示范城市试点对企业转型升级有促进作用,表现为生产效率优化、技术绿色创新和产品附加值提升。机制检验发现,示范城市试点通过财政激励的“资源配置效应”和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改善企业内部融资环境,加快研发创新和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显示,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环保重视程度以及企业所有制和所处行业类型会对政策实施产生差异化影响。最后,从促进财政政策与环境政策协同联动、打好激励约束“组合拳”以及政策精准化实施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定向降准是否有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基于县域农企信贷融资的实证

我国央行于2014年开始实施定向降准政策,致力于通过“定向滴灌”扶持“三农”及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发展。本文采用2010—2021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以县域农企为处理组,城市农企和县域非农企为对照组,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定向降准对农村金融服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在信号效应和财政协作下,定向降准能够缓解县域涉农信贷资金的“量”“价”问题。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发展高水平县域的农企信贷可得性高于金融发展低水平县域;县域大农企比城市大农企信贷可得性更高、融资成本更低;县域小农企比县域非农小企业信贷可得性更高,但融资成本无显著差异。研究结论对于引导涉农资金流动、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

近些年来,高速发展的数字金融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方面都产生了不小影响,数字金融能否助力我国高质量发展？本文在深刻理解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然后借助2011-2017年全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并结合地级市层面的数字金融发展指数,探究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显著促进高质量发展。从数字金融的结构上看,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但数字化程度的效应不显著;从区域上看,数字金融对各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为东北最强、中部其次、东部最弱,但对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从高质量发展的各个层面上看,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创新”、“开放”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共享”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协调”和“绿色”的影响不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