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风险与村庄共同体治理——基于“金陵首富村”全面振兴的案例分析

衰落风险与全面振兴是村庄共同体治理的一体两面,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持续治理乡村衰落风险的过程。本文对"金陵首富村"武家嘴村进行案例分析,梳理村庄共同体治理的演变逻辑、总结经验,提炼乡村全面振兴的"武家嘴样本"。以"风险—结构—关系"为核心要素构建村庄共同体治理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模型,深度分析村庄共同体治理内部动力系统的复合主体治理结构和互惠合作运行机制,以及外部适应系统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武家嘴村庄共同体治理不仅实现了中国特色基层组织再造,还形塑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村庄市场共同体的形成与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基于陕西袁家村的考察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推进村庄发展与治理转型的重要力量。文章通过对陕西省袁家村的长期跟踪调查,发现乡村旅游业在袁家村迅猛发展,形成了规模宏大且超越村域范围的乡村旅游市场体系,深度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经济结构,极大强化了村庄与外界之间的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袁家村原本以传统农业为特征的共同体属性,村庄的群体成员结构、社会关系格局、社会交往行为、共享价值认同、利益分配原则等多个维度都出现深刻变化,由此催生了村庄市场共同体。正是村庄共同体属性的变化以及复杂多变的市场运作逻辑引发了治理基础的改变,使袁家村此类社区的治理不得不由侧重"内部社会秩序"转向"社会秩序+市场秩序"内外兼顾的新格局,并不断进行治理创新以应对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从而保障袁家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将袁家村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不仅能为旅游型村庄治理提供经验借鉴,还期望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研究贡献一些思考。     

资本下乡如何嵌入乡村空间合作治理？ ——以上海市乡悦华亭项目为案例

研究目的：以上海市乡悦华亭项目为案例,探究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空间合作治理机制,为提升乡村空间治理效能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验证性案例研究、访谈法。研究结果：（1）规划环节要基于“协商自治”的原则让资本参与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实现空间配置权的政企共享,并以“需求前置”为导向进行规划的弹性调整;（2）整治环节要以“地位平等”为前提进行空间使用权重构,厘清多元主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3）运营环节要细化空间收益权,坚持“权责一致”的收益分配,建立信任保障机制规避资本主导运营的潜在风险,实现多方共赢。研究结论：乡村空间治理是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规划—整治—运营”一体化行动。资本基于合作治理的理念从上述三个环节嵌入乡村空间治理体系,重构乡村空间配置权、使用权和收益权,是借助市场力量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可行之策。     

村企统合：经营村庄的新模式——以浙江省湖州市L村为例

探索村庄发展与经营的模式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问题。本文在总结村企合一、有为集体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浙江省湖州市L村"村+公司+家庭农场"的发展实践进行单案例研究,并提出经营村庄的新模式——"村企统合"。村企统合是统筹规划基础上的统一经营与合作,促成了劳动与资本的联合,其本质是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体现出农民主体性与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表现出弱依附性、弱行政性与强经济性、强社会性。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促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村企统合产生的前提,村企统合也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村庄创新实践。     

乡村振兴时代“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与创新模式研究——基于浙江省源头村的个案考察

建设“零污染村庄”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宜居乡村的新方法,也是促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的新途径。本文应用协同治理分析框架,以浙江省源头村为典型案例发现,当前源头村建设“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是以污染预防控制为前提、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关键、以清洁能源推广为重点、以环境教育传播为核心、以环保公众参与为保障,从而打造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经济、社会凝聚的乡村振兴样板村。源头村在建设“零污染村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高效率的治理机制、多类型的治理资源以及共识性的治理目标的创新模式,并且通过学习机制、行政机制以及社会机制来保障“零污染村庄”创新模式的发展。为进一步发挥“零污染村庄”治理优势,提升乡村振兴绩效,未来需要从明确各主体角色定位、塑造合理性治理结构、合理配置多类型资源以及达成共识性集体行动,从而更好地推进农村环境善治目标。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和乡村治理绩效提升：作用机制与依存条件——基于4个典型示范社的跨案例分析

中国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治理主体缺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村集体经济支撑等结构性困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重塑了乡村公共领域的治理结构，有效推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本研究通过建立“动因-行为-绩效”和“主体禀赋-场域支持”两个逻辑分析范式，构建了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动态过程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基于4个典型案例解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揭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依存条件。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行为机制为：利益互嵌-协同联动机制、矛盾调解-长效稳定机制和民生普惠-扶持保障机制；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行为机制为：资源整合-节本增收机制、村社共建-固基强村机制、“培训+就业”助农机制和认知驱动-文化造血机制。同时，“村‘两委’+合作社”共治模式能更显著地提升乡村治理绩效。为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主体禀赋、村庄场域支持网络两类依存条件的积极作用，一要充分激发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潜力与动力；二要健全乡村治理格局中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村“两委”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三要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的选育机...     

社会资本参与乡村经济发展研究——以安徽省G市为例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社会资本在促进农业产业化、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徽省G市的实践证明,通过城市社会资本的融入,形成“茶农+茶企+有为政府”的发展模式,促进了乡村产品的资源价值转化和附加值的提升,为G市茶产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文章以G市茶产业为个案,引入嵌入性理论视角,根据茶农、茶企和政府3个主体的合作逻辑,构建了分析框架,分析行动逻辑内在的合理性,对于正在探索产业发展有效路径的地区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资本下乡中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研究——基于一个典型案例的调查与思考

资本下乡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动力的同时,也对乡村治理体系提出挑战。本文通过一个典型案例调查,发现与农民有社会关联的资本下乡进展较为顺利,有助于促进资金、技术、人才和知识的回流,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但由于乡村治理能力弱化,拥有深厚社会基础的资本容易嵌入乡村治理结构内部,形成资本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使农民面临多重风险,不利于资本下乡和村庄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了有效发挥资本下乡振兴乡村的作用、实现资本和农民的合作与共赢,应从基层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和农民三个主体层面重塑乡村治理体系,构建资本下乡中农民权益保障机制。     

脉脉温情难复归?半熟人社会与乡村共同体的嬗变

中国传统村庄可以被视为多重功能复合的共同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显著嬗变。其中聚居共同体由于人口流动受到影响,经济共同体遭到传统经济结构解体威胁,政治共同体随着村庄权力格局变化而变化,文化共同体则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找寻着新的定位。以上变化并非预示着乡村共同体也会遵从“现代化—传统消弭”逻辑而走向消亡,半熟人社会公私边界日渐分明、工具理性倾向明显、社会资本总量减少等诸多特点有助于解释乡村共同体的嬗变机制。国家力量下沉、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为乡村共同体重建和复兴提供了乐观前景,乡村共同体依旧有其延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乡村治理结构的调控机制与优化路径

乡村治理结构镶嵌于"乡政村治"的制度框架中,融合了乡村治理的实践面向,表现为以"乡""片""村""组"为基础的治理单元配置模式。文章通过考察转型期乡村治理结构的调控机制,发现乡村治理单元的配置逻辑兼有政治属性与行政属性,二者共同塑造了乡村治理结构,赋予其"虚实相生"的实践形态。其中,政治逻辑立足村庄治理单元,突出"块块"为主的政治动员,彰显了乡村治理的群众基础。行政逻辑立足乡镇治理单元,突出"条条"主导的行政控制,彰显了"事务主义"的治理取向。政治逻辑与行政逻辑的辩证统一赋予乡村治理结构以弹性。当前的乡村体制改革需着眼于乡村治理的整体结构,审慎推进乡村治理结构的行政化,维系政治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均衡,以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提高其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     

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谁来治村?——基于四川实践的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谁来治村”是乡村全面振兴语境下亟需回答的战略命题,事关农村大局稳定和乡村发展后劲。在我国农民工迁移空间格局迅速重构、乡村治理结构交替演进、基层治理目标发生转变的多重因素下,治村主体研究亟需得到补充与更新。本文基于四川省积极培养农民工担任村支部书记的实践,梳理了优秀农民工担任村支书的理论逻辑,并通过数理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发现:(1)新阶段下中西部治村水平须考量“维稳”与“发展”两个维度的综合效用,村支书的务工经历有助于提升村治效果;(2)务工经历分别通过构建价值认同与社会资本积累、特色产业发展维系村庄的公共秩序与村庄发展能力;(3)村民议事会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农民工村支书的积极性,而宗族网络对乡村稳定与发展两个维度的影响存在反向差异。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有利于突破传统乡村社会血缘和地域的限制,形成更广范围的社会信任和互利合作,促进了传统乡村社会资本向现代社会资本的发展与转变。这不仅使乡村治理主体向多元化发展,也改变着乡村治理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为促进乡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发展,引导乡村治理走向善治,政府要积极引导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引导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成为与政府良性互动的桥梁、推动政府、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农民步入共进双赢的良性循环和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村组织之间联动机制。     

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主体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研究如何构建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传统乡贤因为具有权威性、内生性、公共性等特征,能够有效动员和组织农民,成为乡村有效治理的内生主体基础。基于上述传统治理智慧的启示,本文构建权威嵌入性、公共性与治理主体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从历史变迁和当前实践的角度分析通过培育新乡贤构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运作机制。研究表明:1○乡村权威的嵌入性影响其治理能力、公共性影响其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影响乡村治理主体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影响乡村治理的效果。2○从历史变迁来看,乡村主导性权威决定村庄治理模式,其中传统时期是文化权威的生成与士绅治村,集体化时期是政治权威的构建和国家治村,包产到户后则是经济权威的兴起和能人、富人治村。3○培育新乡贤是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有效构建机制,包括宗族权威公共化、文化权威在地化和经济权威体制化三种具体机制。三种机制的根本目的都是通过生长公共性、提升嵌入性,进而提升其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最终实现村庄有效治理。4○作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新乡贤,其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机制是基于村庄内部组织的再运作。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与村庄治理现代化提升路径

农地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线索，宅基地“三权分置”革新了宅基地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效率，同时再造了乡村主体。所有权的具体明晰凝聚了村民的主体意识，资格权的期权逻辑重塑了乡村的内源主体，使用权的限制放松吸引来村庄的外源精英。乡村主体再造作为宅基地“三权分置”与村庄治理的中介，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作用力向村庄治理传递，新主体从关系嵌入、要素嵌入、权力嵌入三个维度参与村庄治理。基于其作用机制，探索出“搭建多元主体治理框架、推进治理工具契约化、推进治理知识现代化、谨防‘资本—权力’共谋博弈”的四条村庄治理现代化提升路径。     

乡贤治理抑或行政治理:乡村治理模式选择 ——基于重庆、江西两地乡村治理的实践

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动力,而资源是乡村治理的活力支撑。在地方政府与普通村民之间存在一个衔接二者关系的接点中间层,以接点主体的资源汲取能力与村民的资源获得感为基本脉络,对重庆与江西两地村庄的案例进行详细分析。研究表明,以重庆Z村为代表的乡贤治理架构,资源汲取能力弱,但村民资源获得感强;以江西S村为代表的行政主导逻辑,资源汲取能力强,但村民资源获得感弱。乡村治理实效应是汲取能力与获得感之间的协同正效应,但在无法达致这一理想治理实效状态下,选择偏向于自治化的乡贤治理将更有利于村庄治理的稳定性。     

AGIL模型下村庄共同体建设的行动逻辑——基于陕西省袁家村的案例阐释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亟须找到可供乡村发展的有益经验。以村庄共同体建设为分析视角,采用案例分析与AGIL功能模型,对陕西省袁家村创建村庄共同体的行动逻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袁家村在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中适应环境,在全民参与、合力共治中达成目标,在合作共享、自主创新中整合统一,在以德修身、以文化人中维持模式,形成了动态的良性循环,共同构成了村庄共同体的行动逻辑。     

乡村治理视域下的乡村规划：基于“项目制”的分析

[目的]乡村规划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路径,是实施乡村治理的主要技术手段。作为公共品供给主要投入形式的“项目制”,已成为乡村治理与乡村规划的联系纽带。然而既有乡村规划在统筹策划大量乡村项目落地实施中,忽视了“项目制”的运行规律,出现了治理主体间结构不兼容、需求响应滞后、乡村建设运行内外脱节等问题,导致规划实施乏力。因此需要基于“项目制”特点,研究构建与乡村治理有效协同的乡村规划体系与方法。[方法]文章从“项目制”为切入点,分析乡村规划与乡村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逻辑三个方面的关系,研究乡村规划与乡村治理的相互关联。[结果]分析得出乡村规划优化路径,即优化融入项目治理的规划层级结构、应对治理需求的综合规划过程、匹配外部投入的规划运行逻辑。[结论]以“项目制”为纽带,从乡村治理视域出发,应着力完善与治理结构兼容协调的乡村规划体系、形成与治理方式综合联动的乡村规划机制、制定与治理逻辑相互匹配的乡村建设规则,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充分发挥乡村规划在乡村建设中的统领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异化的乡土逻辑——以“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为例

本文通过考察当前的"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现象,发现合作社被包装成为下乡资本的牟利工具、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优惠包和乡村精英投机资本包装的载体,呈现出乡土实践与制度文本背离的异化状态。合作社制度的运营需要与乡土社会政治生态相适应。当前乡村的社会结构分化、基层治理方式之变以及乡村经济发展动力之变,使下乡资本与权力形成了不同的结合形态,即下乡资本和部门权力的结合、下乡资本与暴力权威的结盟以及与少数乡村精英的合谋。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这些结合的权力主体策略化运作,这构成了合作社制度异化的乡土逻辑。     

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硬核”喊话的逻辑——一个法社会学的考察

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组织领导的村庄防疫是贯彻落实国家防疫安排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在这一过程中,村支书的“硬核”喊话发挥了重要作用。村支书的“硬核”喊话直观反映了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自治权力运行的具体样态。在乡村社会中,喊话主体、喊话工具、喊话风格和喊话效果的合力,促成了村支书“硬核”喊话的内在逻辑自洽。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应在肯定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功能和价值的基础上,理性认识并合理吸纳农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赋予村支书及村党组织必要的自治权力和自治空间,并积极发挥村支书推动法治乡村建设的枢纽作用,形成农村地区自治与法治的良性融合。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民合作社嵌入基层治理的三重路径

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合作社不仅履行了对村域禀赋要素和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与统筹,更成为村治模式的改良因子,使得治理生态系统的重构与新主体的深度嵌入成为可能。农民合作社嵌入乡域治理蕴含了关系嵌入、功能嵌入和结构嵌入三重路径:关系嵌入以信任为首要前提,以协作为过程表征,以竞争为辅助信号;功能嵌入以组织的价值属性能够满足治理需求为基础,可区分“本源功能嵌入”与“溢出功能嵌入”;结构嵌入具有高阶属性,侧重强调主体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中心性”位置。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民合作社嵌入基层治理的双重显性要素,基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强弱程度及其不同组合,既可识别农民合作社“组织脱嵌”的风险,也可区分农民合作社关系嵌入、功能嵌入或结构嵌入的差异性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