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乡村治理主体几个相关问题的分析

当前,围绕乡村治理主体的整体性研究一直是乡村治理研究的薄弱点。随着乡村治理实践进程的推进,乡村治理的研究重心必将从当前以静态的治理模式讨论为主走向以动态的治理主体研究为主;对于乡村治理主体内涵和类型的界定,目前仍然是模糊和混乱的,需要进行理论的梳理和规制;各治理主体的地位界定和作用的模式要放在特定的乡土资源中作具体分析;对于乡村治理主体的行为关系研究当前宏观制度上聚焦于两委关系和乡村关系上,而对微观行为主体关系的考察上则使用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多中心治理是乡村治理的未来走向,这一点凸显了乡村治理主体研究的潜在价值。     

社会组织协同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以鄂尔多斯市Y农村社区为例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文章通过深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Y农村社区实地调研,得出当地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缺乏合法性地位保障、资源保障、专业人才支撑和公信力等问题。从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提出主体协同、政策协同、人才协同、价值协同的“四协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公共服务供给:从“碎片化”到“整体性”

长期以来我国乡村公共服务供给都呈现出碎片化的形态。本文在搜集相关材料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碎片化的特征,将我国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分为制度隔离型、资源匮乏型和府际竞争型。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存在三大问题,即缺乏协作导致的效率低下、疏于规范导致的胡乱摊派和政绩导向导致的供需不符。依据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基本思想构建了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治理路径和治理框架,确定各个主体的行为边界,实现乡村公共服务的整体性供给。     

村民有序参与村务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当前村民参与村务治理,存在参与能力不足、行使村级组织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现有村级治理机制不完善等现实问题。需要村级组织转变治理理念,推进依法治村,实施智能化治理,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从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耦合性分析

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内嵌于乡村振兴伟大战略，是乡村现代化和走向共同富裕征程中的接续奋斗，两者在指导思想和领导主体上相统一，工作主体、内容和服务对象相互耦合，工作机制联动、方式互补。要想促进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耦合协同需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完善工作机制衔接，并做好政策接续，健全协同推进的政策保障。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长江流域河长制研究

为进一步推进长江流域河长制的实施,提升长江流域水环境治理的效用水平,总结整体性理论框架,探究整体性理论与河长制的契合性,梳理长江流域河长制推行的概况,从整体性理论治理视角下分析长江流域推行河长制过程中出现的参与治理主体单一化、公共利益部门分割化、同一层级整合碎片化、治理信息碎片化的问题,并提出应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完善同层级整合机制、开发网络化政府信息管理系统推动长江流域河长制改革。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村改居”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

“村改居”社区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社区,从传统农村社区到现代城市社区,“农民上楼”带来的急剧变化和“治理下移”的宏观趋势使“村改居”社区治理面临较大挑战。整体性治理为解决新公共管理运动带来的一系列碎片化问题而生。运用整体性治理整合模型,本文发现当前“村改居”社区在治理层级、治理功能、公私部门及信息资源等方面,存在不同层级及同一层级间缺乏统筹协调、分散的职责结构割裂了社区功能的整体性、传统的行政主导方式降低了社会资源整合水平、信息技术应用不足阻碍社区治理变革等碎片化问题,最终从治理理念与目标、组织体系、治理方式、社区参与及资源保障等维度提出相应对策,试图构建“村改居”社区的整体性治理路径。     

村庄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权责碎片化整理研究

权责碎片化问题的产生,既与传统官僚制下的纵向等级与横向分工因素有关,亦与新公共管理下的分权、竞争等因素有关。当前村庄治理中的权责碎片化主要表现在村两委、村自组织和村民之间。运用整体性治理工具整理村庄治理中多元主体的权责碎片化问题,优化权责关系是一条有效路径,即通过加快整体性治理理念的传播与内化、创新以协调、整合、信任为主要内容的村庄整体性治理机制、加强村庄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监督与控制,以优化多元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提高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

作为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纽带,“新乡贤”既是乡村治理工作的参与主体与监督主体,也是乡风文明建设的引领者。“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主要体现在：“新乡贤”角色定位模糊、治理能力不足;参与机制与激励机制不健全;村民对“新乡贤”认可度不高。为充分发挥“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应当尽快破除困境,从制度上明确“新乡贤”角色定位;多方面提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完善“新乡贤”的参与机制与激励机制;增强村民对“新乡贤”的认同感。     

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乡村治理研究

乡村旅游的发展打破了乡村的封闭性,推动其走向开放,把乡村的经济发展与外部的广阔地界联系在一起,村民超越乡村自治提出了更高的民主参与要求,这些要求推动了中国乡村从传统的村民治理向现代公民治理发展,乡村治理在乡村旅游发展的推动下开始了重构,并且重构后的乡村治理反作用于乡村旅游,与乡村旅游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创新:逻辑、困境与纾解

数字乡村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之举。数字时代技术赋能乡村治理以“价值—制度—技术”三重内在逻辑为遵循。然而,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实践面临观念与思维转向滞后、主体与权力关系失衡、制度与结构冲突制约、技术与资源整合阻滞等层面的赋能困境。为此,数字时代技术赋能应以理念为前提,突出价值引导与思维转向;以组织为根本,调整优化结构与参与机制;以规范为关键,明确主体地位与技术定位;以保障为基础,强化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为纾解路径,以此赋能乡村治理创新。     

乡村振兴背景下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思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具有深远的理论、历史和实践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体制建设的深入探索,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力保障。但当前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中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即村民的主体意识缺位、乡村法律的运行机制不畅、法律服务的供需失衡和法治宣传教育的效果欠佳等。需要从提升村民主体的法治意识、完善法律运行的有效机制、增加法律服务的多元供给和创新法治宣传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寻找破解对策。     

加快构建现代财政制度支持乡村振兴战略

正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财政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政策工具和手段,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构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现代财政制度时,财政要通过支持和引导行为的作用,发挥社会整合和价值引导作用,构建利益协调和稳定机制,最终形成包含政府、市场、社会、农民、新型经营主体和村委会等多元主体参与、良性互动的乡村治理制度框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要构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财力保障机制。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建     

大理环洱海区域乡村治理的主体分析

乡村治理主体是在乡村治理活动中发挥作用的组织、群体与机构。通过研究大理环洱海区域乡村治理主体发现,在环洱海区域乡村治理实践中,乡村治理主体是多元、动态发展的,环洱海区域的各村委会、社会组织、村民等共同参与其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各个治理主体之间关系协调,形成良好互动的局面是提高治理效果的重要途径。只有这样,环洱海区域的乡村治理才能向善治迈进更坚实的一步。论述了环洱海区域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乡村治理主体的相关问题,以供参考。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价值、困境与优化——基于社会治理视角

作为"送法下乡"活动在新时代的改进升级,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政策构造与社会治理的多元合作、互惠共享等理念高度契合,其治理价值体现在保障村民权利、推进乡村法治、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但当前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还面临"环境—制度—主体"的三维困境,"半熟人社会"的现实环境将其限制在乡村治理外围;制度系统中互动机制缺失使多元主体协同无法实现;法律服务组织与政府行为失范制约了体系运行效率。文章认为:在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优化,需要激活乡村内生力量,促进"三治"真正结合;构建良性互动机制,形成法律服务共同体;加强政策引导与激励,提升服务主体的服务意愿与能力。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的“涣散”及凝聚力提升

村级公共事务的治理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当前作为治理主要主体的村民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上存在难以形成一致集体行动的“涣散”现象，表现为经常性缺席民主管理活动、对公共事务治理缺乏心理认同以及没有行之有效的组织保障。这主要是村民与集体之间利益联系弱、集体经济未能份额化到个人以及村民之间存在多个关系网络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提升村民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凝聚力需要有政治力量作为组织行动保障、有完善的集体行动规则和程序制度、内部利益需要类型化和份额化以及规范村庄内部的关系网络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乡村振兴效果。我国乡村治理主体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历史背景演变，一方面，治理模式的演变需要与乡村社会发展相适应；另一方面，需要逐步健全机制创新，引导多元主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有效促进乡村社会发展。文章基于乡村振兴背景，界定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中各主体的角色定位，深刻研究分析了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     

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治村逻辑与现实检验——以陕西省留坝县扶贫互助合作社为例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以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为向心主体,重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利益共同体,形成以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为底色的乡村社会秩序,是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体系的有益尝试。本文沿着党组织以政治动员低成本整合治理资源,集体经济重建乡村内部联系,制度建设清晰多元共治网络中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公共服务传播现代化意识的思路探索了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的基本治村逻辑。然后运用留坝县案例对这一逻辑进行现实检验发现,实现治村逻辑需要注意的是,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构筑的多元共治网络依赖于乡村自治组织的深度参与,需要对不同类型村民进行差别激励;发展集体经济应兼顾效率与公平,创造持续收益稳固利益共同体,以产业兴旺推动乡村整体变迁。     

传承与超越: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新乡贤已经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和坚强力量。从历史上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对古代“乡绅之治”的传承和超越,传统乡绅和新乡贤在主体特征、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等方面都存在高度契合。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基于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乡村治理的现实需要和自身乡土情怀的推动。当前,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还面临许多现实困境:从个体层面来看,新乡贤治理能力有待提升,角色定位不太清晰;从社会层面来看,新乡贤社会认可程度较低,保障措施比较匮乏;从制度层面来看,新乡贤培育机制不够健全,参与机制有待完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应从增强新乡贤自身建设、激发新乡贤参与动力和健全新乡贤相关制度等方面入手,开启乡村治理新征程。     

资本下乡如何嵌入乡村空间合作治理？ ——以上海市乡悦华亭项目为案例

研究目的：以上海市乡悦华亭项目为案例,探究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空间合作治理机制,为提升乡村空间治理效能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验证性案例研究、访谈法。研究结果：（1）规划环节要基于“协商自治”的原则让资本参与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实现空间配置权的政企共享,并以“需求前置”为导向进行规划的弹性调整;（2）整治环节要以“地位平等”为前提进行空间使用权重构,厘清多元主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3）运营环节要细化空间收益权,坚持“权责一致”的收益分配,建立信任保障机制规避资本主导运营的潜在风险,实现多方共赢。研究结论：乡村空间治理是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规划—整治—运营”一体化行动。资本基于合作治理的理念从上述三个环节嵌入乡村空间治理体系,重构乡村空间配置权、使用权和收益权,是借助市场力量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可行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