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文章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并且检验了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的中介传导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存在区域性与结构性差异;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发挥了中介传导作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认为,固定资本投入低和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实体经济的效应高。最后从继续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深化金融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发展等方面给出政策性建议。     

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各模型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环境规制对工业部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环境规制能够通过促进科技创新使工业部门企业获得更大发展。数字经济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能够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调节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还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降低环境规制对传统工业产业的负向影响,不断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工业部门的经济占比。面板门槛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在不同的门槛水平下,环境规制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特征。     

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数字经济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方面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构建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探索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特别是分析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促进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数字经济与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链创新、协调、共享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南方地区的影响要强于北方地区。     

数字金融与城市生态效率——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是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关键。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长江经济带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且这一提升效应存在结构异质性、城市区位和资源禀赋异质性;绿色创新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和资本配置效应是其重要的作用路径;数字金融赋能城市生态效率提升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符合梅特卡夫法则;本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促进邻地生态效率提升。研究结论为深化数字金融改革、助推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的检验

数字技术是区域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重要推动力量，深入探索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水平和数字技术差距视角，探索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创新效率水平跨越门槛值，数字技术发展显著缩小各省份经济差距；数字技术空间溢出效应表明，在创新效率高的区域内，数字技术发挥的空间溢出效应能缩小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相近和地理相邻的各省份经济差距；在创新效率低的区域内，数字技术空间溢出扩大了各省份经济差距。     

数字经济能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吗？——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为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别构建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及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区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相比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以工业化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双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服务业效率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对赋能我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2011—2020年的数据,测度了我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和高质量的发展水平,以服务业效率为切入点,分析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实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对邻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并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服务业效率是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门槛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越过门槛值后,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因此,提出扩大服务业中数字经济渗透率,助力服务业领域数字技术创新,加快西部地区进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等建议。     

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数字经济为我国制造业增强价值增值能力与产业竞争力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动力。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制造业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总体作用、异质性影响和间接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总体上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溢出、推动产业融合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三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还受制造业自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程度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超过一定界限后,过度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反而会削弱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分行业看,相较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智能化升级的门槛值均较低,智能化升级存在过度的倾向。为此,各地区应努力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制度保障,有序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打造优良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

基于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度,运用基准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具有稳健性;数字经济通过模仿创新与自主创新对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产生的中介效应显著弱于直接效应,技术引进不能成为数字经济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有效路径;数字经济对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促进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特征,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对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促进作用持续增强。     

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

在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我国要利用数字经济来提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采用2013—2020年我国各地区微观数据,研究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内在影响机制,以及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之间关系成立的边界条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能提升所在地区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对临近地区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也有积极的影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创新效率、人力资本积累和协同集聚三个变量均在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在以进口贸易占比为门槛变量的情形下,数字经济发展对西部地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在门槛前低于东部地区,但在门槛后显著高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全国。因此,应大力推动西部地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贸易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数字经济的集聚发展、创新效率的全面提升,逐步提高我国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经济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动能。基于我国201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且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以农业机械化为门槛变量的单门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更有效,中西部地区则不明显。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劳动者就业技能结构的空间效应分析

数字经济和就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关注面,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就业技能结构的机制,利用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并利用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对机制路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直接促进了就业技能结构的高技能化,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数字经济赋能就业技能结构存在非线性影响。基于此,相关部门可通过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创新数字人才培养方式、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提高就业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间数字经济平衡发展等措施以促进我国就业结构调整升级。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在测度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水平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水平仍然处于低度融合阶段,分区域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较低,由东向西表现为从高到低的融合空间分布格局。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提高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有利于促进绿色创新;机制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可以通过增大研发投入规模和技术市场交易规模促进绿色创新。异质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不显著。     

数字经济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是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手段和促进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方式。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份形成的面板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有调节的门槛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对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数字经济和创新能力均存在单门槛效应,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还存在非线性的边际递增效应;第三,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强于东部地区。因此,各地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加强创新部门与数字经济的关联协同,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提速。     

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分异及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分异和作用机制。理论上,数字经济可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证上,测度了2013—2020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的综合水平,通过建立门槛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科技创新水平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和非线性溢出作用。     

数字金融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与现代科技融合而成的新产物,不仅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稳步提升,也促使了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以及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持续增强,它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文章将数字金融发展融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中,构建较为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理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并通过构建计量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个结论在一系列检验后仍然稳健;第二,数字金融发展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而且还能通过知识获取、技术创新、制度改进、产业升级等作用机制间接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非常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第四,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过程中,金融监管发挥着显著的调节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加快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中国数字金融发展优化,加快外贸转型升级并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激励性政策规制推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2010—2019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国家政策创新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创新政策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工具变量估计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区位异质性分析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对于政策质量型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效应。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受到创新升级驱动效应、产业结构驱动效应和市场发展驱动效应的调节。在全国层面上和政策质量型区域，激励性政策规制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通过提升知识资本水平实现。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与企业家精神--基于“智慧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以2010-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市为样本,借助智慧城市设立的“准自然实验”,分析数字经济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首先对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进行评价,并结合面板门槛回归、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家精神成长的影响效应及理论机制。结果表明,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路径,数字经济显著地提升了城市企业家精神,营商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呈边际递增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南方城市,数字经济对北方城市企业家精神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相较于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数字经济对外围城市企业家精神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     

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分析

文章依据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遗传算法的投影寻踪模型对30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接着使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各省份创新效率加以测量，最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就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和溢出效应做检验分析。研究发现：发展数字经济对提升区域创新效率影响显著；发展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溢出效应为负，即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抑制邻近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上述结论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据此，各地区在向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应注意区域间数字经济均衡发展，以实现我国整体创新效率最优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贸易发展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数字贸易发展为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带来重要机遇和动力。文章测度了2013～2017年中国257个地级市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以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全球价值链地位,研究了数字贸易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城市数字贸易发展显著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门槛效应检验显示,该影响呈现边际递减的非线性特征。经过跨境电商试点政策多期DID检验及Bartik工具变量等检验,研究结果依然稳健。机制研究表明,城市数字贸易发展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两条路径分别是技术创新和成本节约;相对于成本节约效应,技术创新效应需要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异质性检验表明,城市地理区位、所属城市群、城市层级的差异都会影响研究结果;对中国西部地区、稳定型城市群及四五线城市而言,数字贸易发展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明显,说明数字贸易发展具有重要的普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