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为何终告惨败?——关于民主、内争、文化特质和战争效应的辨析

雅典为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终告惨败?对此,修昔底德直接提出了内争这一远非肤浅但仍有限的答案。此外,自古以来最为流行但不无偏颇的观点是雅典败于其民主政治,尤其是它在最后阶段的巨大混乱和严重失控;雅典政治领导的个人素质蜕变和由此加剧的内部争斗也得到了格外的强调,而雅典战败被特别归咎于此。所有这些解说都不同程度地指出了导致雅典惨败的部分重大缘由,但它们并非最深刻、最重要的缘由。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锐利的目光审视,我们可以洞察雅典的根本败因乃是植根于社会本身的深层文化特质,连同城邦政治和社会心理在战争重压之下的脆弱性。漫长的战争给雅典社会/政治机体施加了难以承受的经久压力,同时大大加剧了其深层文化中以极端个人主义为特征的“亚西比得综合症”及其独特的“傲慢”。它们撕裂了愈益脆弱的社会纽带,侵蚀了雅典赖以打赢战争的内在活力。     

战略、制度和文化的较量——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罗马与迦太基

作者认为需要以战略、制度和文化三方面综合较量的视野看待第二次布匿战争——决定西方文明未来方向的一场持久大战,并在它们互相能动的关系中探究和展示罗马最终战胜迦太基的基本缘由。在制度领域和首先体现于民族精神特质的文化领域,较量的主体是作为两个国家或社会实体的罗马与迦太基,而在战略领域,它们却大致只是汉尼拔个人与元老院主宰的罗马国家。罗马赢得了所有三方面的较量,其中真正艰难并且确实曲折跌宕的是在战略方面,包含重要的战略机理,而费边和小西庇阿是罗马统治集体内战略贡献特大的两位军事统帅,罗马的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则构成战略优越的终极条件。比较而言,作为民族精神和政治文化竞争的文化较量最深刻、最广泛,制度较量次之,战略较量又次之。然而,由于军事天才汉尼拔,对人类事务影响非同小可的偶然性在这场战争中大大有利于迦太基而非罗马,体现了人世间偶然对“结构性”必然的一幕精彩反差。     

伊拉克“战争动员”:对美国总统话语的一种分析

国际政治经常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更多的场合它则是与唇枪舌剑有关。事实上,在国际关系中,语言是至关重要的,它经常处于政治分析中的显著地位,并对实际的政治进程及其结果构成影响。作者关注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政府如何利用一系列政治话语,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而铺平道路,并选择美国总统布什的“战争动员”话语,对其进行必要的社会/文化分析。文章提出一种研究假设,即布什把政治语言作为对伊拉克政策的一项战略工具,通过把萨达姆政权叙述为一个迫在眉睫的“敌人”,将它“邪恶化”和“罪孽化”,使美国政府在采取“更迭”一个主权国家政权的行动方面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伊拉克“战争动员”:对美国总统话语的一种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政治经常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更多的场合它则是与唇枪舌剑有关。事实上,在国际关系中,语言是至关重要的,它经常处于政治分析中的显著地位,并对实际的政治进程及其结果构成影响。作者关注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政府如何利用一系列政治话语,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而铺平道路,并选择美国总统布什的“战争动员”话语,对其进行必要的社会/文化分析。文章提出一种研究假设,即布什把政治语言作为对伊拉克政策的一项战略工具,通过把萨达姆政权叙述为一个迫在眉睫的“敌人”,将它“邪恶化”和“罪孽化”,使美国政府在采取“更迭”一个主权国家政权的行动方面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修昔底德陷阱"的国内政治逻辑

近年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因“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而再度风靡。当前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往往简化了从和平到战争的过程,尤其是缺乏足够的古典史依据。从和平到战争的过程通常是危机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危机视角下的过程机制研究是有关“修昔底德陷阱”讨论的主要薄弱环节,现有强调“恐惧”和“同盟”的主流解释机制都存在着一些无法回避的逻辑或史实问题。在危机研究的视角下,对于从希波战争后的雅典复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间的“五十年危机”时期,大致可以区分为危机背景性因素形成、偶然性危机、派生性危机、敌意合理化危机和边缘政策危机五个阶段。雅典在希波战争中的崛起催生了雅典和斯巴达城邦内部强硬派的先后形成。伊庇丹努事件作为偶然性危机重新激活了被《三十年和约》暂时冻结的两国国内强硬派与温和派的角力,以致危机一再升级导致大战爆发。在危机的各个阶段,雅典和斯巴达内部强硬派与温和派在城邦内外政治互动过程中的势力消长是影响各个时期两强关系走向的主要因素。危机下的国内政治动能是“修昔底德陷阱”过程机制研究的理论增长点。     

恐怖主义难题:一种多维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对恐怖主义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和解释,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尚存分歧。由于对恐怖主义的话语权几乎被国家这一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所垄断,故战争及专制恐怖行为常常被忽视。在国际社会中,反什么“恐”、用什么“反恐”、怎样“反恐”事关各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如何看待战争恐怖行为则是重要分歧所在。包括战争在内的恐怖主义行为是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打击恐怖主义单独依赖军事手段难以成功。总体上看,人类尚未找到有效的办法来解决恐怖主义这一世纪难题。     

恐怖主义难题:一种多维视角

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对恐怖主义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和解释,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尚存分歧。由于对恐怖主义的话语权几乎被国家这一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所垄断,故战争及专制恐怖行为常常被忽视。在国际社会中,反什么“恐”、用什么“反恐”、怎样“反恐”事关各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如何看待战争恐怖行为则是重要分歧所在。包括战争在内的恐怖主义行为是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打击恐怖主义单独依赖军事手段难以成功。总体上看,人类尚未找到有效的办法来解决恐怖主义这一世纪难题。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原因探析

公元前431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围绕古希腊两个主要的集团——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进行。笔者认为这次战争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雅典帝国通过两次扩张实力得到显著提高之后,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慌。其次,两大同盟之间的战争背后的实质是其商业利益的冲突,即科西拉地处商路要冲以及雅典帝国对于科林斯商路的威胁。     

战争、政治与道德——国际关系伦理思考之二

本文首先大略观察了后冷战时代世界和中国所面临的战争与和平的形势，然后借助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阐述了战争的定义以及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再通过分析国际关系理论中常被认为是非道德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观点，来探讨政治与道德的一般关系。其中心思想是：战争应当受政治的目标控制，而政治则应当受道德的手段限制。     

人类学视野下的战争现象思考

将个人暴力与简单的争执视为现代战争的一般形式,这是混淆视听的做法;将战争视为人类生物学本性的必然结果更是荒谬的。在人类社会,愤怒刺激常常转化为人文学意义上的敌意态度或暴力行为。在一个机构中,矛盾冲突往往是由风俗、科技、道德以及法律的规范所引起。从文化角度来说,导致一个新机构和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诞生的战争是颇有成效的。直到已经建立起一批可转移财富．直到食品可以保存和运输,直到生产方式提高到可以使每个人能够生产出比他的消费更多的东西时,经济才会是战争的直接动机。战争最重要的文化影响就是通过胜利者与被征服者的功能分割,以及新制度的发展改进国计民生,这里的新制度是指胜利者提供政治要素．而被征服者提供经济效益。就战争使资源衰竭,破坏社会结构而言,极权主义的记载与人类社会的宪法是矛盾的,宪法保障正常的生产,维护业务,传输财富、团结、理性和良心,所有这一切都是真正文明的标准和价值观。     

战争与经济

战争与经济是一门科学 战争与经济是值得研究的一门科学,它可以使人们从中得到启示,战争是如何发生的?战争作为政治手段对经济的反作用是什么?如何消灭战争,在和平环境中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造福于人民.当然,战争不仅与经济相连,它除了包括财政、金融、交通运输、商业以及人民生活等各个经济领域外,还与政治、文化、宗教等有密切关系.     

浅析影响伊朗城市发展的因素

伊朗城市的发展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无法选择的自然因素给伊朗城市带来了影响其发展轨迹的一些先天性因素;历任统治者的政策措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各个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战争更是不可避免的对伊朗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双刃剑”的效果。     

荒唐时代的“怪胎”文学——中国文革文学与日本国策文学初探

翻开中日两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会发现两者都有一个布满尘埃的角落——中国文革时期的极“左”文学和日本“十五年战争”中的国粹、国策文学。也许有人认为它们微不足道,不值得研究。但是,它们至少都确确实实地存在五年以上。而且,它们的存在是轰轰烈烈的,是那一时代的文学主潮。不管它们的政治倾向是多么荒唐,在艺术上是多么“非艺术”。然而,无论是其存在的广泛程度,还是其造成的社会影响,都没     

跨国公司与战争——以美国跨国公司卷入美伊战争、刚果内战为例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跨国公司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和维护自己在国外的经济利益,介入并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一些战争。本文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分析了跨国公司介入战争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为此,发展中国家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应慎重对待跨国公司的投资,并且同国际社会一道采取积极的防范政治和军事风险的措施。     

对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政治特征的若干认识——对于两次经济全球化高潮的比较

经济全球化的两次高潮分别发生在 19世纪后期至 2 0世纪初以及冷战后的当今时代 ,其共同特点是垄断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第一次经济全球化高潮与当时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相结合 ,曾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战争”。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高潮中 ,垄断金融资本主义特点有了进一步发展 ,但是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下 ,其引发的国际政治效应并不相同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可以避免 ,全球化核心国家与被全球化排斥在外的国家以及核心国家与新兴强国之间的矛盾则存在引发战争的可能。     

整体性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战争与和平观

“整体性”范畴作为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条重要线索,表明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和思维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梳理了人类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揭示了战争的起源和演变。列宁、毛泽东说明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人类摆脱战争实现和平的途径指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战争与和平观的守正创新。考察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为我们在整体和平但局部战争不断的国际环境中如何实现真正永久和平提供思路。     

试论战争同盟的形成及其影响——以一战中的协约国为例

同盟是国际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与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对同盟的褒贬不一,赞成者认为它是消除战争的一种有效手段,应加以充分利用,反对者认为它加剧了紧张局势,应该对战争负责,呼吁各国抵制同盟政策。部分学者甚至认为人类历史上两次最大规模的世界性大战皆是由于国家间结盟或不结盟而引起的,因而有必要对战争同盟进行研究。有关战争同盟形成的中心问题主要有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形成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主要观点的评析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指出未来世界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或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而我们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推动历史发展包括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一些文化的差异不足以引起社会的动荡和战争，真正的动荡和战争还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固有矛盾而引发的，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利益的冲突。尽管文明差异也是产生国际冲突的诸多原因之一，但决不是主要矛盾，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金融版"9.11"和战争救市

席卷世界各地的由华尔街引发的金融海啸,目前仍在发展与深化之中。我们不应低估这场始发于美国、蔓延到全球的危机的严重性,它至今也许还没见底,未来冲击波还可能连连不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场金融领域的危机,很可能诱发以外交事件或战争方式转嫁危机的各种阴谋与冲动,危机的源头——美国还在发出这样或那样不详的信号,人们不得不对更坏后果有更充分的思想准备。当然能否出现大规模战争,现在也无法做肯定的结论。毕竟危机还处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各种结果的可能性都存在。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国际政治的层面来看,金融危机持续时间的长短、后果的烈度等,正在对国际政治版图产生微妙的影响。     

伊拉克战争后的中东局势与美国全球战略走向

美国发动对伊战争,从战略层面来看,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战略、地缘政治战略、石油能源战略和民主政治战略的综合考虑,是与全球战略的调整和改造中东的决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战后中东局势出现了较大的变化: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中东地区的战略态势进一步失衡,美阿矛盾日趋加深,恐怖活动有所加剧,巴以和平进程重新启动,伊朗和叙利亚可能成为美国下一个打击目标。但是,美国在中东也面临伊拉克战后重建等棘手问题。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走向是战略重点继续放在中东地区,全球战略军事部署逐渐东移,重新关注其他全球力量中心,构造新的全球霸权机制。我国必须准确判断伊拉克战争和美国战后战略走向对我国战略环境的影响,及时制定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