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输入与合意生成——基于湖北S村公共品实施的经验

税费的取消改变了公共品的供给方式,国家主要以项目的方式向下输入资源,但项目落实过程中容易产生意外后果,项目资源遭到损耗。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下,湖北S村落实的公共品与村民需求相符,建立了制度化的渠道让村民参与协商,公共品的实施过程公开化、规范化,并积极回应“钉子户”问题,这提高了村庄承接国家资源的能力,也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研究发现,村庄有效承接资源的关键在于合意的生成,乡村干部之间以及村庄内部在制度监督和关系动员中形成相互合作的行动状态。     

村社包干:资源下乡背景下村级公共品供给的有效路径——基于对广西星村的经验考察

资源下乡背景下,部分农民在项目落地过程中的不合作行为是阻碍村级公共品得到充分有效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本文研究的问题意识所在。实地研究发现,项目落地会对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造成破坏,形成村级公共品供给的"落地成本",农民不愿承担这一成本是其不合作行为的产生根源。广西星村的经验表明,通过转变资源下乡形式、调整基层治理单元并强化规则供给,可以建立村级公共品供给的"村社包干"模式。该模式能够重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并激活基层民主,从而有效激发农民承担"落地成本"的意识与意愿,实现对农民不合作行为的有效治理。"村社包干"模式的提出为资源下乡背景下的村级公共品供给工作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农村公共品供给:变迁、问题及出路

农村公共品有两大问题,即从何处获得供给资源及如何实现公平和效率。农业税时期,国家供给责任不清晰,农民供给任务过重,基层治理出现问题;后税费时期,国家强化供给责任,无论项目化管理技术,抑或向市场购买服务,均存在基层实践问题。如果允许县域适度整合项目资金,以村社集体为载体输入项目,能实现农村公共品供给目标。     

农村公共品的组织化供给与集体再造

税费改革后,资源困境成为制约村社集体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技术化的公共品供给路径不仅没有促使国家的财政资源转换为集体性治理资源,反而造成了治权弱化、集体的客体化以及秩序维持的利益化等治理困境。成都市通过整合资源、创设议事会制度、制订民主工作六步法等制度与机制创新探索出了公共品供给的组织化路径,其所内涵的村级资源的统筹与转换机制、集体利益的生成机制以及村民的民主参与机制从集体性资源、集体性利益以及集体性组织体系三方面促进了村社集体再造,这对于优化农村公共品供给方式,提升集体的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村庄民主化治理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本文利用一组实地调查数据,计量分析了目前村庄民主化治理对公共品供给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村集体经济水平的提高,选举的规范程度对公共品供给数量的正向影响会得到强化;选举的激烈程度对于公共品供给数量具有"倒U型"影响。需要注意的是,选举对公共品供给数量的影响机制,一定程度上表达的是村庄之间对政府资源的争夺,所以,选举主要影响了资源在村庄之间的配置而非资源总量的增加。     

村治主体的缺位与再造——以湖北省秭归县村落理事会为例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着治理主体缺位的村治困境,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村级组织自治功能弱化和内生性村治主体无法生成,使村庄自治事务处于管理真空状态。基于加强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湖北省秭归县的"幸福村落"创建活动开辟了以村落理事会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供给式的村治主体再造路径,具体从村治主体的治理单元、治理资源和治理规则三个方面展开再造。村落理事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通过构建在村精英的吸纳机制、村庄内部资源的调动机制以及民主协商积极性的激发机制,实现了村庄的良性治理,适应了农村社会非规则化、非格式化的特征,是应对村庄琐碎事务的扁平化治理机制。湖北省秭归县的村落理事会建设经验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改革提供了方向。     

“一事一议”将何去何从——后农业税时代村级公共品供给的制度变迁与机制创新

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是后农业税时代村级公共品供给的制度安排,在实践中困难重重。通过对一事一议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和基层实践的调查分析,本文指出财政奖补提升了村干部和村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公共品供给的效率。对此,政府在加大财政投入规模的同时,要强化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继续依托一事一议这一平台,推进建立各方共同参与的长效供给机制;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充分发挥村集体的主导作用。     

资本下乡中村企合作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产业兴旺”与“治理有效”。随着工商资本下乡,农业产业发展迅速。在资本下乡过程中,村企矛盾纠纷的实践困境,重构原有村庄治理结构,推动村企合作治理模式生成。村企合作治理的主体行动逻辑不同,各个主体进行策略性合作,促使形成目标一致的合作治理行动。村企合作治理模式,将企业纳入村庄治理主体,通过村庄联合党委的治理平台,发挥合作治理优势,实现治理主体、治理形式和治理效果的合作治理逻辑。资本下乡中的村企合作治理,一方面促进村庄治理结构优化、村庄共同体再造和村企矛盾纠纷减少,另一方面村企合作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因此,村企合作治理要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维护村民合法权益,有效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村级债务：形成机制与衍生后果——基于鄂东D村的个案分析

村级债务一直是困扰基层治理的重大问题。税费时期的传统村级债务主要是在压力型行政体制的运作模式以及传统型村干部共同作用之下形成的,属于资源挤压型村级债务。不同于传统村级债务,农业税取消之后的新村级债务是在国家大规模资源下乡背景下产生的,是一种资源输入型负债,主要是在提供兜底作用的大量下乡资源、内在动机的乡村利益合谋以及保障实施的富人型村干部治理手段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高昂的新村级债务给乡村社会带来严重的治理后果,表现为村庄社会分化、基层权力固化以及村庄主体性弱化。村级债务规模与范围不断扩大容易造成严重的治理困境,需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实践困境与推进路径

推进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对于维护农民根本利益、实现农村社会有效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发展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关键在于实现制度化。当前,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还存在制度供给不足、监督问责机制缺失、农民主体理性不足以及基层干部协商民主意识不强等实践困境。推进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应完善基层社会的协商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保障基层群众的协商权利,实行有效监督,建立问责机制,培育农民理性精神,增强基层干部协商民主素质,切实推进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     

参与式发展与贫困村庄公共品有效供给研究——基于华润希望小镇的案例分析

在当前以"自上而下"的项目制和"一事一议"为主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下,贫困村庄往往面临着公共品供需结构失衡和供给缺乏可持续性等问题。华润希望小镇的案例表明,外部组织向贫困村庄输入资源进行援助和干预时,可以通过参与式发展模式实现村庄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在该模式下,通过赋权,让农民参与到公共品供给决策中,可以促使公共品供需结构平衡;通过赋能,发展村庄集体经济并建立村庄管理制度,可以使村庄具备自主供给、管理和维护村庄公共品的能力;由此既能实现村庄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改善贫困村庄的状况并促使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项目制实践与基层治理结构——基于中国南部B县的调查分析

中国基层大规模的项目制实践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本文以中国南部某县项目制实践为个案,从参与主体互动的角度,呈现项目制实践中的基层治理结构。研究发现,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三大机制主导了项目制实践中的基层治理结构。其中,政治机制反映出县级政府政治意志贯彻及其对分散的部门项目资金的整合;行政机制代表着项目制实践中县涉农部门的方向性合作以及乡镇政府地位的边缘化;治理机制意味着县级政府部门在项目制实践中与村庄社会的选择性对接和上下联动。三大机制统合作用,形塑当前项目制实践中基层治理的"扇形结构",其背后反映出项目资源非均衡供给、项目制实践与典型治理的耦合以及国家与村庄社会关系调整等多重现实。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机理与优化路径

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是赋能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运作的重要工具。文章基于“一家亲”APP赋能鄂西南Q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考察,发现数字技术能够从主体参与、有效协商、决策落地、监督问责四大维度赋能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主要表现为通过数字技术能够孪生数字空间,实现民众有效参与;增强公共理性,实现有效协商决策;整合多元主体,实现决策有效执行;强化多维问责,实现全程有效监督。未来,需进一步优化数字治理技术工具、激活数字治理参与机制、构建数字治理组织机制、增强数字治理规则供给,提升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民主治理效应。     

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市场包干制”：运作模式与实践逻辑

建设与分散小农户有效对接的公共品供给机制是乡村善治的关键命题。国家在外部监控的前提下将公共品供给事务承包给私人主体,生成了"市场包干制",它能够实现前台治理与后台治理的分离,形成了双层治理格局。市场机制能够通过激励清晰化实现服务专业化,而村社组织的支持能够降低协调成本,二者协同实现水利体系与分散小农的高效对接。由此可见,国家是公共品供给的第一责任主体,高效的公共品供给离不开国家的引导与支持;而市场机制具有调动积极性的优势,国家在有效监控的前提下利用市场机制的优势能够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     

宗族、集体行动与村庄公共品供给——基于全国“十县百村”的调研数据

乡村中宗族的存在,可以通过加强村民的集体行动能力,迫使作为村庄正式制度代表的村干部在决策中考虑村民的意愿,进而有效地解决村庄治理中常见的道德风险问题。本文以村庄公共品供给为切入点,利用集体行动的逻辑,构建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宗族如何影响乡村中正式制度的理论框架,并且利用对全国"十县百村"的调研数据,通过考察宗族强度和在公共品供给中村干部与村民意愿匹配度之间的关系,证实了本文的假说。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公共品供给的路径创新——大宁县“购买式改革”典型案例研究

建国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公共品供给主要经历了三次路径变迁。现阶段农村公共品供给普遍采用自上而下项目制供给模式,由于委托-代理链条过长、脱嵌于村庄社会、失去集体经济组织参与等问题,易形成"最后一公里困境"与"分利秩序"。本文通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公共品供给的一个典型案例进行研究,发现集体经济组织在其中体现出经济与社会双重动力。一方面,改革通过缩短委托-代理链条与赋予农户剩余索取权实现了公共品高效供给与农户增收,体现出经济动力;另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生于村庄,紧密地嵌入当地社会结构关系、政治、文化中,因而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培育了基层团结合作、自我发展的社会动力。村集体的组织能力、施工能力,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与执政文化等要素影响着两方面动力的强度与稳定性。须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人才引入、政策制定与完善、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精准动力激发,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参与公共品供给过程中的经济与社会功能。     

基于农民视角的主要农村公共品供给情况——以山东省11个县（市）的32个行政村为例

本文对山东省11个县(市)32个行政村的调查表明,主要农村公共品供给质量差已经取代供给数量不足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首要问题;科技和信息服务、医疗卫生不但是农民最不满意的农村公共品,也是农民最急需的农村公共品;主要农村准公共品的供给呈现多主体的格局,政府主导或引导、混合供给的模式已经形成。本文认为,应充分发挥农村公共品各供给主体的能动性,在继续增加供给数量的同时,更要注重改善供给质量,并将有限的资金主要投向农业科技和信息服务、农村医疗卫生领域;完善"一事一议"制度,建立农村公共品"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机制和"上下结合"的供给决策机制,使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的博弈研究——基于行为差异视角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如政府、村级组织、农民等作为"经济人"通常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其目标取向均呈现出不同层次的多样性特征,进而决定了其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的行为差异。农村公共品供给各主体不同的行为取向及相互之间存在的博弈是造成农村公共品供给滞后短缺问题的症结所在。政府是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强势主体,是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难题的关键。地方政府的局部非理性特征决定了其供给行为的扭曲,中央政府应对其约束与激励并举。农民由于内生合作能力的贫弱较难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需要一个自上而下凭借行政强力的乡村组织介入到村庄秩序的建立中,同时也要健全农民的利益诉求机制和民主参与机制。     

“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公共性建构

近年来,在基层政府推动与资本逐利的双重驱动下,工商资本下乡大规模转入农地。通过对基层政府推动"资本下乡"的背后逻辑和"资本下乡"的运作机制进行分析,本文发现,基层政府、工商资本结成"权力—资本"利益共同体,共同应对土地流转中分散孤立的农户;村级组织成为下乡的工商资本管理分散农户的代理人;基层政府联合下乡的工商资本共同获取涉农项目利益和土地增值利润,其自主利益越来越独立于公众利益,"资本下乡"背景下乡村治理缺乏公共性:治理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违背农民公共利益,治理方式在民主参与方面有待完善,治理资源利用趋向内卷化,治理结果不利于农村发展,这些都导致基层政权的民意基础遭到削弱。为了建构乡村治理公共性,需要从改善基层政府治理机制、完善地方政府治理体制、发展农村社会力量三个方面做出努力。     

发挥民主的民生绩效——村级公共品供给的制度选择

农村基层民生事业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巨大阻力。决策方式和投入方式是农村基层民生事业的两大支柱,本文通过将前者分为集中式决策和民主式决策、将后者分为制度内投入和制度外投入,构建出了村级公共品供给的四种基本模式。研究发现:在2000～2007年期间,制度变迁主要是从集中式决策向民主式决策转变;在2008～2012年期间,制度变迁主要是从制度外投入向制度内投入转变;而在2013年以后,随着投入方式的转变,决策方式也出现了新趋向。项目制度大有取代村民一事一议制度之势,标志着中国村级公共品供给面临新的制度选择。本文通过对项目制度既有实践绩效的梳理和村级公共品基本性质的分析,认为以制度内集中式供给为基本特征的项目制度难以担当起村级公共品供给的使命,而具有制度内民主式供给特征的新型村民一事一议制度更加符合中国农村基层的实际。积极发挥"民主的民生绩效",应当是中国村级公共品供给体制变革与机制创新的一个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