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激励分散度、企业风险承担与战略绩效研究

代理问题的存在会导致管理者“短视”,出于私利,管理者往往不愿意承担风险,这虽然会给企业带来短期经济利益,但也会给未来发展埋下隐患。为解决此类代理问题,高管团队成员激励将发挥关键作用。因此,研究高管团队激励对企业绩效影响,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以及企业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影响,对于中国企业的激励契约设计、经济增长和潜在风险认识均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债务契约与企业风险承担:影响效果及机制检验

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债务契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债务契约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进一步分析发现,债务契约主要通过降低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而达到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治理效应,具体表现为代理成本在债务契约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同时发现,契约期限异质性、经理管理防御与管理层持股在债务契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风险承担:理论路径与经验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管理者财产风险存在"兜底"效应,有助于缓解管理者的风险规避等代理冲突,但同时也可能导致管理者自利成本降低从而诱发潜在的道德风险。为此,本文以2007-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引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有助于增加企业风险承担;在控制了内生性等问题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对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主要通过"激励效应"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而"道德风险效应"没有得到支持。本文是基于企业风险承担视角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首次研究尝试,对于深入理解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角色具有重要意义。     

股权激励契约研究

经济的高速发展,促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股权激励作为一种中长期激励模式,能有效解决由此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股权激励在20世纪90年代初传入我国后,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办法》出台后,上市公司的股票期权激励契约愈来愈规范化、国际化,正在逐渐步入良好的发展轨道,其中监管部门的规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我国股票期权激励契约有着很多的特点,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随着我国股票期权激励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探索。     

期权激励与企业并购行为

本文以2006年至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期权激励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授予高管的期权激励显著提升了企业发起并购的可能性和并购规模。缓解代理问题和提升风险承担是潜在的作用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激励对象异质性会影响期权激励的效果,期权激励对企业并购倾向和并购规模的提升作用在管理者年龄较高、管理者任期较长以及管理者相对薪酬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此外,期权激励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最后,本文还发现期权激励提升了企业并购的财务业绩。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有关期权激励效果方面的文献,而且对于理解企业并购行为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股权激励契约研究

经济的高速发展,促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股权激励作为一种中长期激励模式,能有效解决由此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股权激励在20世纪90年代初传入我国后,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办法》出台后,上市公司的股票期权激励契约愈来愈规范化、国际化,正在逐渐步入良好的发展轨道,其中监管部门的规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我国股票期权激励契约有着很多的特点,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随着我国股票期权激励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探索。     

高管激励、风险与投资偏好

本文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出发来研究企业的投资偏好,高管对风险的偏好将影响投资行为,对高管激励组合不同将改变其风险偏好,进而改变其投资偏好以达到优化投资结构,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价值。     

高管激励、风险与投资偏好

本文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出发来研究企业的投资偏好,高管对风险的偏好将影响投资行为,对高管激励组合不同将改变其风险偏好,进而改变其投资偏好以达到优化投资结构,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价值。     

债务承担若干法律问题研究及风险防范

目前,我国法律对于债务承担尚未予以特别明确规定,从而造成司法界和实务界对此存在诸多争论,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而在债务承担中,由于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加上当事人的动机复杂多样,作为债权人的银行不但要面临客户的道德风险,还要面临市场风险和法律风险。本文拟通过对债务承担的研究,分析银行在债务承担中面临的若干法律风险并提出控制措施。     

高管薪酬粘性、风险承担与企业投资效率——管理者权力与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

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负向影响,会加剧企业过度投资,由此加大非效率投资及降低投资效率。(2)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仅对“奖优-低惩劣”薪酬契约有效。相对于非国有、高估值与制造业企业,高管薪酬粘性对国有、低估值与非制造业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3)管理者权力的提高会加剧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加剧高管权力寻租引发的薪酬补偿效应,由此稀释薪酬奖惩对业绩变动的敏感度。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会减弱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主要针对投资不足企业,对过度投资企业不显著。(4)风险承担在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高管薪酬粘性通过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来影响企业投资效率,“高管薪酬粘性-风险承担-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渠道有效。     

高管股权激励与银行信贷决策——基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实证考察我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强度越高,公司获得的银行借款越多,但主要体现在短期借款增加,而长期借款没有显著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实施经营持股激励的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激励的公司获得显著更多的银行借款尤其是短期借款,而长期借款在两类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相比激励型股权激励公司,福利型股权激励公司获得显著更多的短期借款。研究证实,高管激励机制的完善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更多银行借款,缓解"信贷歧视",但面对股权激励的风险承担效应与福利效应,银行会通过调整贷款期限来降低自身的信贷风险。     

债务结构、企业绩效与高管变更

债务结构对高管变更的影响是财务治理效率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研究了债务结构对高管变更的影响,并且探讨了债务结构与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债务中有息债务的比例与高管变更负相关,且这种负相关关系在业绩较差公司中更加显著;公司有息债务中短期债务的比例与高管变更正相关,且这种正相关关系在业绩较差公司中更加显著。本文丰富了债务结构和高管变更方面的研究,对改善我国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之文献综述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在国内的建立和高管薪酬数据的渐次披露,高管激励问题己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普遍关心的话题。本文就对国内外关于高管薪酬影响因素有关的研究进行了总结。     

股权激励对公司风险承担影响的研究综述

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长效激励机制,被认为是缓解委托代理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管理者与股东在风险承担上的冲突是代理问题的表现之一,股权激励机制是否能发挥其激励效果,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目前已有文献中相关研究的结论不一,且有较大差异,本文对此进行了梳理,并据此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股权激励影响风险承担:代理成本还是风险规避?

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的关系的解释有代理成本假说和风险规避假说。代理成本假说认为高管持股可以降低代理冲突,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当高管持股比例超过某一临界点时,壕沟效应出现,降低风险承担水平。风险规避假说则认为高管持股使高管的人力资本集中于某个公司,财富分散程度降低,加重了管理者的风险规避程度。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呈倒"U"形关系,这种倒"U"形关系只存在于产品市场竞争高组,这两个发现支持了代理成本假说;用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发现代理成本越高,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进一步验证了代理成本假说。本文较为完整地梳理了股权激励影响风险承担的逻辑,丰富了企业风险承担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文献,对中国企业的激励契约的设计、经济增长和潜在风险的认识具有重要启示。     

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中介效应分析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要。股权激励作为企业激励核心员工的长期性制度安排,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及影响机制一直是研究的焦点。通过对2006—2022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融资约束、风险承担作为中介变量考察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采用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研究结论：与没有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相比,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更为显著;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在股权激励促进企业创新中起遮掩作用,阻碍了企业创新。以上研究结论对企业用好股权激励工具、拓宽融资渠道和选择创新路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商誉与企业风险承担

商誉泡沫已成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隐患,然而关于商誉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却较少受到经验文献的关注。本文以中国资本市场2007-2014年间发生商誉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商誉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机理并加以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商誉已成为企业承担较高水平风险的重要信号,公司拥有的商誉资产越多,其承担的风险水平相应越高。进一步的考察发现,伴随减值准备计提比例和企业成长性的提升,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显著增强。本文不仅丰富了商誉的经济后果文献,而且可为准则制定机构修订和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优化投资者投资决策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