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动态“双循环”视角的研究

文章从资本循环及价值创造角度分析了在双循环中双向FDI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影响机制,采用1984～2019年对外经济贸易及相关产业数据,通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果显示：OFDI、IFDI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2013年之后的样本长期协整关系不显著;OFDI冲击引起产业结构升级持续正向的影响,IFDI冲击引起产业结构升级持续负向的影响,而产业结构升级冲击则引起OFDI、IFDI持续负向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以科技创新的高质量的IFDI推动国内循环,OFDI推动国际循环的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策略。     

金融科技、双向FDI与区域创新

金融科技颠覆了传统的金融业态，为金融服务业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了金融科技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选取双向FDI作为中介变量。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显著提升区域创新能力；（2）双向FDI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并且OFDI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效果要大于IFDI;(3)在金融科技的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中，双向FDI起到了中介作用，并且该中介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     

双向FDI协同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全国省级经济发展数据的实证研究

探究双向FDI协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及其效应,有利于扩大开放,是实现经济长远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基于2008-2020年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研究了双向FDI协同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1)双向FDI协同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2)不同地区双向FDI协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同,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3)对于高质量发展的不同维度,双向FDI协同的影响也不相同。因此,政府应该鼓励“引进来”和“走出去”,提高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完善引进外资以及对外投资相关法律政策,更好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际直接投资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

创新能力是评价一国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决定了国家发展的动力和潜力。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一国创新能力不仅取决于国家内部因素,而且与国际经济状况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息息相关。本文首先对其他学者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概括;其次,通过选取我国数据,实证检验了IFDI与OFDI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IFDI对我国创新能力有正向影响,OFDI对我国创新能力影响不是很显著,可能有微小的负面影响。IFDI是创新能力的格兰杰原因,OFDI不是创新能力的格兰杰原因。     

数字金融发展助推地方FDI流入

<正>实证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吸引地级市外国直接投资具有显著且稳健的促进作用。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地级市的创新创业活力而增加了FDI的流入。相较于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非东部地区地级市的FDI有更积极的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

创新能力是评价一国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决定了国家发展的动力和潜力.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一国创新能力不仅取决于国家内部因素,而且与国际经济状况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息息相关.本文首先对其他学者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概括;其次,通过选取我国数据,实证检验了IFDI与OFDI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IFDI对我国创新能力有正向影响, OFDI对我国创新能力影响不是很显著,可能有微小的负面影响.IFDI是创新能力的格兰杰原因, OFDI不是创新能力的格兰杰原因.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FDI与中国工业绿色发展——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FDI对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发现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促进作用非常显著;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FDI的交互效应能明显促进工业绿色发展,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FDI的交互效应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中国港澳台地区FDI的结合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发展,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其他地区FDI的结合明显地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发展.因此,其他地区外资比港澳台投资更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发展.     

数字金融、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发展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地区)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新兴数字金融科技公司的数字金融发展与传统银行的数字金融发展两个角度对比讨论了数字金融对金融集聚、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探讨了金融集聚在数字金融影响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新兴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东、中、西部地区实体经济发展均具有较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传统银行的数字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不显著;（2）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数字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3）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金融集聚,且主要是由新兴数字金融发展引起,而传统银行数字金融发展对金融集聚的正向促进效应不显著,中介效应也不显著。本文建议各地区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推动金融集聚,发挥金融集聚的规模效应,促进地区实体经济的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的门槛面板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2006—2018年长江经济带的省际面板数据,在利用基准回归模型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促进作用的基础上,构建了门槛面板模型,检验不同经济开放度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衡量经济开放度的三个指标中,研发强度和技术差距均存在单一门槛作用,并且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起到明显地促进作用;而市场开放度则存在双重门槛,呈现出先促进再阻碍而后又促进的过程。最后,结合长江经济带地区的发展实际,提出了利用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措施建议,以期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外商直接投资的绿色环境效应分析——以中部五省为例

本文以碳排放为环境问题的典型代表,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环境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显示：FDI、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均会影响环境污染,FDI还会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间接影响环境污染。中部五省1997-2020年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显示：FDI存量对二氧化碳排放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也会促进碳排放,而样本省市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门槛回归结果显示：当超过一定规模后,FDI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会显著下降;当环境规制达到一定水平时会显著抑制碳排放,而低于该水平会促进碳排放。建议进一步促进绿色FDI发展、强化环境规制,以使其对碳排放起到减排、控排的作用。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2011～2020年省域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超效率SBM模型测算数字经济水平和绿色经济效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基于产业结构升级中介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且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路径间接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对产业结构升级进行分维度检验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新化也是实现数字经济提升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路径;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中西部地区这一作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金融结构、双向FDI与技术进步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1990—2014年6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系统研究了金融结构对一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并检验了双向FDI中介效应的存在。研究表明:(1)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更有利于推动一国的技术进步,克服了内生性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后,结论依旧稳健。此外,随着一国技术层次的提升,金融市场对其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呈依次递增趋势,但金融市场在金融结构中的比重并非越高越好,一国需要与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最优金融结构。(2)中介效应整体检验发现,双向FDI是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促进一国技术进步的两个渠道,OFDI发挥的中介效应要大于FDI。(3)分组检验发现,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向FDI均存在中介效应,但发展中国家双向FDI发挥的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贡献更为显著。     

政府监管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本文利用2016-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就政府监管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机制、中介效应和区域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监管能够促进数字经济水平的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创新水平间接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采用门槛模型发现,政府监管对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具有非线性;政府监管对数字经济的积极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更加显著。     

FDI与公共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大部分研究认为FDI或公共支出分别独立的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很少将两个因素放在一起研究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含有FDI和公共支出的动态模型,其中把FDI作为技术进步的原因,利用我国1986-2003年的面板数据,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两个样本对公共支出和FDI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公共支出在两个样本中对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而FDI在中西部地区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数字经济对工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兼论创新水平和市场分割的机制作用

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产业链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产业链韧性指标体系,并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工业产业链韧性具有促进作用,而市场分割在这一影响中呈现负向调节效应。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提高创新水平来增强工业产业链韧性。进一步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工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会因地理区域、能源丰裕程度而有所不同,在北方地区和能源贫乏区域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小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创业板企业的证据

中小企业创新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2012-2018年创业板上市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层面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深入分析该影响在不同特征样本间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中小企业创新,且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激励中小企业创新。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该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中小企业中更加明显。     

多维距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与面板门槛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多维距离(制度、经济和地理距离)考察距离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首先运用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和固定效应方法,对东道国与我国在制度、经济与地理上的差距如何影响中国OFDI进行了定量研究,然后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制度距离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具有负面影响,即我国OFDI具有制度相似性特征;相较于发达国家,制度距离对发展中国家OFDI的影响更为明显,且呈倒"U"型结构。经济距离对我国OFDI存在国别差异但门槛效应不明显,经济距离与发达国家OFDI正相关,而与发展中国家OFDI负相关。地理距离对我国OFDI存在显著的阻碍作用;我国对地理距离较远的国家进行投资,存在明显的市场寻求型投资动机。最后对制度、经济与地理三维距离影响OFDI的总效应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地理距离对OFDI的负面作用最大,占据主要影响因素,经济距离的影响程度居于其次,而制度距离的负面影响相对最小。     

FDI、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要素投入还是TFP?——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对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分析显示,FDI只是通过要素投入机制而并没有通过TFP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我国的金融发展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金融发展也并没有显著地提高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市场化转型与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市场化转型的制度视角,利用中国30个省、市1997-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FDI本身对经济增长并不具有正向的作用。然而,在市场化转型深化的制度条件下,FDI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得以显现,市场化转型程度越高的地区,能从FDI的流入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另外,政府干预减小、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产品市场发育有利于FDI溢出效应的发挥;而要素市场环境和市场中介及法律环境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则不显著。     

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

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19年的微观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环境规制、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发挥促进作用,且该抑制效应和促进作用在行业、地区、产权性质三方面存在异质性;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能够显著缓解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效应,且该调节作用更多集中于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重污染企业;第三,在非线性情况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存在“U”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