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与农户消费——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北大核心

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消费,促进农村消费提质升级,对于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中国经济转型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有显著促进效应,数字金融将带来户均消费提高24.50%,2016年折合消费为8694.81元。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提高家庭非农就业水平和金融可得性引致消费增长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中低收入农户、参与互联网理财和网络借贷农户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金融的消费增长效应高于同期传统信用卡使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新时期扩大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的覆盖范围以驱动农户消费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持有风险金融资产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升级吗?

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存在复杂的联系。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2019年两期调查数据,采用OLS、2SLS和中介效应方法,探讨了持有金融资产对农村家庭消费及消费结构的影响作用与机制。研究发现,持有风险金融资产显著提升了农村家庭消费水平,加大农村家庭在通信消费、医疗保健、教育等发展型消费方面的支出。机制分析表明,持有风险金融资产通过金融财产性收入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农村家庭消费。以金融理财产品为例,进一步探究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现状及影响因素,较城镇家庭,农村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可能性低,没有相关知识、不知道如何购买、受投资门槛限制是影响农村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持续提高农村家庭金融素养,引导农村家庭适度参与风险金融市场,从而更好地优化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升级。     

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地区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我国各省份2011—2017年数字普惠金融及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构建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分析框架,并从全国层面及分地区层面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与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扩大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数字支付服务和数字投资服务都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其中数字支付服务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而数字信贷服务对提升消费发挥的作用有限。从分地区的层面看来,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中部和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支付服务的使用能够有效促进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发挥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数字信贷服务对三个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有限;数字投资服务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上述研究发现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有一定启示作用。     

金融发展、收入水平与居民文化消费——基于城乡差异的视角

本文利用2005～2017年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包括发展的规模及效率)以及收入水平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的规模对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没有显著的影响,金融发展效率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就居民文化消费的城乡差异来看,金融发展的规模扩大以及效率提升都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异,且金融发展效率的缩减效应更明显,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边际提升效应更大,而收入差距则显著扩大了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异。此外,社会保障水平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没有显著影响,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显著为正,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价格弹性要低于农村居民。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基于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2011—2020年我国西部地区8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并从结构和区域两个角度考察这种影响的异质性,此外,借助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缩小,且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具有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的作用效果最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减缓效应高于西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来间接缩小消费差距。据此,提出加快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建设、优化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环境、推动西南西北地区协调发展、加大西部农村地区扶持力度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2011—2020年中部六省的实证

研究目的：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效应及机制,为数字普惠金融助力耕地利用效率提升提供参考。研究方法：超效率SBM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2011—2020年研究区耕地利用效率波动性提升且高值分布由点状演变为片状;（2）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各维度指标对耕地利用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数字普惠金融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存在省份异质性、阶段异质性和规模异质性;（4）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增加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提升耕地利用效率。研究结论：应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进一步激发信贷、投资和保险对耕地利用效率的正向作用,精准匹配金融服务需求,通过提高农民收入和增加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改进耕地利用效率。     

数字金融使用何以影响农户家庭财富——基于中西部5省份944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

本文基于中西部5省份944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使用影响农户家庭财富积累和财富不平等的总体效应、传导机制、门槛效应和个体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家庭财富积累和缓解农户家庭财富不平等,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是两个重要的传导机制。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财富积累和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基于数字素养的双门槛效应和基于金融素养的单门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的财富规模、财富不平等程度、风险偏好、户主受教育水平的农户之间以及脱贫户和非脱贫户之间,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财富积累和财富不平等的影响都具有显著差异。本文研究的重要启示在于：要充分发挥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和对农户家庭财富不平等的缓解作用,需要加快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着力优化农村数字金融营商环境,通过差异化的政策不断提高农户数字素养和金融素养。     

数字普惠金融、家庭借贷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数据库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库统计的数据,选用OLS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以及不同林业收入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农户林业收入,关键性影响作用在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为农户带来的移动化、实惠化、信用化和便利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低收入水平农户的林业增收效应不显著,而对中等收入水平农户和高收入水平农户的林业增收效应显著;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家庭借贷约束,提高资金的可获得性,促进农户林业投入,从而提高农户的林业收入。因此,为使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更好地为农村地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应该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宣传普及、完善体系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策略。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以我国298个地市级城市2011年～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及其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农民收入;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户创业显著缩小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这与不同地区金融发展和金融排斥程度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的结构性差异密切相关。未来在政府层面,应加强数字金融生态建设,促进区域创新均衡发展,为金融机构创造优良的数字化营商环境;在金融机构层面,应加大创新数字金融产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在农民层面,要积极学习数字技能以提升金融素养,增强创新创业能力。     

数字金融影响用水强度的机制及门槛效应研究

数字金融为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带来新机遇。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用水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降低了用水强度,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水平间接降低用水强度,数字金融对用水强度的抑制作用具有产业结构升级的单一门槛效应和技术创新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因此,提出如下针对性建议:大力发展数字金融,促进节水社会建设；合理优化产业结构,充分发掘节水潜力；持续提高技术创新,加快提升用水效率。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来自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渐进倍差法、PSM-DID方法和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农村家庭选择务工主导型和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提升家庭金融资本、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和增强社会信任程度促进农村家庭选择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原本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促进这类家庭的生计策略向非农化转变;对于原本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不仅促进这类家庭继续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还可以增大其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对于原本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会强化这类家庭继续采取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数字支付和数字理财会显著提升农村家庭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数字支付和数字借贷对农村家庭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宅基地流转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不断扩大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而推动具有财产属性的宅基地有效流转,是挖掘农村消费潜力的强力引擎。本文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追踪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工具变量法,研究了宅基地流转对居民家庭总消费、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宅基地流转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促进消费转型升级,其中,对家庭总消费的影响净效应为12.2%,对发展型消费的影响效应高于生存型和享受型消费;家庭人口数量、户主受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指标对居民家庭消费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尤其对发展型消费具有更强的提升作用;组间差异结果表明,在经济区域层面,宅基地流转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应大小顺序为:东部>西部>中部,此外,相较于“农一代”,“农二代”家庭消费受宅基地流转的影响更明显。因此,为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促进消费转型升级,应多渠道促进宅基地流转,注重提升流转户的人力资本,并警惕宅基地流转可能带来的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创业活跃度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为深入了解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文章在构建长江经济带城市共同富裕指数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11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共同富裕,该结论在考虑稳健性和内生性后依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创业活跃度提升共同富裕水平;(3)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非线性影响受到创业活跃度的调节;(4)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均能提升共同富裕水平。其中,数字化程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最明显;(5)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在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更为显著。综上,相关部门应当进一步加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夯实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鼓励大众创业,完善创业活动所需的营商环境,发挥创业活跃度的积极作用;制定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策略,因地施策,促进共同富裕水平提升。     

浙江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浙江省1984-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纯收入统计数据,对浙江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与人均纯收入之间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表明,浙江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纯收入之间确实存在长期稳定关系,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纯收入能够有效促进居民的消费支出.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文化消费差距?

本文基于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GMM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国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表现为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曲线,其拐点约出现在2016年。分位数回归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高分位数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收敛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文化消费水平的拉动作用强于城镇,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比西部地区的"倒U型"拐点出现在更早时期和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更高的位置,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拐点在样本期内尚未出现。本文的研究推动了对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理解。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农民工家庭休闲消费研究——基于收入效应和文化效应的分析

本文利用家庭的文化消费和旅游消费衡量休闲消费水平,并基于CFPS数据,从收入效应和文化效应剖析农民工家庭的休闲消费。研究结果显示,与家庭成员无农民工的农村家庭相比,农民工家庭的休闲消费水平相对较高;对农民工的休闲消费而言,收入效应和文化效应都是存在的,家庭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主要基于收入的直接效应,对旅游消费的影响基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个途径;就改变家庭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倾向而言,文化效应机制更加重要。本文指出,应当从提高农民工劳动收入和深化城市文化对农民工影响两方面着手,使农民工感受新型城镇化的成效,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和能力。     

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基于总量与结构视角

本文从增收效应、预期效应、示范效应、挤出效应四个方面构建非农就业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虑农村居民参与非农就业的自选择特征和家庭异质性特征,采用倾向分值匹配法和分位数回归模型,从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两个层面检验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研究发现,非农就业通过改善家庭收入增长性、弱化收入不确定性、强化城镇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示范性,促进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增长,但也会增加教育和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对家庭消费造成挤出效应。上述四种效应叠加后,非农就业能促使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总支出平均提高13.09%,但这一促进作用随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提高而逐渐减弱;非农就业对不同类型产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对家庭设备、居住类受流动性约束较强的耐用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强于对食物、衣着、交通通讯消费的促进作用,对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类"软性"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农就业对家庭收入为中上水平、存在流动性约束、没有购买商业保险及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这一经验判断提供了直接证据,也为进一步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宏观层面上通过经济增长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及机会平等效应有效改善农村家庭创业的外部环境;微观层面上通过信息传递效应、社会网络效应及信贷资源获取效应有效提升农村家庭创业能力。未来我国应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面向创业农村家庭提供精准化数字金融产品,让数字普惠金融成为促进农村家庭创业财富提升的有效渠道。     

数字金融参与对农村居民创业决策的影响——基于CHFS2019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民创业为推进乡村振兴赋予了新动能，而数字金融为农民创业提供了契机。文章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从微观视角分析了数字金融参与对农村居民创业决策的影响，并从信贷约束和信息约束两方面探究了数字金融参与影响农村居民创业决策的中间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创业农村居民参与数字金融水平远远大于非创业农村居民；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参与通过缓解农村居民的信贷约束和增加信息可得性正向促进农村居民的创业决策；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参与对东部地区、较高学历、身体状况健康的农村居民创业决策影响效果更大。鉴于此，提出通过普及农村居民的金融知识提升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加大中西部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居民教育程度，为农村居民创业提供更加便捷可行的渠道。     

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机制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机制,提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直接减缓相对贫困,以及通过促进居民就业创业、缓解信贷约束、互联网保险、储蓄效应等间接减缓相对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