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产信贷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农村9179户家庭的经验证据

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产信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对实现农业规模化发展、促进农林牧渔等不同性质的农业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使用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四元Probit模型检验互联网使用对正规信贷部门、非正规信贷部门的农户信贷需求与信贷获得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1）互联网使用促使农户对正规信贷部门的借贷行为及信贷需求分别提高了25.69%和18.94%,对非正规信贷部门的信贷行为及信贷需求不产生影响。（2）互联网使用提高了农户的金融素养,促使农户开通“电子银行”的行为提高了7.14%,这两种行为显著促进了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及信贷需求。（3）进一步分析显示,互联网有助于提高林农及高森林覆盖率地区农户对正规信贷部门的信贷需求和信贷行为,对非林业生产户及低森林覆盖地区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的影响则不显著。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启示：继续推动数字金融发展,借助互联网发展降低信贷成本,完善农村地区的信贷服务;加强农民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地区互联网的使用率;继续推动落后林区、通信设施不完善的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缓解林农信贷约束的同...     

正规信贷约束对农户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全国4141户农户的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农村地区缺少抵押品和信息不对称,金融服务供给长期不足,这抑制了农户的福利增加,对其消费结构的优化存在较大影响。本研究使用实证方法分析正规信贷约束影响农户消费结构的差异性发现,在总样本中,正规信贷约束并不影响农户的消费结构,农户家庭主事者年龄、健康状况以及农户的礼品礼金开支占比正向显著影响家庭改善性消费,农户参与经济活动的难度则负向显著影响家庭改善性消费。通过分组分析发现,受到信贷约束的东部地区农户的改善消费意愿容易受阻。对此,应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农户收入的稳定性,创新服务模式,丰富农村地区的金融产品供给,结合农村地区人情社会的特点,完善涉农征信服务,实现金融产品精准有效供给,缓解信贷约束,在实质上改善农户的消费结构。     

医疗保障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吗?

本文利用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测量了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并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实证检验了医疗保障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医疗保障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该效应对于不同禀赋以及不同区域的家庭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中,暂时性贫困以及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可以通过医疗保障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但是对于慢性贫困和不贫困家庭以及东部地区的农村家庭而言效果则并不显著。此外,医疗保障政策主要通过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等渠道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以上研究发现在稳健性检验和采用其他回归方法后依然成立。据此,本文认为,医疗保障是降低我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贫困家庭医保投入力度和政策保障。     

城乡家庭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用CHFS数据研究中国城乡家庭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及异质性,在考虑了金融资产组合互补性的影响后发现:(1)我国城乡家庭储蓄性和风险性金融资产每增加1%,家庭总的消费支出分别增加3.5%和1.4%,即金融资产存在显著正向的财富效应,但储蓄性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大于风险性金融资产。(2)整体上,城镇家庭的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大于农村,但在具体消费类型上,也存在农村大于城镇的证据,体现出显著的城乡异质性。(3)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对食品消费支出影响最小,刚性消费支出次之,弹性消费最大。(4)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均存在低收入家庭显著大于高收入家庭证据。考虑家庭房产价值和地区特征后的稳健性检验,均支持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及上述异质性的显著存在。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同群效应的影响——分化还是趋同

提升农村家庭消费是扩大内需、改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数据,检验了农村家庭消费的同群效应,并进一步探究了互联网使用在同群效应中的作用。研究表明：第一,农村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同群效应特征,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弱化消费的同群效应、优化农村家庭消费结构。通过对互联网使用方式的划分发现商业活动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及同群效应的作用最显著,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通过消费水平分组后发现,消费落差对低于同村平均消费水平家庭的影响显著为负,消费顺差对高于同村平均消费水平家庭的影响显著为正;互联网使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消费落差对低消费群体的负面影响,同时提升消费顺差对高消费群体的消费促进作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效果在低消费家庭中更显著。第三,进一步划分群体后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同群效应的影响在受教育水平较高、户主年龄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群体更为显著,互联网的社交娱乐使用可以对低教育水平和低家庭规模群体消费的同群效应产生抑制作用。本文研究表明,同群效应的存在使农村内部产生了消费分化...     

农村产业融合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机制路径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目的 破解农业碳排放问题是全面推进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关键举措,探索农村产业融合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有助于为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拓展新途径。方法 文章基于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产业融合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和空间影响关系。结果 （1）农村产业融合对农业碳排放存在显著的“减碳效应”。（2）基于投入要素视角,农村劳动力外流、土地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科技进步发挥了中介作用,即农村产业融合可以通过优化劳动力、土地、技术等要素间接实现“减碳效应”。（3）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碳排放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4）农村产业融合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农业存在显著的“减碳效应”。结论 充分肯定农村产业融合对农业碳排放的重要作用,继续发挥好政策、资金和技术的保障作用,深化农村产业融合进程,助推低碳农业高质量发展。     

“城居保”对中国农村家庭消费支出异质性实证研究

[目的]全面分析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家庭各项消费支出现状的影响,就进一步完善该项政策和稳定农村消费市场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方法]文章以消费和储蓄生命周期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选取合理的样本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回归分析方法探究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水平的影响。[结果]财产性收入是影响农民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因素以及投保档次的制约因素,作以存量财富为基础的财产性收入要比流量形式存在的财富具有更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即财产性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加农村家庭对养老保险的依赖程度。另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家庭消费能力表现出异质性影响。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食品性等日常性支出、文体消费支出水平明显要高于对医疗消费支出水平。[结论]国家要加大宣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积极和辐射作用,让广大农村家庭能够真正了解这项政策的意图。同时,要逐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性障碍,让更多农村家庭能够享受到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养老待遇。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实证分析

做好农村家庭财务风险的防范工作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重要环节。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使用数字金融能够显著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和创业水平、提升农村家庭的金融素养和保险参与间接降低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而通过增加农村家庭的相对收入和净资产，直接降低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边际效应在不同特征的家庭之间存在“数字鸿沟”，且不同数字金融使用类型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借贷反而提高了农村家庭发生财务脆弱的概率。因此，应持续深入推进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结合农村地方情况“因地制宜”发展数字金融，同时加强对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和网络信息安全的监管，为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保驾护航。     

信贷约束对农户消费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本文考察信贷约束强度对农户消费结构优化的影响,并通过工具变量方法缓解信贷约束的内生性。研究结果表明,信贷约束显著降低农户的消费总量,减少其生产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不利于优化农户的消费结构,而减弱农户的信贷约束强度可以显著提升农户的生产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通过考察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调节作用发现,信贷约束对低收入群体具有更强的负向作用。即仅在低收入家庭和农业收入家庭的分样本中,信贷约束会显著降低农户的消费总量、生产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因此,在贸易摩擦和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为刺激农户提升消费总量和优化消费结构,尤其是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后续政策应着力改善农户的信贷环境。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家庭生命周期是研究农户行为的重要理论视角。文章借鉴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内涵,利用扬州市邗江区289户微观样本,剖析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的影响因素。方法 统计分析法和有序Logit模型。结果 （1）家庭生命周期特征变量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有显著影响,其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初始家庭＞成熟的核心家庭＞成长中的核心家庭＞扩大家庭＞萎缩家庭;（2）政策了解程度、家庭年收入、承包地面积、农民收益增加、子女就学条件改善和居住环境改善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的关键因素。但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的关键因素存在异质性;（3）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中,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既有共同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性影响因素。结论 应重视农户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特征和演变规律,并将其作为制定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的重要依据;针对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中农户意愿的共同因素,采取普适性措施;对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中农户意愿的差异性因素进行识别,“对症下药”。     

半耕半保：转型期农村老人家庭的养老经济基础研究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农村老人的养老已成为一个重要且急迫的问题。基于对四川珠镇的调研,研究发现,农村老人家庭的养老经济基础已从传统的“土地保障”变成了“土地保障+社会保障”的混合型模式,由此构成了“半耕半保”的新型农村老人家庭养老经济基础。“半耕半保”的经济基础建立在三层逻辑基础上：第一,农村老人养老保险收入的持续增加使得养老保险的作用越来越凸显。第二,农村家庭从“三留守家庭”向“空巢家庭”转变所导致的“老人农业”萎缩,务农收入降低。第三,农村老人家庭“生存型消费”的低消费特点。在老龄化、少子化、城镇化背景下,“半耕半保”保障了农村老人家庭经济的“低强度”均衡,具有基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半耕半保”改变了传统农村老人以“土地自养”的模式,通过务农和养老保险收入的结合,构筑了一种“自养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其保障了农村老人的老年生活,有利于农村家庭发展能力的提升,降低了我国的养老成本,因此应予以重视。     

农村正规风险分担机制影响了农户人情消费吗?——基于辽宁省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辽宁省的调研数据,研究了农村正规风险分担机制建立的过程中,农户人情消费支出这种非正规风险分担机制的变动情况。结果发现:参与新农保、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农户人情消费支出显著减少,说明正规风险分担机制的建立对于人情消费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正规信贷机制未引起农户人情消费支出的减少而是使其显著增加;人情消费具有刚性,现实经济中,农户收入以及外界冲击对人情消费支出不产生显著影响。建议在农村地区针对农户重点关注的疾病、养老、教育等建立更广泛、深入的正规风险分担机制,同时健全正规及非正规的融资机制;此类措施为改善农村愈演愈烈的随礼现象,引导农户进行更理性的人情消费行为提供政策基础。     

数字化赋能：互联网使用对农户信贷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基于选择实验方法的检验和分析

“互联网+”能否赋能农村金融发展,进而缓解农户信贷约束,对激发农户发展的内生动力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三期的面板数据,采用条件混合回归(CMP)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农户信贷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互联网使用能缓解农户信贷约束,使用互联网使农户获得信贷的概率和规模分别增加5.48%和31.18%。其中,互联网使用使农户获得正规信贷的概率和规模分别提高6.45%和43.22%,但对农户非正规信贷影响不显著,说明缓解农户信贷约束主要体现在正规信贷层面。进一步地,通过多维度的农户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缓解农户信贷约束在中等收入以上、有外出务工和中等经营规模以上农户群体内作用强度更大且更显著,表明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户信贷上存在“精英俘获”现象,且在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上具有差异。而且,在考虑样本自选择问题和变量设置偏差后,结果依然稳健。因此,发展并普及互联网对完善农村信贷市场、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成效显著,应充分激发“互联网+”赋能农业的活力,但也要重视“非精英”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的共享发展问题。     

农村家庭资产与消费:来自微观调查数据的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金融资产、住房和非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及其差异性。实证表明:收入是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金融资产、住房资产和非住房资产,但非住房资产对消费有负的显著影响;无风险金融资产、风险金融资产和社保金融资产对农村家庭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住房资产对家庭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非耐用品;户主年龄特征、家庭所处地区以及家庭收入高低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差异性有一定解释力。     

新农保改善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脆弱性吗?——基于分阶段的分析

多数研究表明,社会保护政策能够降低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脆弱性;但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新农保制度的实际影响呈分化之势。本文首先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微观面板数据,根据消费均值和消费波动模型测算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脆弱性,然后在区分缴费阶段家庭和领取阶段家庭的前提下,估计了新农保制度的实施效果。结果显示,总体而言,新农保制度改善了低收入家庭的脆弱性。但是,新农保制度让处于缴费阶段的农村低收入家庭更加脆弱,其相对贡献率约为15%~18%,且其影响随家庭参保人数增加而上升;与此相反,新农保制度显著地降低了领取阶段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脆弱性,其相对贡献率达到14%~21%。     

我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动态性研究

基于2012-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FGT指数测度我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利用贫困转移矩阵分析我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状态持续与转变。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消费贫困程度增强,绝对贫困尚未缓解,相对贫困更加严重;农村家庭以暂时贫困为主,极少数农村家庭是慢性贫困;多数贫困家庭能快速退出贫困,少数非贫困家庭进入贫困。不同区域农村家庭消费贫困状况存在差异,东部地区贫困程度最轻,中部地区慢性贫困最严重,西部地区进入贫困概率最大。农村家庭消费贫困动态性分析可为我国消费贫困帮扶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农户正规金融机构信贷违约形成机理分析

本文基于吉林省3096户农户的田野调查数据及其正规金融信贷记录,对农户信贷违约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判别,分析农户正规金融机构信贷违约的形成机理。研究结论表明,其他负债显著提高了农户信贷违约的风险,且对农户信贷违约的边际影响最大,而信息透明度、家庭财务负担、家庭稳定性及家庭持续盈利能力等因素对农户信贷违约风险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在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过程中,应该首先从完善农户信息、健全农村金融功能和提高农村生活保障等方面入手,降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信贷风险形成机会,保证正规金融在解决"三农"问题过程中的主力军作用。     

农业保险如何影响农户家庭储蓄率——基于五省两期调查数据

降低农户家庭储蓄率对于“全面促进农村消费”和加速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山东、湖北、江西、四川以及云南五省2019—2020年两期入户调查数据，使用PSM-DID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农业保险对农户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得到如下研究结论：首先，参与农业保险可以显著降低农户储蓄率，且对于参保户来说，保障水平的提高对储蓄率也具有抑制作用；其次，农业保险可以通过提高农户消费、降低农户面临的客观不确定性、缓解农户对不确定性的主观担心从而降低农户储蓄率。同时，农业保险还通过“结果的示范效应”影响农户储蓄率，当参保结果产生“负向示范效应”时，农业保险对农户储蓄率不存在显著影响；最后，农业保险对高储蓄率农户影响更明显，对高兼业水平农户、高社会网络水平农户影响则较弱。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影响效应基于2017CHFS数据实证分析

目的 发挥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的效应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意义重大。方法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熵权法和VEP构建了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和期望贫困脆弱性指数,利用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在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均有显著的负向效用。结论 一方面随着脆弱性的提高,该效应呈上升趋势,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达到稳定脱贫之目的;另一方面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贫困脆弱性大幅度提高,意味着相对贫困人口仍是今后扶贫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时索贝尔中介效应检验指出,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进而发挥稳定脱贫作用。     

金融知识匮乏视角下农户信贷认知偏差与背离——基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下的异质性分析

在构建金融知识影响农户信贷认知与信贷背离的理论分析下,本文利用黑龙江、河南、四川和浙江四省粮食种植户的抽样调查数据,基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异质性,运用IV-probit模型和含工具变量的cmp模型实证分析金融知识对农户信贷背离与信贷认知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前农村金融存在深层次的隐患,农户普遍具有金融知识匮乏、信贷背离与信贷认知偏差等问题;金融知识匮乏引致农户正规信贷背离,压制农户信贷申请积极性,同时金融知识匮乏导致农户对正规信贷信息产生认知偏差;区域发展不平衡下金融知识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经济落后地区影响更为严重。因此,加强正规金融机构金融政策宣传、普及金融知识和差异化施政是改善信贷背离与信贷认知偏差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