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政策动员中的“权力——技术”及其影响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乡镇政权对村干部的政策动员,开始由激励机制、压力机制转向责任机制。乡镇政府面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现实,渐次倚重对制度性资源的技术化调配,塑造乡村"责任共同体"关系,推进政策落地。乡村政策动员中体制性吸纳、组织化协调、技术性约束和伦理化调适等权力—技术支配机制,虽可借助组织内责任关联纽带提高政策动员与执行效率,但该"权力的技术支配网络"同时也容易带来乡村治理的悬浮化、去政治化与泛政治化等"行政消解治理"问题。由此,乡村政策动员应警惕过于强化制度的工具性价值,重新发掘其治理内涵与社会价值,实现乡村治理"治术"与"治道"的平衡。     

乡村治理领域中的“内卷化”问题省思

围绕乡村社会三个时段中出现的内卷化问题,本文构建"中央政府—基层政府—村庄社会"三维分析框架,分析并比较不同时段中内卷化的形塑机制。国家代理人监控不足、基层政府压力与自利表达以及村庄社会规则功能发挥缺失共同构成乡村治理领域中内卷化问题得以延续的基本原因。三者在不同时段中差异化的表现,带来不同时段内卷化问题在形塑机制上的不同。在资源下乡过程中克服内卷化困境,需要以村庄社会公共性重建和村庄社会主体性发挥为着力点构建国家、基层政权与村庄社会之间的关联机制和制衡机制,以村庄社会规则的积极培育和有效利用克服技术治理的单向度推进。     

惠农政策挑战计生国策

普惠性的惠农政策在政策制定环节通常缺少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惠农之外的连带效应初现端倪——农村计生政策执行遭遇冲击。     

村庄结构、赋权模式与老年组织连带福利比较研究

农村老年组织连带福利是福利再生产的正外部性体现。当前研究关注连带福利的形成机理,却没有比较连带福利差异。为回答这一问题,文章在借鉴村庄社会结构的解释理路基础上,引入组织赋权模式来进行讨论,进而抽取松散型和团结型村庄的典型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村庄社会结构所内含的老人社会地位高低、非正式责任约束程度强弱,老年组织赋权模式所承载的老年精英整合程度和老年组织参与村庄治理能力共同影响了连带福利生产。这一研究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当前农村老年组织连带福利实践,也可拓展到不同村庄结构中的次级组织行动方式和行动效果的比较分析。分类对待不同村庄结构中老年组织的自主性和福利供给功能,整合老年精英参与村庄治理,促进老年组织与农村幸福院融合是提高老年组织连带福利生产能力的可行路径。     

农村低保策略性执行现状分析与应对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救助制度,在现实中由于乡村内外各种力量的渗透和对政策资源的争夺,使村组织对该制度进行了策略性执行。该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村庄治理资源的不足,但同是又导致了乡村治理的异化和村庄公共治理格局的解构等问题。对此主要应从明确农村低保政策细则,促进形成多方参与的治理监督机制,重塑以集体意识为核心的乡村价值认同治理基础等方面对政策及其执行进行应对。     

社会组织协同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以鄂尔多斯市Y农村社区为例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文章通过深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Y农村社区实地调研,得出当地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缺乏合法性地位保障、资源保障、专业人才支撑和公信力等问题。从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提出主体协同、政策协同、人才协同、价值协同的“四协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关系网络何以助力政策执行——基于冀北“煤改电”政策执行的个案研究

政策执行是政策主体与政策目标群体的交互过程,其不仅取决于科层体系内公共政策的上下流转,而且仰赖于科层系统外政策目标群体的行为遵循。不同于城市社会,乡村社会中的政策执行往往内嵌于关系网络之中。因此,本文将“社会关系网络”纳入分析框架,对政策目标群体内在关系结构之于诱致性公共政策执行的潜在机理进行理论解析,以解释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在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助力诱致性公共政策执行的内在机理主要表现为：熟人关系网络及建构于此的人际信任在意见领袖的作用下不断向政策信任转化,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信任关系所内含的信息扩散机制与信息补偿效应助推政策目标群体的行为遵循,从而推进政策落实与政策变现。该机理始于对诱致性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分析,建立在政策预期效用与乡村社会熟人关系网络的基础之上,并以乡村精英的治理转型为其运作的关键支撑。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与村庄治理现代化提升路径

农地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线索，宅基地“三权分置”革新了宅基地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效率，同时再造了乡村主体。所有权的具体明晰凝聚了村民的主体意识，资格权的期权逻辑重塑了乡村的内源主体，使用权的限制放松吸引来村庄的外源精英。乡村主体再造作为宅基地“三权分置”与村庄治理的中介，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作用力向村庄治理传递，新主体从关系嵌入、要素嵌入、权力嵌入三个维度参与村庄治理。基于其作用机制，探索出“搭建多元主体治理框架、推进治理工具契约化、推进治理知识现代化、谨防‘资本—权力’共谋博弈”的四条村庄治理现代化提升路径。     

内外因视角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基于7省25个村庄的调查

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成为当务之急。基于内外因视角,通过对中国25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发现,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产业扶贫、民生保障、组织引领、“尖兵”带头等衔接基础,但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产业发展升级困难、组织缺乏创新、内生动力不足、特惠政策减弱易返贫等衔接缝隙。提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从产业扶贫到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产业发展衔接;坚持培植村干部能力与驻村“梯度退出”相统一,实现组织保障衔接;坚持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相统一,实现动力机制衔接;从外力动员到内嵌式普惠制度发展,实现制度建设衔接。     

要闻

七部门印发《农民参与乡村建设指南（试行）》近日,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央组织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印发《农民参与乡村建设指南（试行）》,对完善农民参与乡村建设机制进行部署,明确了组织动员农民参与村庄规划、项目建设和设施管护的工作要求,对涉及村庄规划、建设、管护等乡村建设重要事项,明确应履行“四议两公开”程序,组织农民充分讨论,引导农民共议村庄规划、投身村庄建设。     

产社一体:内生型乡村产业振兴路径及其效应——基于马村鞋垫产业的考察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本文立足于田野调查经验,考察内生型乡村产业得以存续与发展的内在机制,并从总体性视角讨论其产生的社会效应。凭借本土廉价劳动力优势、稳定的用工关系、灵活的用工制度以及村庄内部的产业分工集聚等四重机制,内生型产业的发展过程深度嵌入到乡土社会之中。同时,产业发展激发了村庄内部活力,体现为村庄社会结构完整、社会竞争适度、社会秩序稳定等积极特征。乡村产业与乡土社会高度混融,形塑了稳定有序的农村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构造出“产社一体”的村庄形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方面要把握好中西部农村产业发展的定位问题,另一方面要避免资本下乡与经营脱嵌。     

乡村振兴时代“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与创新模式研究——基于浙江省源头村的个案考察

建设“零污染村庄”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宜居乡村的新方法,也是促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的新途径。本文应用协同治理分析框架,以浙江省源头村为典型案例发现,当前源头村建设“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是以污染预防控制为前提、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关键、以清洁能源推广为重点、以环境教育传播为核心、以环保公众参与为保障,从而打造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经济、社会凝聚的乡村振兴样板村。源头村在建设“零污染村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高效率的治理机制、多类型的治理资源以及共识性的治理目标的创新模式,并且通过学习机制、行政机制以及社会机制来保障“零污染村庄”创新模式的发展。为进一步发挥“零污染村庄”治理优势,提升乡村振兴绩效,未来需要从明确各主体角色定位、塑造合理性治理结构、合理配置多类型资源以及达成共识性集体行动,从而更好地推进农村环境善治目标。     

乡村治理空间再造及其有效性——基于W镇乡村治理实践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治理有效性的达成,与基层政权拥有的治理空间密切相关。乡村治理空间的再造,指的是基层政权在履行国家治理职能、形塑国家治理合法性的过程中,建构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政策执行体系。这一体系的合法性源自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供给,有效性则源自于对乡村治理需求的有效回应。基于对W镇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乡村治理空间再造的路径包括:(1)在政策分类的基础上实现治理任务的多元化和有序性;(2)通过再造政策执行主体,建构独立而完备的、多元一体的乡村治理体系;(3)政策工具多样化,为多管齐下的乡村治理策略提供条件。可见,一个富有弹性的乡村治理空间,并非是对原有治理体系的替代,而是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开放性的制度选择空间。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既要注重加强新制度的供给,更要注重激活原有的行之有效的传统治理制度及策略。当务之急是,发现并激活有效治理策略,使之纳入制度化轨道。     

乡村治理空间再造及其有效性——基于W镇乡村治理实践的分析

乡村治理有效性的达成,与基层政权拥有的治理空间密切相关。乡村治理空间的再造,指的是基层政权在履行国家治理职能、形塑国家治理合法性的过程中,建构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政策执行体系。这一体系的合法性源自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供给,有效性则源自于对乡村治理需求的有效回应。基于对W镇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乡村治理空间再造的路径包括:(1)在政策分类的基础上实现治理任务的多元化和有序性;(2)通过再造政策执行主体,建构独立而完备的、多元一体的乡村治理体系;(3)政策工具多样化,为多管齐下的乡村治理策略提供条件。可见,一个富有弹性的乡村治理空间,并非是对原有治理体系的替代,而是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开放性的制度选择空间。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既要注重加强新制度的供给,更要注重激活原有的行之有效的传统治理制度及策略。当务之急是,发现并激活有效治理策略,使之纳入制度化轨道。     

农民专业合作社:“双重控制”机制及其治理效应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中,大农对合作社的主导与控制是通过股权和社会资本的"同时动用、相互配合"来实现的,股权控制是基础,社会资本控制具体的实现形式是社会连带,当内部和外部的连带由弱变强时,合作社的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更容易实现。横向科层型合作社是最理想的治理形态,大农领办的合作社不必然完全排斥合作社本质规定性所要求的合作社功能,这要求大农在追求效率机制的同时寻求合作社的合法性机制。     

论“有为集体”与“经营村庄”——乡村振兴下的村治主体角色及其实践机制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集体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村庄发展是普遍面临的挑战。本文以W市M村的个案调查为例,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村集体角色及其实践机制。研究表明,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面对村庄衰落,村集体需要整合资本、土地等要素资源以促进村庄发展。"有为集体"与"经营村庄"是对村集体角色及其实践机制的概括。村集体通过"筑巢引凤"、进行土地流转、申请项目做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村民失地后的退养与劳动权诉求、做好村庄整体规划,"经营村庄"才得以实现。通过村集体的中介机制、利益交换与平衡机制、平等协商机制等三个机制,"经营村庄"最终能够有效运行。在乡村振兴中积极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有为集体"大有可为。     

以产业融合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振兴需融合发展,产业融合与乡村振兴内在统一。目前乡村振兴过程中还存在着盲目向“城镇化”看齐、盲目追求产业“规模化”、乡村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及乡村振兴相关政策亟待加强等难题,需要通过强化乡村振兴产业政策的融合性服务功能、完善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培育乡村产学研融合发展体系及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路径促进乡村产业融合,以产业融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论包容性村庄规划理念：融合管控与自治的治理

研究目的：通过对中国乡村空间治理和村庄规划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困境的梳理总结,提出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包容性村庄规划综合框架,讨论如何融合顶层设计的管控和自主治理的自治以增强治理的包容性。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理论分析法。研究结果：乡村空间治理被赋予的多政策目标致使村庄规划缺乏包容性,出现规划失效。融合管控与自治,采取互动、沟通、平等、互嵌的民主决策过程形成共同意识和统一行动,能增强村庄规划的包容性。包容性村庄规划具有多中心的网络化治理结构,能形成共同意识和共同行动,在竞争与合作的价值融合过程中实现资源整合和重组,实现有效规划。研究结论：通过关注边缘群体,包容性反映了政府治理和决策的开放程度。政策管控将通过制度创新、培养能力、促进信任、划定边界等措施增强村庄规划的包容性。信任、平等地位和合法性共同构成了村庄自治的基础,并通过一系列有效且具备成本效益的行动提升包容性。关于管控和自治孰优孰劣的辨析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机平衡。     

典型国家村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经验启示

村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举措,研究和分析发达国家村庄国土空间治理经验对我国完善空间治理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文章梳理日本、英国、美国、荷兰和德国等国家村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经验,总结出对我国的相关启示:(1)保障乡村产业用地,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2)优化村庄人居环境,扩大乡村振兴木桶容量;(3)加强基层管理力量,保障发展政策有效落实;(4)畅通沟通协调机制,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制度。     

子承父业的再农化与乡村振兴

本文以回流乡村的青年创业群体为研究对象，并将其概念化为再农化者，系统梳理再农化行为背后的“农业代际价值理念变迁”“农民准世袭身份制破除”“外部社会基础与内在驱动”等深层次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典型案例讨论和验证再农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机理与路径。研究发现，再农化不只是单一的劳动力要素流动方式，更是资金、技术、市场信息和经营管理才能等资源的综合性流动。通过优化合作联合、重塑乡村产业，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担当价值示范与文化引领者、村庄生态建设者与信息链接者，再农化者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中坚农民。提出“外部实现条件的推力”与“内部驱动因素的拉力”下再农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滚雪球”模式，促进乡村向产业—社区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