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

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双边政治关系能否对东道国制度环境起到一定的优化补充效应？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双边政治关系与东道国制度环境间的交互影响。本文基于2005-2014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通过构建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环境差异等指标,实证分析表明:第一,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具有一定的优化效应,促进企业海外投资;相反,双边政治冲突则表现出一定的恶化效应;第二,不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东道国制度差异均起到了一定的补充效应,降低了东道国制度距离的阻碍,增强了企业海外投资的合法性;第三,进一步,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互补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效;第四,在较差的东道国制度中,双边政治关系的优化互补效应更为显著。基于上述分析,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进程中,一方面要增强与投资东道国的互联互通,注重与制度环境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政治交流,同时要积极构筑企业自身的所有权优势,保障企业对外投资收到实效。     

政治关系、地区经济增长与企业投资行为

本文以2007～2008年我国沪深主板市场上586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政治关系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经验结果显示:(1)从整体上看,相比于没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上市公司,具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更多;(2)经济增长影响了政治关系作用的发挥,良好的经济增长弱化了政治关系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3)政治关系与投资支出之间的关系在不同规模公司之间存在差异,政治关系对投资支出的影响在小公司中更加显著。     

中国海外投资对当地政治影响

能源产业和金属产业是中国海外投资比重最大的两项产业,而中国企业到世界各国开发的同时,是否对当地政治造成影响？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员埃丽卡·唐斯（Erica Downs）的统计,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2005年到2011年之间,发放了好几个能源业的巨额贷款,包括借给俄罗斯三家公司共310亿美元、借给委内瑞拉326亿美元、借给土库曼斯坦8．1亿美元等,显示了中国重视稳固其能源供应。     

经济不确定性与全球金融资产配置——来自双边证券投资资本流动的证据

各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普遍提高给全球金融资产配置带来了严峻挑战。本文利用2009—2017年47个经济体对132个经济体的双边证券投资资本流动数据,考察母国（资本流出国）和东道国（资本流入国）经济不确定性对证券投资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母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母国股权与债权资本流出,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则会减少东道国股权资本流入。第二,当东道国面临极端经济不确定性情况时,母国经济不确定性对金融资本流出的促进作用不再显著;当母国面临极端经济不确定性情况时,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不再显著降低股权资本流入,但会显著降低债权资本流入。以上结论主要对新兴经济体的金融资产配置成立,而发达经济体的金融资产配置存在“本土偏好”。此外,东道国的金融机构发展水平越高、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越高、汇率制度越灵活,越能缓解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对证券投资资本流入的负向影响。上述发现对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的全球资产配置提供了重要启示。     

管理层激励、管理层权力与投资效率

本文针对国内外管理层激励现有研究的不足,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从委托代理理论、最优契约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出发,探索和验证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和投资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并进一步考察管理层权力对该相关性的制约作用。     

新疆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用1978-2004年数据资料基于VAR对新疆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结论说明新疆经济增长相对于储蓄和投资是外生变量,说明新疆经济发展主要靠国家投入在拉动,储蓄转化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新疆表现的非常微弱,据此如果在现有基础上,调动起储蓄投资这一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通过各种措施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和投资效率,那么会在现有水平上对新疆经济增长起到更进一步的拉动作用。     

双边投资协定质量与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

本文以2011-2019年中国制造业跨国企业的554家海外子公司数据为样本,从投资便利化、投资保护和市场准入三个维度对双边投资协定的质量加以衡量,研究双边投资协定质量水平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高质量的双边投资协定能通过降低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不确定性程度来促进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提升;相比于市场准入和投资便利化而言,投资保护条款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提升起到一定的主导性作用;进一步针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和不同所有制结构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效应以及市场准入、投资保护和投资便利化的主导性效应存在明显差异性。     

战略投资、绿地投资对我国银行业竞争力影响机制的研究

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国际资本自由化对中国银行业竞争力影响越来越明显。本文从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的两种主要方式入手,分别探讨战略投资和绿地投资对我国银行业竞争力影响机制和影响效应。客观分析外资进入给我国银行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针对战略投资和绿地投资对我国银行业竞争力产生的负向影响,给出有效的建议。     

中国海外投资对当地政治影响

<正>能源产业和金属产业是中国海外投资比重最大的两项产业,而中国企业到世界各国开发的同时,是否对当地政治造成影响?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员埃丽卡.唐斯(Erica Downs)的统计,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2005年到2011年之间,发放了好几个能源业的巨额贷款,包括借给俄罗斯三家公司共310亿美元、借给委内瑞拉326亿美元、借给土库曼斯坦8.1亿美元等,显示了中国重视稳固其能源供应。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也在2012年1月初购买了美国德文公司内布拉斯加州5个页岩油气资产权益的三分之一。     

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安全问题研究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概况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IF-DI)到走出国门进行海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的过程。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中的一个雷要部分,中国对外直接投     

浅析温州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全国经济迅猛发展,温州作为典型代表在经济和社会建设发展方面均取得长足进步。本文将着重对温州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投资展开研究,其中,按照投资主体不同具体区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在建立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本文对中国1980-2010年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短期内政府资本的产出弹性明显高于民间资本,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但从长期看,政府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为负,而民间资本则有着相当高的正的产出弹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结合现实提出些许发展建议:政府投资的作用应该是启动需求、保证经济的正常增长,而民间投资持续适度的增长才是更高水平经济增长的坚实保障。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及其前景

中国BIT的内容与美国BIT（2004）范本内容的一致性越来越多,中美在BIT主要条款上的分歧正在逐步减少。7月9日至10日,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在本轮对话中,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BITs）的谈判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     

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交流提供了平台。随着“一带一路”的实行,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往日趋密切。其中,我国与东盟国家建立了良好的投资关系,双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但是我国与东盟国家在投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冲突,以致部分投资活动难以高效推进。构建完善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是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提高中国与东盟国家投资水平的重要途径。因此,可以立足当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投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了解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从而加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建设。文章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的必要性以及可行性,提出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路径,旨在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提供科学指导。     

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通过Grange因果检验、协整关系检验以及ECM模型对江西省固定资产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江西省的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固定资产投资是江西省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拉动因素。这种拉动因素的作用也是有条件和限度的,还存在很多需要改善之处,应大力提高消费需求,促进民间投资,重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探究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效率

现阶段,企业在进行决策投资过程中,受到较多因素的影响,在市场经济变化过程中,会计信息质量对于企业的投资效率有着重要的作用.而管理层权利对会计信息质量又有所影响,因此本文对管理层权利、会计信息质量以及投资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探究三者之间存在的关系与问题.     

权力的制衡与监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视角

本文旨在分析权力制衡与监督之间的内在机理,以厘清权力、权力监督和权力制衡的概念为着眼点,进而在概念基础上阐释权力制衡和监督之间的主客体关系、运作方式以及效果性能之间的区别,再从差异性的背后发掘两者之间的共同性,并深一步从静态的比较异同走向探索两者之间的动态的交互作用。     

管理层权力、投资机会与公司风险承担

本文以2002-2011年71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动态面板的System GMM估计方法,同时考虑了三种内生性问题,研究了管理层权力、投资机会与公司风险承担的关系。研究发现:(1)管理层权力与公司风险承担负相关,投资机会与公司风险承担正相关;(2)管理层权力和投资机会不仅对公司的短期风险承担水平有影响,而且对公司的长期风险承担水平也有影响;(3)公司的投资机会越大,管理层权力与公司风险承担的负相关关系程度越强;(4)在规模较大的公司,公司管理层的权力和投资机会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程度较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发展与双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

本文选取1985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四季度的双边跨境银行信贷数据,考察包含18个报告国和191个接受国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双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的影响。基于多维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报告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双边跨境银行资本外流减少,即发生银行信贷撤回现象;报告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跨境银行资本外流越少;报告国和接受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双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变动的影响存在差异,报告国金融发展水平提升能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其跨境银行资本撤回,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接受国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跨境银行资本撤回提供更多的银行信贷。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各国央行在制定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宏观审慎政策时不仅需要实施跨周期宏观调控,而且需要考虑报告国与接受国的金融发展因素,实施差异化的双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管理措施。